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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两对翅膀
1楼
黄嘉禾 发表于：2010/1/20 10:44:00
2楼
黄嘉禾 发表于：2010/1/20 10:45:00大翅为包金,小翅为银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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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龙飞 发表于：2010/1/20 16:47:00出么什么价格
4楼
战火纷飞 发表于：2010/1/20 23:04:00是什么帽徽？
5楼
黄嘉禾 发表于：2010/1/21 8:59:00http://www.flyingtiger-cacw.com/
中国飞虎队研究学会的回复.
您好：
在日本投降後，在中國作戰的飛虎隊員，不少繼續留在中國，參加陳納德和律師合夥人魏勞爾在1946年組成的「民航空運大隊」（Civil Air Transport，簡稱CAT），仗著陳納德與蔣介石的特殊情誼， 质持袊?目者\市場。雖然中國當時已經有「中國」和「中央」兩家航空公司，也在和泛美航空商談合作事宜，不過由於民航大隊有充足的外匯，因此迅速搶到相當大的市場。
您的兩帽徽我都沒見過不知是否正確，但CAT的 Logo是正確的(CAT中有一橫線右有小飛機)，應為CAT駕駛員帽徽沒錯。另一“華”字就不知了“華航”的Logo並非是如此，抱歉無法告之，謝謝您的來信。
翟永華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1-21 9:45:55编辑过]
6楼
黄嘉禾 发表于：2017/2/23 14:17:00中央情报局在台湾的秘密活动
ＣＩＡ的黑箱里藏著一支秘密空军
陈香梅丈夫陈纳德成立的ＣＡＴ民航公司，随著国府在大战事失利，也跟著转进台湾。五○年代被美国中情局收後，在接下来的韩战、李弥方案以及西藏康巴抗暴事件中，都与国府配合，成为反共游击任务的一大力量。
许多人以为中华航空公司是台湾第一家「背国旗」的空公司，事实上，早在五十年代初就有一家「背国旗」的航空公司飞国内和国际航线，这家公司叫「民航空运队」，简称民航队，英文名称是ＣＡＴ（Civil Air Transport）。在五、六十年代，民航队是台湾唯一飞国际航线的公司，尽管它只飞香港、东京、马尼拉和曼谷等亚洲城市，但它在国人的心目中颇有分量，似乎象徵了正在萌芽的民航事业，尤其是ＣＡＴ客机上所背的国旗，为国人带来了骄傲，认为它代表了风雨飘摇中的台湾的安定与成长。
民航公司反共先锋
讽刺的是，在宝岛天空上和亚太航线上飞来飞去的ＣＡＴ，机身上虽背著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它却与中华民国政府毫无关系，它不是国营事业，亦不是国人自营的民航公司，它完完全全是美国中央情报局（ＣＩＡ）所拥有、所经营的航空公司。它虽经营民航业务，但它最主要的工作却是从事对抗中国共产党的秘密任务，从空投地下工作人员到支援韩战，从空运武器给西藏和滇缅边区游击队到支持中南半岛反共活动。ＣＡＴ在五、六十年代成为中情局的一支「秘密空军」，同时也是该局最大的一个黑箱作业。它背著中华民国国旗，纯是为了掩护；蒋介石政府愿意让它挂著国旗到处招摇，因为ＣＡＴ在国共内战期间曾大力帮过国府的忙，而ＣＩＡ又是以反共为职志的情报机构，蒋认为ＣＡＴ背中华民国国旗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双方亦可互相利用。
民航队是陈香梅的丈夫、飞虎将军陈纳德和魏芬尔（Whiting Willaner）於一九四六年十月成立，国府行政院善後救济总署贷款二百万美元给民航队，一批中美人士亦出了一点资本，其叫包括金城银行的王文山。陈纳德在战时组织志愿队（即飞虎队）来华参战，予日本空军重创，志愿队（ＡＶＧ）後被美国政府收编为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Chairo L. Chennault）出任司令。在战时，陈与蒋宋孔家族和中国文武高官相处甚欢，但和他的上司，美军驻华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Joe Stilwell）关系极坏，史认为空军并不重要，陈则强调空军之不可或缺，而史又与蒋非常不睦，故促成蒋、陈的密切合作。
