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战皆捷

 平汉路工人破坏队建立4个月后，就开始分别进入第一战区和第四战区，开始作战。

1938年9月，平汉路工人破坏队的先遣队，先行潜入日军控制严密的武陟县磨庄附近。经过仔细侦查，他们发现日军白天对铁路监视严密，但晚上仅仅派铁甲车来回巡逻，几个小时才转一圈。经过商讨，破坏队决定在这里打响他们的第一爆。

13日晚上，在国军朱怀冰军一个排的协助下，破坏队队员们小心翼翼的摸到铁道附近。他们在钢轨下埋设好了整整一大箱炸药，接好长达上百米的引线，然后隐藏在路边等日军的军列开到。14日 凌晨，一辆日军军用列车满载着士兵和物资高速驶来，队员们立即起爆。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火车头窜出路外几十米，后面列车互相撞击，扭成一堆麻花状。车厢里面的鬼子被压的血肉模糊，少数没死的也满身是血，惊呼狂叫。铁路边国军一个排，立即用机枪向车上扫射，掩护破坏队员们撤退。由于鬼子被打懵了，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 事情，无法抵抗。直到五分钟后，鬼子才知道是列车被炸了。他们纠集数百人，向列车外面胡乱开枪的时候，破坏队的队员们早已成功撤离了。

这次鬼子死伤120多人，物资损失严重。

这仅仅只是开始！

第二天，在八路军一部的掩护下，破坏队又成功执行了一次任务。他们出动100多个队员，每人携带5块炸药，将修武和狮子营之间整整2公里长的铁路完全炸毁。

铁路被炸以后，赶来的鬼子不见破坏队的踪影，只能灰溜溜的先抢修这段铁路。而八路军乘机组织1000多名老百姓破路，将更远处的铁路破坏了10公里。由于铁路被炸，鬼子只能步行前进，速度很慢。等到他们杀到这里的时候，八路军已经完成破路任务，掩护群众全部撤走了。鬼子傻了眼，从后方几个县城调人连夜抢修，花费了一周才勉强让铁路通车。

道清铁路是日军的主要运输动脉，一周的中断是极为可怕的事情。随后破坏队又连续十几次破坏道清铁路，毙伤日军100多人，炸得铁路一个多月无法运输。

鬼子这才知道有支铁路破坏队到了这里！他们恼羞成怒集中兵力沿着铁路发动大扫荡，而破坏队早就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鬼子扑了空。

经过初期几十个战斗的磨练，破坏队队员的水平和技术日益成熟。

他们往往只用几个人，在深夜出击，乘虚而入，炸了就走。日军每每发现铁路被炸，调动铁甲列车，骑兵，步兵追过来的时候，连鬼影子都看不到一个。

同时破坏队队员穿着便衣，利用村庄掩护自己，行动又极为迅速，就算和鬼子打了照面，鬼子往往也认不出来。

所以日军每每出动数百上千兵力多次扫荡，都无功而返，连1个破坏队队员都抓不到。他们只得气愤的说：这些破坏队员像毛猴子一样难抓。

由此，毛猴子又成为破坏队的外号。

对于破坏对的成绩，国共双方都大加赞赏。漯河的《警钟日报》、武汉的《大公报》、《中央日报》写道：十几个人的破坏队，比一个团的兵力还能干。

董必武和项英都发电给大队长刘文松，称赞破坏队作战得利。

借此东风，到了1939年初，破坏队扩大到1700人规模，1941年扩大到2000多人，作战范围也不局限于平汉铁路，而是扩大到其他六条铁路，战果就更大了。破坏队从不炸民车，而专炸日本军列。而军列不是运送大量物资，就干脆就是运兵车。一旦被炸，日军损失就非常惨重，往往都是数十上百人的伤亡，物资损失就更别说了，而且每次一炸总造成数日的运输中断。

破坏队的历史中写到：1941年破坏队员潘继成、朱世继、韩世纯、潘光明、陈忠礼6人爆破组在东双河、柳林、李家寨之间不断埋雷，其中毁敌骑兵车一列，毙敌百余人，战马百余匹。

