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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瑾玎（1886－1973）湖南长沙人。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参与创办《新华日报》，任《新华日报》总经理。1938年8月1日到重庆。组建了印刷厂，在市区设立了采访部、发行科和营业部，并在重庆南岸、沙坪坝、北碚建立了发行站，在铜梁县创办造纸厂。还帮助解决“读书”、“生活”、“新知”等进步书店的部分纸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红十字协会副会长等职。

熊瑾玎(xióng jǐndīng，1886-1973) ，又名熊楚雄。湖南长沙人。
　　早年在长沙从事教育工作。1918年秋加入革命团体新民学会。1919年参加长沙五四运动，后在通俗书报编辑所任事。1922年起先后任湖南自修大学教务主任和湘江学校董事，协助毛泽东培养革命人材。1924年参加改组后的国民党。1926年2月在长沙参与组织湖南三民主义学会，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言行，参加长沙反帝、反封建的群众斗争。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中共湖北省委机关工作，后到上海。1928年4月起，担任中共中央的会计，以开办“福兴”商号做掩护，与朱端绶建立秘密联络点，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和办公的地址。他谨慎细心，严密周到，在白色恐怖下，使这个党中央的秘密机关持续三年之久未被敌人发觉。他还主持开办三个酒店和一个钱庄，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并协助毛泽民经营印刷厂，秘密印刷党的报刊。
　　1931年秋他被派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担任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宣传教育部部长兼省政府秘书长。1932年又回到上海，负责党中央内部交通。1933年4月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在国民党监狱中受尽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并组织难友为改善生活条件进行顽强的狱中斗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经党中央营救获释出狱到武汉。1938年1月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创刊，他担任报社总经理，领导全社员工克服困难使党报顺利出刊发行。同年秋赴重庆积极筹备建社，保证了武汉失守后的次日，《新华日报》在重庆继续出版。他长期担任报社总经理，1944年夏并任中共中央重庆工作委员会委员，出色地完成了报社的经费、纸张的供应和出版印刷等任务，保证了《新华日报》在国民党统治区得以按时发行。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转入晋绥解放区，担任《晋绥日报》社副经理。后任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等职。被选为第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中曾遭到怀疑，周恩来在证明材料中指出，他“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最可信赖”。
　　1973年1月2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一位从虞唐走出去的学人

    (成圣树)