著眼发财插手民航
战後一些颇有生意眼光的美国人，看准了中国和南美将是个淘金窟，积极在这两个地区开设公司行号，企图大发战後财。曾协助飞虎队策划後勤业务的魏芬尔，是个理财专家，他加入柯克兰兄弟（Thomasand David Corcoran）和杨曼（William S. Youngman）所成立的里约华夏——南美公司（Rio Carhay-S.A.）公司，此时魏芬尔正与宾州航空公司商量开办一家小型的航空公司，里约华夏公司即嘱魏芬尔试探在中国创设民航公司的可能性，他们希望在中国（包括东北）、缅甸、中南半岛设立航线。於是魏芬尔找到陈纳德谈这件事，没想到陈也想开设航空公司，不过陈是应云南省主席，素有「云南王」之称的军阀龙云之邀，筹办一家省属航空公司，专事运送滇锡兼做一些民航业务。
魏芬尔与陈纳德商谈的结果，再加上联合国善後救济总署署长拉瓜迪亚（Fiorello LaGuardia，曾做过纽约市长）的鼎力促成，民航队始克成立。民航队创立伊始即遇到国共内战全面爆发，民航队大发「内战财」，帮国府运弹药、军队伤患和装备，并在战争地区空投大量物资。民航队参与的此役包括东北会战（辽渖战役）、济南之战、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太原包围战、西南地区战斗、广州撤退和海南岛撤退等。
国府撤守台湾，民航队亦跟著来到台湾。蒋介石政权失去大陆，民航队亦失掉发「内战财」的机会；一九五○年一月，民航队面临破产的危机，由於冗员众多，待遇过高再加上飞行时数从每月三千小时骤降至每月五百小时，入不敷出，民航队必须在美国找到财源才能撑下去，否则□有关门。一九五○年二月，民航队首先开辟台湾岛内航线，使用Ｃ—四七运输机改装成「豪华」客机，每天作环岛飞行，从台北松山机场起飞，经花莲、台东、台南、马公再回到台北；同年三月二日民航队再增添台北——台南之间每日来回班机，不久国府与香港当局达成协议，ＣＡＴ开始飞香港——台北，其後又和泰国太平洋海外航空公司合作开辟每周一次的新加坡、曼谷、香港、台北、东京包机。尽管如此，民航队还是失血过多，裁员、减薪皆未能凑效，一九五○年头三个月即亏损六十七万一千美元，在当时这是一个大数目。民航队必须尽速想办法在美国寻觅财源，以挽救危在旦夕的公司。
冷战时代地下颠覆
美国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冷战时代开始之际，成立了一个「政策协调室」（ＯＰＣ），这个名不符实的机构专门在共党国家和一些政治生命力脆弱的地区从事地下反共活动。此机构虽隶属於一九四七年成立的中情局，但它却直接向国务院和国防部负责，一九五○年开始由中情局控制，一九五二年并入中情局新近设置的计划部（ＤＤＰ）。在国共内战转趋激烈时，政策协调室曾拨款五十万美元给民航队，委托他们进行收集情报和空运特务。中国大陆变色後，美国情报头子唐诺万（Bill Donovas）和华府闻人汤玛斯、柯克兰曾商议由中情局在中国大陆周围成立一条航线，专事对付中共，这条航线涵盖南韩、日本、冲绳、台湾、马尼拉、香港、中南半岛、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等地。
民航队的魏芬尔到美国寻找财源，中情局知之甚详，但未作任何反应，不过当魏芬尔威胁性地提出民航队可能会卖给中共或透过第三者转售中共的说法时，中情局开始紧张了。一九五○年三月初中情局内部作了一项评估後认为民航队很有价值，应予收购，三月十三日，国务院、国防部和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召开协商会议批准中情局收购民航队的决议。
不过，台湾却成了这项收购计划的烫手山芋，因其时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乃是国务卿艾奇逊所说的「不闻不问政策」（hands-off policy），华府对台军经援助皆已中断，远东事务助卿鲁斯克和军援局局长雷姆尼兹（Lyman Lemnitzer）少将讨论如何在美国现行政策之内协助国府，他们的结论是唯有在国府向美国购买军事装备时批准厂商的出口执照。中情局还是按照预定计划进行，一九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由一位代表中情局的银行家出面，与民航队签下初步协议。民航队当时拥有十九架Ｃ—四六Ｓ、一架Ｃ—四七和四架Cessna一九五S。
