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法学院

上海法学院，是解放前中国最著名的法学院之一，其前身是名闻遐迩的上海法科大学。

上海法科大学于1926年夏间，由王开疆发起，其旨在培养与造就政法及财经人才。其时，上海法政大学有100多名学生，因与校方发生意见，决意脱离该校，他们劝说校董王开疆另建新校，以便让他们安心学习。王先生同情学生，又见他们言词恳切，就邀请褚辅成、章太炎、蔡元培、于右任、马君武、王宠惠、董绶经、吴凯声、赵晋卿、陈霆锐、李祖虞等人发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学”。学校租赁法租界蒲柏路(今太仓路)479号至483号为校舍，初推章太炎及董康为正、副校长，王开疆为校务主任，潘力山为教务主任。褚辅成当时作为校董参与筹建。

不久，章太炎坚请辞校长职，而潘力山正任北京法科大学教务长，一时无法脱身，故暂时让郑斌代之。筹办之初，上海法科大学经历了一些人事上的纠葛，以至引起“校中风潮”。及至潘力山南下，扮演起“调停”角色。后来，重新推选董事会，由潘力山等人邀请以下人员组成新的董事会：王正廷、李根源、于右任、褚辅成、沈钧儒、钱永铭、陈陶遗、吴凯声、李祖虞、陈霆锐、许俊人、赵锡恩、傅为忱、马君武等。该年10月召开了上海法科大学董事会，会上通过了该校组织大纲，并公推褚辅成为董事长，董康为校长，潘力山为副校长。11月7日，举行庆祝上海法科大学成立大会。该校教授20多人，学生300多人，分设大学、专科、预科三部。董事长褚辅成与在沪的诸董事，多莅会致词。不久，董事会又开会决定增补蔡元培为校董事。

1928年1月，改选褚辅成为校长，钱新之为董事长。1930年6月，迁往西江湾路新校址，并改名“私立上海法学院” (简称上法)，褚辅成任校长、沈钧儒任教务长。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西江湾路上海法学院校舍被毁，一度迁移杭州。停战后，始迁回上海复课。1937年，“八。一三”事变，校舍又被日军侵占，学校迁入公共租界，赁屋授课。时褚辅成、沈钧儒奔赴后方，院长由褚凤仪代理，教务长由曹辛汉代理。当时租界犹如孤岛，外有日军围困，内有汉奸骚扰，学校经费既困难，处境更为险恶。曹辛汉勇挑重担。协助褚凤仪，团结教职工，在困境中求生存、图发展。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入侵租界，学校立即宣布停课，准备内迁。上海法学院部分师生，在兵荒马乱中。跋山涉水，颠沛流离，经浙扛兰溪、扛山等地，辗转到达皖南屯溪，借当地祠堂庙宇为教室宿舍，恢复上课。当时沦陷区爱国学生为摆脱敌人奴役，纷纷奔赴内地求学，学校生额骤增。因而经费更加困难，师资奇缺，但仍坚持办学。抗战胜利后，学校迁回上海。解放后，大专院校调整院系，上海法学院停办。

褚辅成(1873年-1948年3月29日)，字慧僧，一作惠生，浙江嘉兴人，九三学社发起人之一，中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

监生出身，日本东洋大学高等警政科毕业，在日本加入光复会和中国同盟会。回国后任嘉兴府商会总理。1909年当选为浙江省咨询局议员、候补常驻议员。辛亥革命时期，参与领导起义，光复浙江省城，军政府建立后任民政长。后任浙江省参议会议长，浙江军政府参事。1913年录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同年8月遭袁世凯逮捕，袁死后获释。1916年参加第一次恢复之国会，与王正廷组织政余俱乐部。国会解散后响应孙中山号召，南下护法，参加广州国会非常会议，1918年9月正式会议时当选为众议院副议长。1925年任善后会议委员。1927年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

抗战爆发后，褚辅成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为实现国共合作奔走呼吁。1946年5月，九三学社正式成立时，褚辅成任中央理事。1932年，韩国独立运动领导人金九因4月29日虹口公园炸弹案发，遭日寇通缉。在褚辅成帮助下，金九从上海来到嘉兴避居生活4年。褚辅成与金九的这段深厚友谊，已成为中韩两国人民心中的一段佳话。