1942年8月破坏队员陈万益、何炳青、张雨全5人爆破组在内线罗杭、汪文彬协助下，在武胜关南广水站连续炸掉机车两台，桥两孔，军车一列，其中去广水开会的高级军官10余人全被炸死。

1943年新队员袁祖胜无爆破技术，他掩护同班人在李家寨、鸡公山之间炸毁军车一列、铁路多段。多次袭击行驶中的军车。老队员张全松个人参与爆破30多次，炸毁军车四列、桥四座、机车两台、汽车五辆。

1944年破坏队班长郑书生等3人炸翻敌人两列军车，其中一列为军火车，车上6000吨弹药全部炸毁。

抗战胜利前几天，班长谭纪银等在武胜关、李家寨之间炸毁敌军车一列，给敌重创。日军惊呼：这些爆破队的毛猴子厉害！

这样的破坏多如牛毛，持续了7年之久，给鬼子造成巨大的损失。

《平汉路工人破坏队队史》中说：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是一支组织严密、有九个分队、最盛时有2000余人的队伍。从1938年到1945年的八年抗战期间，他们活跃在道清、平汉、同蒲、津浦、陇海、汴新、淮南七条铁路上，不断在‘皇军护路队’的封锁圈内炸毁日军铁路和列车，使“皇军”视若“神经系”的交通线时常中断，运输给养根本无法完成。

从1938年到1945年7月，整个破坏队，共计炸毁敌机车293辆，铁甲车143辆。其他军用车1260辆、桥梁114座、山洞3个、炮楼碉堡83个，毙伤敌人13000人，破坏铁路设施不计其数。

破坏队是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

 战果虽大，相应的是危险也极大。因为经常要在敌占区活动，破坏队队员即使不作战的时候，稍有不慎就会被捕。至于在日寇警戒严密的铁路上埋炸药，还要长时间隐藏等待，自然也是极为凶险的，生与死往往就是瞬息之间。

由于损失巨大，日寇对于破坏队员极为痛恨，一旦捉住全部以砍头挖心等方式残忍处决。如果被捕后能够被刺刀刺死，已经算是很好的死法了。对于破坏队队员每个人头的悬赏，也从500大洋很快涨到3000大洋一人。

抗战，破坏队一共有17个人被捕后被日军处死，却没有一个人做叛徒。1940年8月19日,二大队24岁的 分队长、共产党员张勇斋,在焦作李河附近被捕。敌人严刑逼供,他宁死不屈,并对敌人破口大骂，最后被日寇的军犬活活咬死。

由于破坏队的危险性，几乎每一个队员都有数次生命危险的经历，每个人都有一堆故事。
活着的破坏队队员已经很少，何惠民老人就是其中一人。他在抗战中经历过17次生命危险，回忆起当年危险的经历，老人在一次采访中说道：我是1942年12月5日被俘的。这天，我领着6个 人炸了日本人的军车，完成任务回村时被敌人俘虏。鬼子一个当官的用手枪顶着我的头，让我说破坏队在哪，我就是不说，那鬼子官‘啪’就扣了扳机，子弹没响，我还以为这家伙打空枪吓人哩，谁知他哗啦一下从枪膛里退出一颗瞎火的子弹。悬哪，日本人也有点怕了，是不是有神灵保佑我？不杀我了，把我带回去电刑拷问。 哎呀，那叫什么刑法啊，受不了，我才17岁啊。我那时候真是命硬，老虎凳、辣椒水都没有把我折腾死。我得赶紧找队伍，不找不行呀，媳妇还在破坏队上。我一定找机会逃跑，黄河南边有我的媳妇在等我。后来我终于借机逃走。

何惠民老人的回忆还没有完：1943年，我和几个队友到黄河北完成任务往回赶，到郑州南王许村实在是累得不行了，8个人找了一间没人住的民房，准备睡一觉再走。屋里放着一口空棺材，我想这里不错，既干净又不潮，我就躺在里面，盖上还睡了一个队友。日本兵当时也找地方睡觉，正好撞到这里，抓住了其他的7个人，惟独没发现睡在棺材里的我。没想到日本人睡到屋里不走了，一个日本兵就躺在我头顶的棺材盖上。我大气不敢出，瞪着眼捱到天亮，上边那家伙又是打呼噜又是翻身，让我稍有动静就紧张一下。如果他发现了，我拼上一条命也要干一个鬼子。