透过关系请求帮忙
中情局正在洽购民航队时，陈纳德和魏芬尔曾请求国府帮忙，一九五○年四月初，陈、魏向蒋宋美龄、行政院长陈诚、外长叶公超、交通部长贺衷寒等人洽商，希望国府多给民航队一些生意，国府答应包下民航队五、六、七月份的生意，每个月先付二十五万美元，但後来民航队却未收到半分钱。四月下旬海南岛沦陷，五月中旬舟山撤退，台湾局势极为紧张，陈纳德甚至在关岛安排了二十架Ｃ—四六Ｓ运输机以备台湾沦陷时作应变之用。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韩战爆发，政策协调室负责人魏斯纳（Frank G. Wisner）决定要买下民航队，以便进行秘密活动并防止第三者加以收购。不过鲁斯克却提出异议，他担心民航队会和泛美、西北这两家公司发生恶性竞争，经过详细说明之後，国务院始未再坚持。八月二十三日，中情局正式由银行家丹恩（Richard P. Dunn）代表与民航队所成立的魏芬尔贸易公司达成最後协议，中情局先付七十五万美元，十二月再付十万，一九五一年秋天再付十万。
中情局买下民航队後，刻意架空陈纳德，因中情局担心陈与国府的密切关系并不利於民航队的秘密作业。因中情局在亚洲所从事的反共秘密活动并非都是蒋介石政府所乐意知道的，其中最敏感的是中情局曾秘密训练一批反共亦反蒋的第三势力人士，这批在塞班岛受过训的人再由民航队空投至大陆。因此，中情局特别将陈纳德调升为董事长，让他无所事事，每逢有敏感的秘密作业时，即叫陈纳德返美述职，以防陈向蒋泄密。
真正使民航队起死回生的是韩战。韩战猝起，美国空军措手不及，无法空运大批部队、武器、装备、弹药和补给，美军（麦帅总部）乃与民航队签订合同，由ＣＡＴ进行一项代号BOOK LIFT的作业。韩战期间，民航队执行了一万五千多次任务，载运二万七千吨补给、邮件和伤患；特别是在一九五○年九月至一九五一年一月的紧急关头，民航队扮演了极重要的直接支援战斗的角色。它的飞机在韩战时暂时不再背中华民国国旗，美国空军飞机亦加入民航队行列，机身□漆ＣＡＴ符号。除了在战场上执勤，政策协调室亦利用民航队在日本、南韩活动，以避开李麦帅总部的管制，同时在远东地区空运一批游击队至北韩和中国大陆活动。
ＣＩＡ的黑箱里藏著一支秘密空军
陈香梅丈夫陈纳德成立的ＣＡＴ民航公司，随著国府在大战事失利，也跟著转进台湾。五○年代被美国中情局收後，在接下来的韩战、李弥方案以及西藏康巴抗暴事件中，都与国府配合，成为反共游击任务的一大力量。
许多人以为中华航空公司是台湾第一家「背国旗」的空公司，事实上，早在五十年代初就有一家「背国旗」的航空公司飞国内和国际航线，这家公司叫「民航空运队」，简称民航队，英文名称是ＣＡＴ（Civil Air Transport）。在五、六十年代，民航队是台湾唯一飞国际航线的公司，尽管它只飞香港、东京、马尼拉和曼谷等亚洲城市，但它在国人的心目中颇有分量，似乎象徵了正在萌芽的民航事业，尤其是ＣＡＴ客机上所背的国旗，为国人带来了骄傲，认为它代表了风雨飘摇中的台湾的安定与成长。
民航公司反共先锋
讽刺的是，在宝岛天空上和亚太航线上飞来飞去的ＣＡＴ，机身上虽背著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它却与中华民国政府毫无关系，它不是国营事业，亦不是国人自营的民航公司，它完完全全是美国中央情报局（ＣＩＡ）所拥有、所经营的航空公司。它虽经营民航业务，但它最主要的工作却是从事对抗中国共产党的秘密任务，从空投地下工作人员到支援韩战，从空运武器给西藏和滇缅边区游击队到支持中南半岛反共活动。ＣＡＴ在五、六十年代成为中情局的一支「秘密空军」，同时也是该局最大的一个黑箱作业。它背著中华民国国旗，纯是为了掩护；蒋介石政府愿意让它挂著国旗到处招摇，因为ＣＡＴ在国共内战期间曾大力帮过国府的忙，而ＣＩＡ又是以反共为职志的情报机构，蒋认为ＣＡＴ背中华民国国旗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双方亦可互相利用。