        父亲成希文，字知白，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九月初三出生于湘乡虞唐苏坡塅的一个耕读相传的民家。曾祖父咨甫公、祖父孝骞公都是私塾教师，家境小康。
我父是个不幸的孩子，4岁丧母，12岁丧父，幸亏在曾祖父的大家庭里，有一位早年孀居、未曾生育过的曹氏伯祖母接手照管，将他抚育成人。父亲6岁时在自家私塾启蒙，后因祖父患病停教，转入成氏宗祠所办的族学私塾（仁谋学堂的前身）就读，那时他才11岁。两年后，他去县城参加湘乡县驻省中学的入学考试，被录取后，走出虞唐到长沙读书。
        毕业临近，我父正为今后去向着急，这时有一位吴姓同学的大哥从日本回湘，打算接其弟同去日本留学。从兄弟俩谈话中，我父得知当时日本的教育条件远胜中国，加上兄弟俩也动员我父同去，他听后十分心动。当听到自费留学需要一笔较大数额的资金时（当时湖南与东京不能通汇），父亲不免为之犯愁。
        此时，曾祖父已去世，大家庭已分家。父亲分得数亩田地和几间土砖房。我父回到家乡，将自己想留学的意向告诉伯祖母，同时也将想变卖遗产之事征求长辈意见。伯祖母对他想出洋留学十分支持，但对他想变卖祖产则表示反对，并提出另外设法来筹资。伯祖母为人善良、正直、能干，原来曾经是大家庭的当家人，理家有方，深得家人敬重，在邻里间也有好名声。同时她也清楚本房和近房有一笔共有公款在外面放息。于是亲自去找各房长者和管事人商量，要求他们将钱借给父亲求学，并言明以父亲名下的财产作抵押，约定每年还本付息的数额，由伯祖母负责履约。得到各房同意后，很快借到了800元银洋。我父辞别家庭，怀揣银票匆匆忙忙赶往长沙。跟着吴氏兄弟如期启程。半个多月后到达东京。
        那时，东京开设有一所宏文书院，专为外国人学日语和补习数理化等课提供服务，在这所书院中以中国学生居多，父亲和吴氏兄弟都进了宏文书院。在那个特定语音环境里学日语，自有事半功倍之效，加上他刻苦学习，三年就修完了日本高中所有课程，并且获得了高中毕业证。随后他考上了东京工业大学。那时清政府在东京设有“学监”，对录取在正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与“官派留学生”一样享受“官费”待遇（按月发放学杂费及生活费）。父亲带去的钱原本不多，幸有“官费”接替，这就解决了后来几年所需的资金。
        我父进东京工大后，认识了同为湘乡籍的龚铁铮同学，龚去日本时间较我父早，班次也比父亲高。在这位热血青年的带领下，父亲去听过孙中山先生的讲演，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燃起了救国热情，不久就经龚介绍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同盟会号召留日的会员回国参加革命，我父是为数不多的响应者之一，毅然休学回到长沙参加推翻清地方政权机构的斗争直至胜利。革命政权建立后，我父受命接收长沙铜元局（铸制铜元的工厂），并许以铜元局局长职务。父亲以学业未完成，辞未就职，并且离长返回东京工业大学继续学习，直到民国四年（1915年）才从工大毕业。父亲16岁去日，25岁回国，先后共9年。
        民国初年，各地民族资本与外来投资纷纷兴建纱厂与其他实业，父亲与同批留日归来人员途经上海时，就有申新、恒丰等集团招聘人员与之接触，许以高薪招揽人才。父亲报效桑梓心切，没留在上海，径直回到了湖南。
到长沙后，父亲面临几种选择：一是从政，有辛亥革命时期的同志现已身居高职，可以为他推荐一个适当职位；二是去工厂，湖南正筹建第一纱厂，与他所学专业刚好对口；三是教书，湖南正在创设甲种工业学校与乙种工业学校两所不同层次的学校，师资奇缺。他认识到：振兴工业是救国之道，而振兴工业又离不开工业教育，父亲就选择了教学生涯。
        我父接受了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后改湖南省立高级工业学校——以下简称高工）的聘书，担任纺织科教师。两年后担任纺织科主任。又两年，他被省政府任命为高工校长。他担任校长后，一方面向上级和各方力陈工业教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要求省财政多拨经费扩充教舍及兴建实习工厂。父亲将学校仅有一幢教学楼的甘家台校舍迁往有数百亩土地的大垅新校址，大兴土木，既建教学楼、办公楼与宿舍及食堂，又建纺织、机械、电机及化工四科的实习工厂，并充实机器设备及仪器、图书；同时也延聘海外归来或国内名牌大学出身的师资，并配备和留用毕业生中的优秀者充任助教和实习工厂指导教师。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中期的十多年时间里，高工在省内外名声远播，毕业生供不应求，深得各方重视。
        父亲主持校务，但他一直未离开过讲台。他主要讲纺纱学，并且执笔编写教材。那时的教育部调集各省工业学校的专业课教材进行审查，将其中审订合格者辑入“全国工业专科学校统一教科书”。湖南高工送审的成希文著《纺纱学》一书获得通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发行。《湘乡县志》1993版中有所记载。此书也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纺纱学。
长沙遭到敌机的狂轰乱炸，全市实行紧急疏散。高工快动作地迁往湘乡永丰镇（今双峰县）郊外的王朗和堂，并在那里继续复课，随后还将实习工厂的机器设备等装箱运到了那里。以后随着日寇侵略的深入，高工再迁洞口，三迁黔阳安江，四迁黔阳托口，五迁溆浦桥江，我父就带着这样一支包括教职工、学生及教工家属的庞大流亡队在湘西辗转迁徙。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父亲便将这支近400人的队伍完整无损地带回长沙。
        战后，那时的省政府作出决定：一、将原设南岳的工专迁长沙与高工合并（一个学校两块牌子）；二、任命成希文兼任工专与高工两校校长。此时，高工大垅校舍在战火中只剩下断壁残垣，工厂和机器设备、仪器图书更是损失惨重。为了及早复课与招生，父亲动员全体成员全力以赴，基建与修复昼夜施工，设备采购及时到位，不到半年时间，两校全面复课并开始招收新生，三年后，工专、商专、农专合并为克强学院，拟调我父亲去克强。他离不开几十年为之奋斗的高工，婉辞未去。
        1947年，蒋介石为了当上“总统”以挽救其垮台的危局，搞“国大代表”选举，以便召开“国大”。我父在湘乡县城的友人和学生主动推他为“由选举人500人以上签署的竞选人”，并催父亲回县参加竞选。父亲当时正忙于两校事务，且闻知有某伪军长也在竞选人之列，而且是“中央圈定人选”，他不愿参与凑热闹，立即写信给当时在湘乡的省立五职杨传尧校长（系我父早年的学生，战时担任高工总务主任），一方面感谢他们500人提名的美意，另一方面为工作繁忙不能回县参加竞选致歉。父亲是唯一未参与的竞选人，落选自在意料之中。他对国民党的假民主十分反感。
        湖南和平解放之前，父亲身边的一位通讯员小舒，接受中共地下组织的指派，先后向我父传递一些毛主席的著作如《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文的单行本，父亲读得很认真，在思想认识上逐渐有所提高。当长沙进步人士发起的《湖南和平解放宣言》传到父亲手中时，他义无反顾地签上了自己的姓名。1949年7月，小舒传达了“护校保产、迎接解放”的要求，我父应允后立即付诸行动。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我父受军管会之邀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不久，高工改称湖南省工业学校，派来了新校长，我父调任省工业厅顾问工程师。两个月后，中南区又将他调任武汉纺织专科学校副校长（校长由武汉市魏副市长兼任）。随后，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将郑州定为全国纺织中心（纺都），并拟在郑州纺织学校的基础上筹建河南纺织学院，我父调任郑州纺校副校长，兼职郑州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并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被推为河南省政协常委，享受高干待遇。直至我父71岁时才请求辞去校长职务，专任郑州市政协副主席。
        文革中，我父因患严重的心血管病住入河南纺织医院进行治疗。1968年9月16日，造反派不顾医院的劝阻，竟将颠倒黑白的大字报贴进父亲的病房。我父因受刺激过度，不幸于当天突发脑血管破裂大量溢血，经抢救无效去世，终年78岁。“四人帮”垮台后，文革结束，经过拨乱反正，国家步入正轨。1979年，中共河南省委和郑州市委先后有文件为成希文冤案进行平反，并于当年8月25日在郑州市举行有两百多人参加的“成希文先生追悼会”，郑州市委书记牛万里亲自致悼词。悼词全文1500字，对我父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使所有与会者无不为之感动，我们作为子女，对党的恩情更是铭刻在心。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39年，但他那清瘦脸颊上睿智的眼神时在我眼前梦萦，他那亲切而深刻的教诲也常在我耳边回响，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感谢父亲用他一生的经历给我上了生动的、永远没有下课铃声的一课！（作者为江西财经大学退休。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江西省人大常委委员、江西省政协常委）

