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会战，是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又称作“‘八.一三’淞沪战役”。这场战役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重要战役，也是整个抗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这场战役标志抗日战争全面战争的真正开始。
淞沪地区位于长江下游黄浦、吴淞两江汇合处，扼长江门户。由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淞沪停战协定》的限制，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周围驻防，市内仅有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所辖上海市警察总队及江苏保安部队两个团担任守备，兵力薄弱。然而，日本在“一.二八”事变以后，即在上海虹口、杨树浦一带派驻重兵，专设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驻沪兵力有海军陆战队3000余人，大批日本舰艇常年在长江、黄浦江沿岸巡弋。
1937年，日本侵略军制造“七.七”事变，侵占平津后，企图侵占上海，而后进攻南京。8月9日，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两人驱车闯进虹桥机场进行武装挑衅，被中国保安部队击毙。日军以此为借口，要挟中国政府撤出上海保安部队，亦向上海增兵。
8月1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以虹口区预设阵地为依托，向淞沪铁路天通庵站至横滨路的中国守军开枪挑畔，并在坦克掩护下沿宝山路进攻，被中国守军击退。
8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同时，军事委员会以京沪警备部队改编为第9集团军，张治中任总司令，辖3个师1个旅及上海警察总队、江苏保安团等部，担负反击虹口及杨树浦之敌任务；苏浙边区部队改编为第8集团军，张发奎任总司令，守备杭州湾北岸，并扫荡浦东之敌。
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声称“为了惩罚中国军队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觉醒，于今不得不采取之断然措施”。同日，日本下达编组上海派遣军的命令，以松井石根上将为司令官，下辖第3、第9、第11师（欠天谷支队）等部，作战任务为“与海军协同消灭上海附近的敌人，占领上海及其北面地区的重要地带。”
与此同时，蒋介石下达全国总动员令，将全国临战地区划为5个战区，沪杭地区为第3战区，冯玉祥任司令长官，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并任命陈诚为第3战区前敌总指挥。决定以主力集中华东，迅速扫荡淞沪敌海军基地，阻止后续敌军登陆。
8月17日，中国军队再次向虹口、杨树浦方面之敌反击。第87师攻占日海军俱乐部，并击退敌多次反扑。第88师在八字桥、法学院、虹口公园等处与敌反复争夺。8月19日，中国军队又一次发起攻势，以从西安到达的宋希廉所属第36师加入战斗，与第88师、第87师一起，经昼夜激战，突破日军阵地全纵深，攻入汇山码头。日军凭借坚固工事顽抗待援，中国军队进展困难。第36师第215团第2营300余名官兵攻入华德路十字街口，突入巷内与敌展开白刃格斗，不料被日军以坦克阻塞路口，遭到火力袭击，全部壮烈牺牲。
在此期间，中国军队亦与日本航空队展开激战，并积极攻击进犯的日本陆军和舰艇，击落日机47架，炸沉日巡洋舰1艘，中国空军队员阎海文、沈崇诲等壮烈牺牲。
8月18日至20日，日军第3、第11师先后由日本出发，至22日到达上海以东120公里的海域，换乘小舰艇准备登陆。第3战区鉴于敌登陆威胁增大，遂以第9集团军专负上海市区之作战，以新编成的第15集团军（总司令陈诚）负责吴淞镇以下沿江防线的作战。
8月23日晨，日军上海派遣军第3、第11师在优势火力掩护下，于川沙河口、狮子林、吴淞一带强行登陆。24日，中国第15集团军先后进至上海，向登陆之敌发起反击。9月1日，日军1000余人围攻狮子林炮台，第98师一部与敌反复白刃搏斗，多数牺牲。9月5日，日军集中30余艘军舰，掩护陆军向宝山发起猛攻，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守卫宝山的第18军第583团第3营500名官兵，在营长姚子青率领下，浴血奋战，击退日军数次冲击，奋战2昼夜，多数壮烈牺牲。
9月上旬，由于日军不断增兵，战争逐步升级，中国军队也陆续增援，不断调整部署。9月11日以后，蒋介石自兼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以陈诚的第15集团军为左翼作战军，以张治中的第9集团军为中央作战军，以张发奎的第8集团军为右翼作战军。9月21日，再次调整部署，朱绍良任中央作战军总司令兼第9集团军总司令；陈诚任左翼作战军总司令，下辖第19集团军（薛岳为总司令）和第15集团军（罗卓英为总司令）；张发奎任右翼作战军总司令，下辖第8集团军（张发奎兼总司令）和第10集团军（刘建绪为总司令）。