民航队是陈香梅的丈夫、飞虎将军陈纳德和魏芬尔（Whiting Willaner）於一九四六年十月成立，国府行政院善後救济总署贷款二百万美元给民航队，一批中美人士亦出了一点资本，其叫包括金城银行的王文山。陈纳德在战时组织志愿队（即飞虎队）来华参战，予日本空军重创，志愿队（ＡＶＧ）後被美国政府收编为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Chairo L. Chennault）出任司令。在战时，陈与蒋宋孔家族和中国文武高官相处甚欢，但和他的上司，美军驻华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Joe Stilwell）关系极坏，史认为空军并不重要，陈则强调空军之不可或缺，而史又与蒋非常不睦，故促成蒋、陈的密切合作。
著眼发财插手民航
战後一些颇有生意眼光的美国人，看准了中国和南美将是个淘金窟，积极在这两个地区开设公司行号，企图大发战後财。曾协助飞虎队策划後勤业务的魏芬尔，是个理财专家，他加入柯克兰兄弟（Thomasand David Corcoran）和杨曼（William S. Youngman）所成立的里约华夏——南美公司（Rio Carhay-S.A.）公司，此时魏芬尔正与宾州航空公司商量开办一家小型的航空公司，里约华夏公司即嘱魏芬尔试探在中国创设民航公司的可能性，他们希望在中国（包括东北）、缅甸、中南半岛设立航线。於是魏芬尔找到陈纳德谈这件事，没想到陈也想开设航空公司，不过陈是应云南省主席，素有「云南王」之称的军阀龙云之邀，筹办一家省属航空公司，专事运送滇锡兼做一些民航业务。
魏芬尔与陈纳德商谈的结果，再加上联合国善後救济总署署长拉瓜迪亚（Fiorello LaGuardia，曾做过纽约市长）的鼎力促成，民航队始克成立。民航队创立伊始即遇到国共内战全面爆发，民航队大发「内战财」，帮国府运弹药、军队伤患和装备，并在战争地区空投大量物资。民航队参与的此役包括东北会战（辽渖战役）、济南之战、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太原包围战、西南地区战斗、广州撤退和海南岛撤退等。
国府撤守台湾，民航队亦跟著来到台湾。蒋介石政权失去大陆，民航队亦失掉发「内战财」的机会；一九五○年一月，民航队面临破产的危机，由於冗员众多，待遇过高再加上飞行时数从每月三千小时骤降至每月五百小时，入不敷出，民航队必须在美国找到财源才能撑下去，否则□有关门。一九五○年二月，民航队首先开辟台湾岛内航线，使用Ｃ—四七运输机改装成「豪华」客机，每天作环岛飞行，从台北松山机场起飞，经花莲、台东、台南、马公再回到台北；同年三月二日民航队再增添台北——台南之间每日来回班机，不久国府与香港当局达成协议，ＣＡＴ开始飞香港——台北，其後又和泰国太平洋海外航空公司合作开辟每周一次的新加坡、曼谷、香港、台北、东京包机。尽管如此，民航队还是失血过多，裁员、减薪皆未能凑效，一九五○年头三个月即亏损六十七万一千美元，在当时这是一个大数目。民航队必须尽速想办法在美国寻觅财源，以挽救危在旦夕的公司。
冷战时代地下颠覆
美国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冷战时代开始之际，成立了一个「政策协调室」（ＯＰＣ），这个名不符实的机构专门在共党国家和一些政治生命力脆弱的地区从事地下反共活动。此机构虽隶属於一九四七年成立的中情局，但它却直接向国务院和国防部负责，一九五○年开始由中情局控制，一九五二年并入中情局新近设置的计划部（ＤＤＰ）。在国共内战转趋激烈时，政策协调室曾拨款五十万美元给民航队，委托他们进行收集情报和空运特务。中国大陆变色後，美国情报头子唐诺万（Bill Donovas）和华府闻人汤玛斯、柯克兰曾商议由中情局在中国大陆周围成立一条航线，专事对付中共，这条航线涵盖南韩、日本、冲绳、台湾、马尼拉、香港、中南半岛、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等地。
民航队的魏芬尔到美国寻找财源，中情局知之甚详，但未作任何反应，不过当魏芬尔威胁性地提出民航队可能会卖给中共或透过第三者转售中共的说法时，中情局开始紧张了。一九五○年三月初中情局内部作了一项评估後认为民航队很有价值，应予收购，三月十三日，国务院、国防部和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召开协商会议批准中情局收购民航队的决议。