林伯渠(1886—1960)原名林祖涵，湖南临澧人。1921年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等职。在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再次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林伯渠，原名林祖涵，字邃园，号伯渠，中国湖南省安福（今临澧）人，早年加入同盟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长征等革命活动，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二届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之一，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和吴玉章并称为中共五老。

黄士衡湖南省郴县(今梆州市苏仙区)人,1889年出生。郴郡联合中学堂毕业后,考入湖南高等中学和广益中学附设大学预科。1913年考取留美公费生,赴美国乌路普莱佑大学、埃阿瓦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深造,获得硕士学位。现任湖南大学校长一职，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做出很大贡献。

黄士衡（1889-1978） 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字体楷，号剑平。湖南郴县人。1913年留学美国，1918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曾任湖南商业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教授，湖南大学商科学院院长兼教授。1927年起出任两届湖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1936年、1945年两度任湖南大学校长。曾选为湖南省临时参议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师范学院研究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院副馆长等职。是民革湖南省委常委、政协湖南省常委。著有《世界史大纲》、《中国移民美国史》等。

建校元老黄士衡校长

编者按　黄士衡先生（1889～1978）是上世纪20年代创建湖南大学的元老之一，30年代曾出任湖南大学校长，在早期为“学院”改“大学”、尔后“省立”改“国立”大学的关键时刻，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促成作用，为湖南大学的茁壮成长作出了极大贡献。由于他能兼收并容中西之学于一体，具有远见和卓识，一生在教育部门公共行政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业绩也是很突出的。
    今天，我们撰文回忆缅怀黄士衡老校长的事迹，并将沿着那些早期的开拓者们的足迹继续前进，以期更好地建设湖南大学。

    青少年时代严于律己，志于求学
    黄士衡（1889～1978），字剑平，号体楷，湖南省郴县永丰乡长冲村人。黄氏家学渊源，黄士衡的叔祖父纯垓是清朝最末一届中选的青年进士之一；其父如瑚为前清秀才，以教私塾为生，英年早逝；其兄体桂接受新思潮较早，清末毕业于湖南岳麓高等学堂，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由于家境清贫，端赖其母勤俭持家、含辛茹苦，给年少的黄士衡心灵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使得他始终保持艰苦朴素、为官清廉、忠于职守的作风。在家庭和父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他从小养成热爱劳动、坚持自学的习惯，打下了浓厚的国学根底。他的青少年时期正处于国家内忧外患的动荡年代，从穷乡僻野的农村到繁华的大城市的社会实践，使他很早就清醒地认识到必须提高全民教育水平以作为立国兴国之本。在治学生涯与学术思想上，他特别推崇梁任公（启超），极为欣赏其所著《钦冰室文集》。在为官之道和生活作风上他仿效曾国藩。而在行知关系上则服膺于一生坚持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战斗精神的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船山先生），强调行是知的基础。在其兄的资助下，出国前他曾先后就读于湖南省立一中（今长沙一中）和广益中学（今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大学预科。