9月下旬至10月初，日军第101、第9、第13师等增援部队陆续在上海登陆，加入上海派遣军之作战。至此，日军总兵力达20万人。尽管日军在武器装备上占有很大优势，但至11月初仍未能获得决定性胜利，却付出了重大代价。日本统帅部急于在上海方面取得预期战果，决心采取新的措施。11月5日拂晓，日军利用大雾、大潮在杭州湾的全公亭、金山咀登陆，对淞沪实施迂回包围。中国右翼军部分沿海守备部队已抽调支援市区作战，猝不及防，阵地相继失守，战局急转直下。日军第10集团军于11月6日占领金山，力图与上海派遣军达成合围。蒋介石被迫于11月8日下令全线撤退，日军于11月9日占淞江、11月12日占上海。至此，战役结束。
淞沪会战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至11月12日结束，历时3个月。日军投入10个师28万人的兵力，动用军舰30余艘、飞机500余架、坦克300余辆；中国投入70余个师的兵力，动用舰艇40艘、飞机250架。中国官兵同仇敌忾，斗志昂扬，以劣势装备与敌人拚搏，毙伤日军4万多人，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的迷梦。
淞沪会战期间，上海人民以各种方式积极参加抗战，支援前线。各界群众都组织了救亡协会。文艺界救亡协会、学生界救亡协会、上海市纱厂工友救亡协会等团体，都开展了宣传、募捐、演出、慰劳等活动。全国各界民众积极支援上海抗战。湖南学生战地服务团和福建省民众组织的慰问团，都到前线进行慰劳。海外华侨踊跃捐献，支援祖国抗战，到10月16日，捐款已达330余万元。
中日的淞沪大会战，可以说是规模空前，同时也改变了中日决战的事前安排，以及事后的战争发展方向。在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战略历史上的大问题，当时蒋介石决定将主力东调，寻求上海决战的策略，是否适当？
因为一般的解释，特别是陈诚等将领的意见是，若是中国军队在华北决战不利，日军精锐的机械化部队，在华北平原会以其战场优势，沿着平汉线大举南下，直攻武汉，那么中国就会无险可守而迅速被日军分成东西两块；中国的军政中心既无法西迁四川，日本又可以运用海空军支持的绝对优势，将国军主力在东南歼灭，历史上中国南方政府，都是遭到这样战略所击败的。这种战略分析，当然有极强的说服力。但由于日本认为若要深入攻击中国，必然是旷日持久，并且动员太大，他们认为只要攻击中国刚刚建立的工业地带与军政中心，最多再封锁中国的海岸线，中国就绝对会屈服，中国那有能耐撤退到西南落后地区，还能与日本对抗？所以中国最为担心的日军由北而南之攻势，却是日本没有认真考虑过的（日军迟迟在六年之后，才在其一号作战计划中，选择这个方向的攻势，但是已经时过境迁了）。
就大战略而言，当时对中国最关键的是时间，因内战刚结束不久，国民经济正逐渐恢复（193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战前最高峰），陈诚本人也正在负责利用进口武器装备50个国防师的计划（如与德国合作，用江西大余的钨矿石换取德国武器），在上海与日军大战则势必终止中国的抗战准备而仓促与日军决战。实际当时日本决策机构在“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对是否全面侵略中国摇摆不定，以参谋次长石原莞尔为代表的“不扩大派”暂时占了上风。石原为当时实力派人物，因当时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为皇族只是挂名，军部实权在参谋次长石原手里。石原甚至主张：“断然将我华北全部驻军一举撤至山海关满华国界，然后由近卫首相亲自飞往南京与蒋介石促膝交谈，解决日华间根本问题。”（《大本营陆军部》第1卷，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452页）。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也策划“日中邦交调整和停战方案”与“船津工作”。1937年7月底8月初，石原莞尔向日本陆军、海军首脑疏通，坚持“以外交手段收拾残局”。于是以石射猪太郎为主，会同陆军省当局人员，作出了日中“全面邦交调整方案”和“停战条件”。这个方案获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三省一致同意，首相近卫文麿也立即表示支持。石射猪太郎把这一方案委托于设在上海的日本在华纺织同业会理事长船津辰一郎，让后者将方案秘密地透露给南京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试探中方态度。8月9日，船津与高宗武在上海进行会谈，同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与高宗武也作了一次会谈。
据这个日本方案，中日双方军队停战线划定为河北省永定河及白河右岸以东、以北各地区及察北六县为非武装地带，日军除战前驻屯军原有兵力外，新增部队一律撤退，中方则将中央军撤出河北省，实行停战，同时废除《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土肥原秦德纯协定》以及《淞沪停战协定》。所谓调整邦交，日方承认中国中央政府直接统治河北、察哈尔，撤销冀察政务委员会及伪冀东自治政府，日本对内蒙、绥远不加干涉，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及河北经济协定。中国则对东北的伪满洲国予以承认或者默认，日方则考虑对华经济援助及撤废治外法权等等。