第二天早上，鬼子吹哨集合，这家伙应了一声跑了。我至今还能准确学出这个日本人名字的日语发音，到死都不会忘掉这个名字。这个日本人不知现在还活着没，跟他说当年他身子下还睡着一个值3000块大洋的毛猴子，他是什么感觉？

最终何惠民幸运逃生，其他6人也伺机逃跑，只有分队长喻尚荣被押到天津塘沽港，和3000名中国俘虏一起被用兵舰运到日本。

俘虏中只有他一个破坏队员，他不敢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因为日本鬼子最恨毛猴子，一旦知道格杀勿论。喻尚荣在被称作十八层地狱的日本岐阜县挖砂作劳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苦苦支持到抗战胜利，才被美军人送回中国的老家。

 由于危险，伤亡是难免的，破坏队员经常有人伤亡。但有一次却很不寻常，因为这一次鬼子居然为破坏队员立了碑。老兵周毓松在一次采访中说道：1937年12月20日，还都是刚十八九岁的一总队班长朱子贵、队员欧阳润山、副班长焦增奎、队员潘文锦四人在道清线狮子营站埋雷，被敌人发现扫射，四人中弹负伤。眼看鬼子步步紧逼，班长朱子贵忍着伤痛用最后一点力气勉强站起来，扑倒在炸药箱上，引爆炸药，四人全部牺牲。

破坏队有个规矩，牺牲的队员都要队里亲自埋葬。我和两个队友接受了这个危险的任务。

远 远我就看见那新坟前面有个东西立在那，近了才瞧清楚，碑！谁也没想到日本人给他们立了一个碑，用整段刨光的枕木。枕木上是八个碗口大的汉字——‘爆死中国烈士之墓’，每个字都工工整整，一笔一划。日本人还在坟前置办糕点水酒，公开祭奠。我和战友趁天黑偷偷扒墓，将尸体分四次抬回，安葬在附近的萧吕村麦地。

 鬼子为什么这么做？其实很容易理解。作为看守铁路的日军，他们是极为仇视破坏队的，一旦抓住格杀勿论。不过，日本军人的文化中，能够为了保护自己家园而牺牲的军人，都是真正的英雄。虽然是敌人，但日军对朱子贵他们为祖国献出生命的行为是非常赞赏的，所以为敌人立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斗智斗勇，人民的支持

破坏队作战机智勇敢并不是成功的唯一因素，更重要的是他们收到老百姓的支持。破坏队和老百姓是雨水的关系，他们的军纪很好，也是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就算断粮了实在没办法，也需要打借条向民众借，事后一定还清。当时破坏队的生活也是极为艰苦的。当时我党财力有限，不能支持破坏队，党命令刘文松必须依靠国民政府的经费，借庙躲雨以生存。于是破坏队只能依靠国民政府的拨款，而国民政府的拨款时断时续，少的可怜。

由于经费不固定，正式队员一个月往往只有4元多的生活费，在物价飞涨的抗战时期，仅能吃吃玉米糊，南瓜，甚至吃糠野菜，大米白面是想都不敢想的。每人就一套军装，执行任务时候的便服要自备，所以都是破烂不堪，形同乞丐。加上当地普遍缺水，队员们很少洗澡洗衣，人人身上长满跳蚤。还活着的老兵周毓松回忆：1938年破坏队在焦作修武驻防，十几个人住在人家的羊圈里打地铺，晚上伴着牲口睡觉，顺脖子一抹拉，就是一把跳蚤。