不过，台湾却成了这项收购计划的烫手山芋，因其时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乃是国务卿艾奇逊所说的「不闻不问政策」（hands-off policy），华府对台军经援助皆已中断，远东事务助卿鲁斯克和军援局局长雷姆尼兹（Lyman Lemnitzer）少将讨论如何在美国现行政策之内协助国府，他们的结论是唯有在国府向美国购买军事装备时批准厂商的出口执照。中情局还是按照预定计划进行，一九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由一位代表中情局的银行家出面，与民航队签下初步协议。民航队当时拥有十九架Ｃ—四六Ｓ、一架Ｃ—四七和四架Cessna一九五S。
透过关系请求帮忙
中情局正在洽购民航队时，陈纳德和魏芬尔曾请求国府帮忙，一九五○年四月初，陈、魏向蒋宋美龄、行政院长陈诚、外长叶公超、交通部长贺衷寒等人洽商，希望国府多给民航队一些生意，国府答应包下民航队五、六、七月份的生意，每个月先付二十五万美元，但後来民航队却未收到半分钱。四月下旬海南岛沦陷，五月中旬舟山撤退，台湾局势极为紧张，陈纳德甚至在关岛安排了二十架Ｃ—四六Ｓ运输机以备台湾沦陷时作应变之用。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韩战爆发，政策协调室负责人魏斯纳（Frank G. Wisner）决定要买下民航队，以便进行秘密活动并防止第三者加以收购。不过鲁斯克却提出异议，他担心民航队会和泛美、西北这两家公司发生恶性竞争，经过详细说明之後，国务院始未再坚持。八月二十三日，中情局正式由银行家丹恩（Richard P. Dunn）代表与民航队所成立的魏芬尔贸易公司达成最後协议，中情局先付七十五万美元，十二月再付十万，一九五一年秋天再付十万。
中情局买下民航队後，刻意架空陈纳德，因中情局担心陈与国府的密切关系并不利於民航队的秘密作业。因中情局在亚洲所从事的反共秘密活动并非都是蒋介石政府所乐意知道的，其中最敏感的是中情局曾秘密训练一批反共亦反蒋的第三势力人士，这批在塞班岛受过训的人再由民航队空投至大陆。因此，中情局特别将陈纳德调升为董事长，让他无所事事，每逢有敏感的秘密作业时，即叫陈纳德返美述职，以防陈向蒋泄密。
真正使民航队起死回生的是韩战。韩战猝起，美国空军措手不及，无法空运大批部队、武器、装备、弹药和补给，美军（麦帅总部）乃与民航队签订合同，由ＣＡＴ进行一项代号BOOK LIFT的作业。韩战期间，民航队执行了一万五千多次任务，载运二万七千吨补给、邮件和伤患；特别是在一九五○年九月至一九五一年一月的紧急关头，民航队扮演了极重要的直接支援战斗的角色。它的飞机在韩战时暂时不再背中华民国国旗，美国空军飞机亦加入民航队行列，机身□漆ＣＡＴ符号。除了在战场上执勤，政策协调室亦利用民航队在日本、南韩活动，以避开李麦帅总部的管制，同时在远东地区空运一批游击队至北韩和中国大陆活动。
7楼
黄嘉禾 发表于：2017/2/23 14:17:00韩战开打角色吃重
一九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共派遣志愿军参战，民航队的任务更形重要，中情局开始对北京发动秘密作战。与民航队关系最密切的政策协调室（ＯＰＣ）乃是当时执行秘密活动的主导单位，随著冷战的白热化，协调室编制大幅度扩充，从一九四九年的三百零二人、四百七十万预算，膨胀至一九五二年的二千八百一十二人、八千二百万预算。在协调室的策划下，民航队在五、六十年代展开了一系列秘密对抗中共的行动，首先是在一九五一年二月七日由三架Ｃ│四六Ｓ和一架Ｃ│四七自冲绳运送中情局秘藏於该岛的军火至曼谷，再转交给滇缅边区打游击的国军将领李弥。李弥为黄埔四期，云南人，抗战时打通滇西建功，一九四九年以第十三兵团司令身分参与徐蚌会战失利，逃至上海；一九五○年出任云南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大陆变色後，率部退至滇缅边区打游击。李弥残部初期有四千人，後增至八千。一九五一年五月初李弥残部向云南推进，五月底撤回缅甸，伤亡惨重，七月份李的副手吕国铨率二千部队攻入滇境，一周後即被打退，徒劳无功。
中情局原来的构想是利用李弥残部在云南一带发动大规模战事以吸引中共的注意，并迫使中共不得不将参加韩战的志愿军调往云南地区以解除美军的压力。