　1996年9月30日，嘉兴市举行隆重的授勋仪式。韩国驻沪总领事庆昌宪代表韩国政府宣读总统金泳三亲自签署的授勋令，并把一枚韩国建国勋章、一本勋章证书授予褚辅成先生长孙褚启元(曾任我国驻津巴布韦大使)以嘉奖他的祖父及其家人在1932年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掩护大韩民国英雄金九先生的义举。

　　1932年日寇在一.二八淞沪战争中获胜后，趾高气扬，耀武扬威。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国务领(最高领导人)兼民团团长金九获悉日寇将在4月29日上午九时，在虹口公园举行盛大集会庆祝天长节。即派韩国义士尹奉吉前往炸日寇。爆炸结果，炸死侵沪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日本居留民团团长河端，炸伤日本驻沪总领事重光葵、第三舰队司令村吉三中将、陆军中将植田谦吉等。日寇大震怒，并大举报复。金九为避免日寇滥捕无辜韩人，庄严宣告，虹口爆炸案是金九所为。日寇悬赏60万大洋捉拿金九。

　　金九在上海已无法立足，通过美国友人费吾生(Dr.Fiteh)夫妇及爱国人士褚辅成帮助下离开上海，摆脱了日寇及多国密探搜捕。褚辅成当时任上海抗日后援会负责人，褚对尹奉吉义士的勇气和壮举十分钦佩，不顾自身安危，将金九转移到他的家乡嘉兴。金九被安排在嘉兴南门湾他的养子陈桐荪家。金九化名广东商人张震球隐蔽下来。

　　日寇在上海搜捕不到金九，便派遣便衣到京(南京)沪、沪杭铁路沿线侦查。金九获悉后。觉得嘉兴也有危险。褚辅成便把金九转移到长子褚凤章夫人朱佳蕊的海盐娘家。朱佳蕊又将金九安排到她娘家在南北湖的“载青别墅”隐居下来。南北湖地方偏僻，人迹稀少较为安全。

　　一天南北湖朱家看墓人陪同金九到澉浦游览，不料引起镇上警察的怀疑，说金九是日本人，朱家看墓人说朱家怎么会与日本人往来，他是朱家客人(朱家是海盐望族)才不追究。此事发生后，引起了朱、褚的警觉，为防意外，金九在南北湖度过了半年最危险的避难生涯后，又回到嘉兴。

　　回到嘉兴后，陈桐荪将他安置在离嘉兴五公里的乡下严家浜，住在陈的佃户孙用宝家中。孙的儿子孙贵荣是陈的义子现仍健在。两家关系密切，相交甚厚。为确保安全，陈又找了一位船娘朱爱宝，金九白天乘朱爱宝船往来于运河中，晚上住在孙用宝家中。金九在严家浜度过了两年多的避难生活。

　　在严家浜这段时间里，韩国临时政府曾在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召开了一次临时国务会议，此次会议奠定了金九的领袖地位。

　　金九1876年生于韩国黄海道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19年韩国“三.一”独立运动后潜逃到中国东北后到上海。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国，在中国度过了26年的流亡生涯。1949年6月26日被暴徒杀害。享年74岁。7月5日韩国为金九举行国葬。金九在自叙传《白凡逸志》一书中，详细记述了他的一生和在中国的流亡生涯。

　　金九在韩国被视为开国元勋。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受到尊敬。

　　金九先生的哲嗣金信先生(1922年生于上海，在中国受教育，曾参加中国空军。回国后任韩国空军参谋总长、交通部长、国会议员、大使等职务，现任韩国独立运动纪念馆顾问)参加了授勋仪式。1989年开始金九后人和当时参加抗日独立战争的人一直在寻访嘉兴褚氏后代和南北湖“载青别墅”(抗日战争被毁，现已修复并作为金九避难处)始终没有找到。l99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才打听到褚家的后人。

　　金信先生认为，当年褚辅成先生营救的不仅仅是他的父亲一人，而是救了大韩民国的一个政府，拯救了整个大韩民族。一枚勋章也不仅仅是追授予褚辅成先生而是授给当年救护、帮助过先父的所有嘉兴人民。授勋后金信先生泪如泉涌。他说先父的遗嘱叫我报恩，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不能做到涌泉相报，但要做到永世不忘。今天终于实现了先父的遗愿，自己的宿愿。我希望韩中两国的友好关系能沿着63年前褚辅成先生铺成的道路一直走下去，世世代代友好如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