日本这个方案，是通过回复到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换取国民政府对东北伪满洲国的正式承认。国民政府本可利用此次谈判与日本周旋，尽量赢得更多时间。然而当高宗武返回南京时，“八一三事变”正好爆发。中国军队进攻上海日军后，石原莞尔被迫辞职，日本统帅机构决定全面侵华，可见陈诚主动挑起上海战事的失策。就算当时国民政府对日本动向判断不明，日军占领武汉就能切断国民政府退路？实际上还有江南广大地区可作回旋，抗战中这些地区有六、七年时间还在中国手里，大可作为撤往大后方的通道。再说日军从华北大举南下就能发挥机械化优势？黄河、淮河、大别山区都可极大限制日军行动，以后武汉会战中日军精锐部队在大别山特别是富金山陷于苦战就是例子，并非就是日军通途。至于国民党军70多个师、70多万大军在淞沪狭小战场与日军硬拼，在日军海陆空优势火力密集攻击下死伤枕藉，伤亡达30万，甚至有一天伤亡万余的惨况，正是让日军充分发挥其诸军兵种合成作战的优势。所谓江南稻田水网限制日军作用也有限，日军正可发挥其海军优势用舰艇溯长江而上武汉，有力配合陆军行动，这一点正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所不具备的。还有就是京沪一体，上海既为前线，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就直接暴露在日军兵锋之下，日军增兵上海后很快就直捣南京，对中国抗战震动极大。至于国际干涉纯为幻想，当时绥靖主义盛行，西方大国决不会为了中国与日本翻脸，火中取栗。
当代历史学家余子道在《论中国正面战场初期的战略作战方向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中国统帅部以大量兵力集中淞沪，既削弱了华北抗日战力，又未保住京沪杭地区；而上海、南京失守，长江门户洞开，对武汉和华中腹地威胁极大。这不能被视为是战略上的成功。”《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的作者黄仁宇认为，“从现在公布的蒋日记看来，淞沪地区作战并无全盘计划”。蒋介石虽然早有作战计划并决定出其不意地发动进攻，但是对于日本方面对中国军队进攻可能作出的反应，却“一切未经考虑”，“所以蒋介石在上海地区集结兵力迎战，可能出敌不意，而敌之对策亦出蒋之不意”。
当然蒋介石在选择上海的考虑重点之一，恐怕还是希望在上海决战，容易引动国际社会的干预，而以当时中国的国情，也不可能允许蒋介石在上海按兵不动，坐观日军在上海随意部署——舆论与诸侯们会真的怀疑蒋介石与日本有默契，或是认为蒋介石的抗日决定别有用心借刀杀人，不敢也不愿在自己的地盘与日本作战，专门挑诸侯们的地盘与军队进行抗日，这在宋哲元与韩复渠的身上都可以看出来，因此他们不肯使全力与日军拚搏。而在蒋介石表达中央抗日决心，要求各路诸侯前往南京共商大计之时，西南的龙云、刘湘等人，也曾经担心这是蒋介石的政治圈套。因此蒋介石必须要在自己的地盘，用自己的中央军，与日本进行殊死战，才能清楚地证明，抗日并非消耗诸侯部队的借口.
日军在上海浴血缠斗三个月，才勉强攻下国军的阵地，已经使得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的抗日实力与决心，产生刮目相看的态度，而日军久战未胜，日本的民心士气，则出现了怀疑与困惑。日本几乎已经可以确定，无法在短期内结束与中国的战争，那么日本就将面临其战略最大的致命弱点，就是日本缺乏战争与民生的资源，根本经不起长期的消耗，一旦它无法在中国战场上达成速战速决，那么最后的溃败，也就成为日本无法避免的命运了。
总之，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只要中国不屈服，中日两军的东线作战绝对是不可能避免的，与其让日本掌握主动，不如让其陷入被动。虽然日军并没有沿平汉线长趋武汉的作战计划，但是中国却不可不防这步。蒋介石主动将东线变成为主力战场，有着后勤与指挥的实际需要。因为国军的主力与补给，多数来自长江以南地区，当时的陆路运输能力，在日本空军的压力下，无法支持大军在北部的作战。但是若在上海作战，不但地理较近而且长江即是运输的动脉，这里也是蒋介石的地盘所在，就近指挥，比较灵活方便，在华北战线就会出现严重鞭长莫及的指挥问题，石家庄行营就是在各军协调困难，指挥失当的情形下，在混战中沦陷的。在淞沪会战惊心动魄的三个月当中，全中国上下凝聚出了一个共识，就是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国“纵使战到一兵一枪，亦绝不终止抗战。”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悲壮的决定，整个民族决心以全面的牺牲来面对历史危机的挑战。
当时国民政府发表自上海撤退的声明，可以说是对于这场会战的过程与意义，做出最好的历史见证与结论：“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蒋介石与全体军民的共同结论是，虽然上海作战失败了，但是中国决心以更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5-8 16:02:06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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