但李弥残部既不中看亦不中用，不堪共军一击，颇令中情局失望。民航队支援李弥残部乃系一项秘密作业，连美国驻泰国大使馆亦被蒙在鼓里，经美联社记者西摩．托平（Seymour Topping）从民航队飞机在西贡加油和曼谷转运时，挖到了大新闻。消息发布後，引起国际间的轩然大波，缅甸政府向联合国提出抗议，控诉国府干预内政、制造不安，国府在美国的保护下否认与李弥残部有关。
一九五二年八月，李弥残部又突袭云南，几天内即被逐退，缅甸政府再向联合国抗议，坚持李弥残部必须撤出。民航队於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开始协助撤退李弥残部和眷属，总共撤出五千五百八十三名官兵，一千零四十名家眷到台湾，但仍有一批残军留在缅北，中情局说，他们这批散兵游泳「种植鸦片的兴趣比打共产党还高」。
中情局协助撤退李弥残部及眷属六千多人，向国府要钱，一人一百二十美元，他们提供李弥大批军火，却是免费供应。
秘密筹划李弥方案
「李弥方案」（Li Mi Project）是中情局秘密反共活动中的一部分，一九五一年二月，美国「联合战略计划委员会」曾和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磋商在中国大陆境内支援反共游击队事宜，当时国府对此宣称大陆内部至少有一百万反共游击队听命於蒋介石，陈纳德并据此在纽约前锋论坛报发表系列文章广为宣传，但据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特设的联合情报小组估计中国大陆约有六十万反共游击队，效忠蒋介石的不到一半，而由台北所指挥的则「几乎没有」。
中情局在台湾除拥有民航队和台南的亚洲航空公司之外，并虚设了一个西方公司（Western Enterprises）做为中情局特务掩护身分之用，特务之间皆戏称公司为「西方汽车」（Western Auto）。指挥中情局活动的皮尔斯（Raymond W. Peers）则住在武昌新□公寓调度一切，同样住在武昌新□的还有陈纳德与退役海军上将、国府军事顾问柯克（Charles M. Cooke）。
支援康巴对抗中共
中情局与民航队所进行的第二项秘密活动是训练第三势力游击队。一九五一年中情局开始在香港召募既反共亦反蒋的第三势力人士到中国东北打游击。中情局以「远东开发公司」的名义发报聘请有志者到关岛讲习，事实上是到塞班岛中情局花了二千八百万美金所盖的训练中心受训或到日本外海的一个小岛上接受求生训练。在一九五一年至五三年之间，共有二百一十二名第三势力游击队被民航队空投至辽宁、吉林，其中一百零一人被杀、一百一十一人被俘，大部分一落地即投降。两名中情局特务被俘，费陶（Rihard G. Facteau）被关了十九年，唐尼（John T. Downey）多关两年，两人都在尼克森一九七二年二月访问北京前後获释。
民航队的第三项秘密任务为支援西藏反共游击队，特别是强悍好战的康巴族（Khambas）战士。自一九五八年十月至一九五九年二月，中情局交由民航队运送十吨武器空投给康巴；一九五九年中情局并在科罗拉多州彼得森地区设立秘密营地训练康巴战士，由民航队专程自印度载运他们（第一批二百五十名）到科州。
一九六一年春天，康巴掳获一千六百页中共机密文件，中情局始相信中苏确实分裂，中情局出身、後来当驻北京大使的李洁明说，那批文件弥足珍贵。一九五九年春季，藏胞大规模反共，达赖化装成农民逃亡，他的身边亦跟著一个假农民，这个人是中情局特务东尼．波（Tony Poe），此人曾在台湾协助蒋经国训练反共救国军。
民航队的其他秘密活动，范围甚广、项目颇多，南韩民航公司最初亦是中情局和民航队协助创立；民航队在介入印尼反共（反对苏卡诺总统亲共）活动，奠边府撤退、越菲泰寮和高棉的反共活动以及南韩对抗北韩与中共的地下行动。
中情局、政策协调室和民航队在五、六十年代的「精诚合作」，并未给中共带来多大麻烦，只不过为东西方冷战制造一些小涟漪，以至虚掷庞大的经费和损失不少生命。民航队於一九六八年结束後，中情局一名老特务却说，二十多年来，ＣIＡ从未让我们失望过！
8楼
在路上的人 发表于：2017/2/23 22:58:00楼上的好资料
9楼
mylovelyangel 发表于：2019/2/1 12:11:00好资料
共10 条记录, 每页显示 10 条, 页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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