1959年8月，庐山会议期间，汪东兴去看望毛主席。谈话中毛主席主动问起，“劳动大学现在办得怎么样？”汪东兴将江西共大开办近一年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毛主席听完汇报说：“看来你们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得很有起色，很有希望，要坚持办下去。”
这次庐山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也听取了邵式平省长关于创办共大的情况汇报，并题写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校名。1961年周总理又亲临江西共大庐山分校视察，并在南昌接见了总校的师生代表，与他们进行了交谈。朱德委员长1959年夏季参观了“共大成就展览”，欣然为共大井冈山分校的校刊题写了“井冈熔炉”的刊名。后又在 1962年1966年先后两次视察总校和分校，在大茅山分校还进教室与同学们一起听课。1964年他还把自己的亲侄子朱俊书送到江西共大总校学习。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几次讲话中肯定共大是半工半读的一个典型，是一个样板。总书记邓小平在有关讲话中赞扬了共大。王震、肖克、陆定一、杨秀峰等中央领导也曾先后到江西共大总校或分校视察。

1965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了《中央转发毛泽东同志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信和江西关于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办学情况报告》，将毛主席三年多以前写给江西共大的信向全党全国公开，并要求“各级领导部门认真学习研究”。信的内容为：“同志们，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五万人之多。再则，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学校，半工半学。不过同江西这类的半工半学不同。江西的工，是农业、林业、牧业这一类的工，学是农、林、牧这一类的学。而党、政、民机关的工，则是党、政、民机关的工，学是文化科学、时事、马列主义理论这样一些的学。所以两者是不同的。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一个是中央警卫团的，办了六七年了，战士、干部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后进中学，然后进大学，一九六0年，他们已进大学部门了。他们很高兴，写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可以印给你们看一看。另一个，是去年(一九六0年)办起的，是中南海党的各种机关办的，同样是半工半读。工是机关的工，无非是机要人员，生活服务人员，招待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及其他人员。警卫团是军队，他们有警卫职务，即是站岗放哨，这是他们的工。他们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些，与文职机关的学校，是不同的。一九六一年八月，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三周年纪念，主持者要我写几个字。这是一件大事，因此为他们写了如上的一些话。”

中央领导人的支持、肯定和赞扬，特别是毛主席信的公开，推动全国各省纷纷仿效江西，兴起了一个不小的创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浪朝。陕西、内蒙、黑龙江、广东、湖北、湖南等省（区）都相继办起了共大。湖南共大于1965年10月开办。省人民政府发出的“湘发［65］221号文件”决定以长沙县螺丝塘农林垦殖场为基础，创办“省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同时建立省属国营螺丝塘农林垦殖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实行以校办场，以场养校，半工半读。原螺丝塘农垦场的人员编成四个农技班，称“中专班”。同时面向社会主要是长沙市又招了一些初高中毕业生办大专班。好几个专区（市）如株洲、益阳也办了自己的共大，称专区（市）共大，后又称省分校，学生来自城镇，为一些因家庭出身等原因未能升学的城镇初高中毕业生，个别为高小毕业生。株洲市共大校址设北区清水塘大华园艺场，益阳专区共大校址设益阳县茈湖口永丰闸干渠末端的注澜湖畔。然而，各省创办的共大与江西共大相比却程度不同地有些走样，有的甚至完全走样。例如湖南的益阳专区共大就完全走了样。江西共大有明确的办学目标和完整的教学计划，有大批大专以上学历的专业教师，开设了许多专业课程，学生真正地半工半续，又劳动又接受专业技术教育培训，劳动与学习因时合理安排，农忙时劳动实践多些，农闲时学习专业理论课程多些。总校与各分校培养的学生是要毕业并分配的，大部分哪来哪去，即“社来社去”，也有个别留校任教或分配到地方农林部门与供销社工作。而湖南益阳专区共大却不是这样。没有明确的办学方向与目标，没有任何教学计划，除派了几个管理干部和从地区农科所抽调了几个农技师外，没配一个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专业课教师，没开设一门专业理论课程，学生没上过一天课，只工不读，除了劳动，没接受过任何专业技术培训。招学生时就没想过让学生毕业，实质上办成了一个安置农场。江西共大面向农村招收学生，主要招收青年农民入学，向农村输送经培训有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人才，是真正办学。而湖南益阳专区共大却面向城市，全部招收城市未能升学的高初中及高小毕业生，把开办共大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合流，使其嬗变为了城市知青下乡的一种安置形式。湖南益阳专区共大开办不到一年，就逢上文革爆发，学校旋即随同整个社会陷入动乱，上下都茫然失措，不知共大何去何从。后“军宣队”、“贫宣队”先后进驻学校，人为制造“阶级斗争”，大揪“阶级敌人”与“反革命分子”，挑动学生互批互斗，乱整所谓出身不好的学生，对他们进行高压甚至迫害，致许多学生被吊被打，逼得个别学生不堪忍受而自残自杀。湖南益阳专区共大建校几年，大部分时间陷于文革混乱状态，不仅没能让学生学到专业知识和掌握有用技能，还给几百学子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身心创伤。

文革结 束，高考恢复后的1978年，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经国务院批准，被列为过全国重点高等院校。但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国情与政治意识形态环境逐渐变化，经济与教育逐渐转轨，共大的改制与消失成了历史必然。这类在中国农业大国时代建立的单纯面向农村为农村培养输送人才的学校显然已经不符合迅速发展的工业现代化与城镇化的要求，它的历史使命已然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