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是中国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史上的又一个重要时期。日军侵华战争,不仅造成了大批的难民逃离家园故土,还使得无数平民惨遭杀戮,孩童失去双亲,成为了无依无靠的难童孤儿。实际上,这些无依无靠的的难童即是流浪儿童,他们尚未成年,自立能力差,非常需要社会的关怀和呵护。因此,难童的救济与教养也就为
抗战时期慈善救济的重点。据推算,在内迁的1500万难民中,有难童约400万,其中亟待救济者至少亦有数十万人。[37]
抗战一开始,社会各界就对流浪儿童的救助表现出极为关切和重视。从北平、上海、南京等地流亡来汉的大批文化教育人士纷纷呼吁人们重视救济难童。如“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就对难童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提出对他们要予以特别的爱护,施以合乎时代的教育。宋美龄于1937年抵达武汉后,紧急召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
抗战将士总会在汉的委员举行会议,讨论救济妇女儿童的事宜。随后又在《妇女生活》上刊文,倡议救济难童:“我们怎么能够任他们去流浪,变成乞丐,变成匪徒,变成嗷嗷待哺的饿殍。……谁不应该去救济他们,救他们出水深火热的苦难,帮助他们成为有作有为的国民,将来也担负起捍卫国家复兴民族的一部分责任呢?”[38]这就为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作了舆论宣传。1938年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正式成立,由宋美龄为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在战时儿童保育会筹建过程中,中共妇女干部邓颖超、刘清扬等人也积极参与,多方奔走,出谋划策,推动和促进了这一救助难童的慈善机构的顺利建立。随后她们又在保育会中任理事,筹办保育院,为保护民族下一代也做出了很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