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春，我脱下绿军装，转业到台安县公安局。在政工科帮了仨月忙，终于如愿以偿进了刑警队当内勤。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辽南一带开始有人做起倒卖银元生意。他们手里拿的绝大多数为“袁大头”，就是上面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币。他们既收购银元也出售银元，吃的是买与卖之间的差价。这在当时属于违法行为，获利数额较大就犯了投机倒把罪。如果倒卖的是假银元的话，则构成诈骗罪。

4月1日刚上班，刑警队长林子清就让我和内勤组长杨青峰到局长办公室去一趟，说刘局长要面授机宜。原来，警队刚刚接到线报：在黄沙坨公社发现有人倒卖银元。县局要求派两名侦查员化装成买主打入内部，诱其上钩，搞清内幕，一网打尽。内勤组的老郝和警校毕业生小金已经和中间人接上了头。那时没有手机，通讯手段也非常落后，刘局不放心，觉得有必要再增加一条“复线”。“你们的任务是充当接头地点和黄沙坨派出所之间的联络，紧急关头直接支援老郝他们。”刘局把他那把崭新的“六四式”取下来，让我带上，叮嘱道：“小王，你刚从部队回来，黄沙那块儿基本上没人认识你。你要服从指挥，见机行事，搞好配合，完成任务。”

4月的辽南大地，风沙弥漫，乍暖还寒。上午9点多钟，我和内勤组长杨青峰灰头土脸，出现在黄沙坨街头。我穿着一身劳动服，手里拿一个油渍麻花的编织袋，不时和马路两边的小商贩讨价还价，形象和化肥厂食堂的采购员差不多。

接头地点是黄沙街里北头的一家小饭馆。老郝、小金，还有那个中间人，正围坐饭桌旁神聊胡侃，壶酒盘菜腾腾冒着热气，等着卖主出现。饭店里的情况，通过老郝借口出来解手，告诉在附近转悠的老杨，老杨再传给我，向指挥部报告。单线联系，整的像地下党似的。

时间一分一秒走向中午。老郝传出情报：定于12点半和卖主在饭馆进行交易。指挥部立即处于临战状态，山雨欲来，张网以待。我摸了摸腰间刘局的小手枪，心中一阵狂喜。小时候看电影，警察叔叔抓坏蛋的场面即将真实再现。

然而，狡兔三窟。正当警察准备包围饭店时，卖主改变了交易时间和地点。指挥部决定取消行动，回派出所待命。我和老杨谁也没吃午饭，下午又一路尾随老郝、小金和中间人，在黄沙公社西面的屯子里玩起了捉迷藏游戏。谢天谢地，总算在一户农家院锁定了新的交易地点。老杨留在附近蹲守，令我赶紧返回派出所搬兵。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刑警队员和派出所民警悄悄包围了那座院子，静候鱼儿上钩。

其实，大鱼已经入网了。就在我回派出所的当口，两个卖主乘一辆破摩托，提着精致的箱子，溜进了农家院。此时，老郝和小金正和盘山县坝墙子农场来的3个银元贩子讨价还价呢。可以想象，老郝故作懂行地用拇指和中指捏着一枚银元，使劲儿一吹，然后放到耳边听声音，还真像那么回事。就在好戏即将落幕时，只见一个贩子出来撒尿，四处张望，突然大叫一声：“不好！有警察！”转身发动摩托车，就往大门口冲了过来。“别让他跑了，给我截住！”林队长一声令下，枪声顿时划破小村的宁静。我也掏出刘局的六四手枪，鸣枪示警，趁机过了一把枪瘾。贩子哪见过这架势？扔下摩托撒丫子往回跑。埋伏在周围的干警一拥而上，将3名贩子，当然还有老郝、小金全部抓获，戴上手铐。

当时有个词儿叫“突审”，不出所料，他们倒卖的“袁大头”都是假银元，主要成分为锡合金，由四川省大足县嫁到盘山县坝墙子农场的女子谢某提供。当晚，林队长派出一干人马赶赴盘山县拘捕谢某。直到晚8点，我和组长老杨早已是饥肠辘辘，午饭、晚饭合二为一。老郝也一瘸一拐地出现在饭桌前，问何故？原来大家实施抓捕时，为了演的逼真，假戏真做，把老郝的老胳膊老腿踹得实在狠了点。老郝嗔怪道：“干啥呀？有深仇大恨咋的？不能轻点啊！”我只得向老郝频频敬酒，表示歉意。

经过数月侦查、预审，轰动一时的制造、倒卖假银元大案浮出水面。此案共抓获涉案人员21人，收缴假银元1123块。1982年11月23日，包括谢某和三个贩子在内的5人，被县法院分别判处1至5年不等有期徒刑，但仍有大量的四川大足版假银元流向市场甚至海外。

我的警察生涯始于刑警，入警第一案就让我体验了惊险与刺激，品味了疲惫与艰辛。刑警这一行，鲜花和荆棘同在，风流和困惑并存。当警察就要干刑警，不枉此生！

遗憾的是，我的刑警梦属于昙花一现型，仅一年就宣告结束了。随之而来的“严打”，我被抽调到县政法委搞材料综合，以后一直在公安政工、宣传、调研岗位跳来跳去，再没有回到刑警队。好在我依然可以用笔去记录刑警兄弟破案的山重水复，去讴歌人民卫士的铁血风流。

30载岁月悠悠。当年刑警队内勤三人组中，年龄最大的老郝两年前与世长辞，组长老杨光荣退休。我也将在获得从警30年金质荣誉章后告别警坛。当年老郝送给我的“袁大头”我一直留着没扔。一看到它，就想起没深没浅、一脚把老郝踹趴下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