大家抗战热情很高，不但不叫苦，还把跳蚤叫做抗战虫，跳蚤越多越光荣。在敌占区作战的时候更惨，常常几个月领不到军饷，就是这样也严守纪律，不侵犯老百姓。

1940年破坏队一部在太行山麦地窝村断粮，向当地农民借了一些糠解决燃眉之急，3天都全部以同等数量的粮食还清。村民们非常高兴，将部队送出几公里远。

破坏队不是正规军，所以也需要老百姓的掩护，不然很难生存。

当时鬼子悬赏500到3000元要一个破坏队员的人头。而日战区的老百姓由于深受日伪残害，都非常贫穷，就算500大洋对他们来说也是可以一生衣食无忧的巨款。

不过老百姓却坚决掩护破坏队员，从没有一个人被出卖。

老兵周毓回忆当年：那时我们执行任务，穿游击区过敌占区，一走就是一百多里，干完事立即撤退，累了就找个麦秸垛扒个洞睡上一会儿。1939年,炸四孔桥时，修武县住着五六十日军,有24挺轻机枪。破坏队派去包括我在 内的8个人去炸桥。谁知，当两个破坏队员距四孔桥五六米的地方,被敌人发现,子弹像雨点般扫射过来,两个破坏队员跌倒 河里。一个被打死,一个被打伤,双方相持四十多分钟,我们只好撤退。牺牲的是孙广义,受伤的张志模用河里的鹅卵石把孙广义的尸体埋好,爬到麦田里昏了过去。天亮时被一个养路工发现，赶快把他藏了起来,然后辗转将他抬到了破坏队。你看！小日本想用钱让老百姓出卖 我们,办不到!在打日本这事上咱中国人是一致的!

破坏队和和普通军人打仗不同，它是特种作战，所以必须和敌人斗智斗勇，其中斗智是最关键的。

铁路工人比较聪明，而且多有些文化，在斗智上大获全胜。

开始是破坏队员埋伏在路边引爆，往往一守候就要几个小时。鬼子就反复巡逻路边，有点风吹草动就开枪，造成破坏队员伤亡，爆破任务也就失败了。

破坏队员就发明了自动引爆，埋完炸药就走，列车一压就炸。在埋炸药的短时间内，鬼子难以发现破坏队员，也就无从打击了。

鬼子经常被炸以后，想出一个鬼点子，就是将车头前顶上两辆平车，装满石块。埋雷爆炸后，只炸平车，难毁机车。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破坏队员随即就发明了延时爆炸，刚被压到的时候不炸，过一段时间再炸。这样以来，就不会炸到车头，只炸中央，鬼子又被炸得一塌糊涂。

破坏队员手段极多，搞得日军根本无法招架，使用了最后一个办法：先让一列空车过，如果没事再让军车过。但破坏队员又用手动引爆，不见鬼子不拉弦，放过空车，专炸军列。

鬼子狼狈不堪，彻底傻了。

有的时候炸路并不是目的，而是引诱日军救援的列车出来，然后再炸列车。有的时候炸了列车以后，还在高地埋伏部队，等日军工兵赶来修铁路时，歼灭没有什么武器的这些铁路兵。1940年1月，副队长李道旭在平汉路李家寨站附近炸毁2做铁路桥，然后又在第二天伏击日军修路的士兵，击毙日军30多人。

有的时候则是撤离破坏性爆炸，将铁路彻底炸毁，而不是为炸军车。

1942年春，中队副张玉佩、分队长罗凤华、班副胡全树、队员黄文高，由八路军团指挥员聂好礼带领一百余人掩护，在安阳十里铺附近间隔埋雷3处，串联发火，毁敌军车一列。因为铁路被炸得无法修复，日军只得另外修路。由于这次战绩辉煌，八路军曾奖给破坏队员每人边币3元，还摆了宴席给他们庆祝。

鬼子用尽了办法，迫于无奈，只得沿着铁路修筑大量的护路沟，每1，2里修炼一个碉堡，让伪军驻守，还强迫老百姓巡逻。

破坏队员们和群众是一家人，他们尽力保护群众。执行任务时，他们对天鸣枪或者假装捆绑巡逻群众后，再炸路。鬼子来了骂老百姓，群众则说：我们也没办法，我们没抢，又被绑了，哪里对付的了他们。

鬼子只得不了了之，瞎骂一通后灰溜溜的走了。

到了最后，鬼子甚至在被炸得最厉害的徐州，沿街敲锣喊叫：破坏队的英雄们，你们若不再炸，我们也不扫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