    留美期间关注中国社会现实
    1913年考取公费赴美留学，先后获美国艾奥瓦（Iowa）大学文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Columbia）大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硕士学位，在美期间，比较侧重于经济社会史，这些造就了他的人文学养以及深邃的经济和历史眼光，善于从大局和长远观察问题，而又长于社会调查和资料考证。
    留美后期，他曾在胡适任总编的《留美学生季报》1918年第1期上发表《论中国内乱频仍之主因》一文，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的窃国罪行以及严厉谴责北洋军阀祸国殃民。随后又在该刊1918年第4期和1919年第1期上连续发表《中国人患问题之解决》一文，据考证这是20世纪初期中国学术界最早讨论人口问题的文献。1920年暑期刚回国，8月又曾应湖南省学生联合会（毛泽东、李振翩、张维等人均曾在其中担任过领导职务）的邀请，作了较为通俗的“人口问题”报告（报告原文连载民国九年8月31日和9月1日湖南《大公报》）。
    哥大毕业后，1919年被聘为纽约《民气报》主笔，仍一如既往大力提倡民族气节、反对种族歧视，反对巴黎和会与其后各种条约、协定对我国的侵犯和掠夺，曾撰写过一些颇具影响的檄文，如《斥责美国袒护日本侵略我国胶州》、《反对“兰辛石井协定”》、《斥责陆荣廷卖国求荣》等等。

“用人一采人才主义”　此举深得人心，一方面制止了任人惟亲的不正之风，另一方面又极大地调动了真才为国家民族作贡献的积极性。在他第二次就任教育厅长期间，正值军人主政之时，他惟恐学校教育大权受军人操纵，1930年在聘任省立第二女子中学校长的人选上，曾礼贤下士、三顾茅庐，敦请湖南省著名女教育家曾宝荪女士（长沙艺芳女校创办人，曾国藩的曾孙女）出长该校。《曾宝荪回忆录》（岳麓书社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第191页上提到：“……黄士衡教育厅长亲自来请我说：‘军人荐信已有许多，教厅用人行政若不能自主，那湖南教育也就完了，务必请先生帮忙，保全教厅用人之权，只要我提出先生的名字，别人就没话说。’我看黄厅长如是恳切的说，只好答应了，……。”1931年曾宝荪任职一年期满辞去二中校长以后，黄士衡先生了解到毕业于北师大的吴剑，在入大学之前已有13年的小学教龄，大学毕业后回湘又在二中任实习主任多年，家庭是十代书香，教学工作认真负责，当即决定推荐她继任二中校长。吴剑后来在《马日事变后的湖南省立第二中学》一文（载《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出版）中回忆说：“黄士衡厅长不希望校长们常来亲近他自己，只希望他们专心专意办好学校。他不向校长们介绍教职员，连厅内秘书科长，乃至科员、办事员等，都承受了他的意旨，从未有过介绍人的事；他对于他所提出来的校长，始终是关心的，无论他在不在教育厅长任内。例如1932年春季，学期还没有开始，我正在组织二中教职员时，他却亲自来到学校关切地对我说：‘听说你又将把曾校长任内去职的那个国文教员聘进来，而且将把一个年高德劭众所推崇的李肖聃（李淑一的父亲，杨怀中的挚友，青年毛泽东对他也很尊敬——笔者注）解除职务。我认为这个对你办学前途不利，特专程来告诉你。’我说：‘您放心，我并没有打算这样做，这是有人故意造谣诬蔑的。谢谢您的关怀。’这时他已没有在教育厅了，犹能对我关怀备至，我对他是很感激的。”

    题联寄托幽思
    在第二次就任教育厅长期间内，为湖南省的教育事业满怀抱负、大加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之时，不免得罪于当道，任职后期深感事事制肘，孤掌难鸣，处处力不从心，竟开始萌生退意。1931年，他曾偕挚友易球先生(字抱圭，湖南大学化学系教授，在美国留学时曾担任过爱迪生的助手）同游天心阁，应邀题联二首，直抒胸臆，由此可折射出他当时的心境。
高阁逼诸天，且看那洞庭月、潇湘雨、衡岳烟云，十万户棋布星罗，到此一开眼界；
江山留胜迹，最难忘屈子骚、贾生策、朱张性理，数千年声名文物，有谁再续心传。
湘江碧浪洗尽尘霾，卷开汉策三篇，人尚千秋怀贾谊；槛外青山森如子弟，撑起南天半壁，我来百尺卧元龙。两联均系触景生情、有感而发、气势磅礴。
    黄士衡先生在旧社会官场中，始终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冷峻目光透析人生、傲视权贵，不唯上，一直保持着传统知识分子的清高气节、淡泊明志。1929年冬，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委任他为湖南省党部指导委员会委员，而他却三次电辞，坚不就职。后来湖南省党部指导委员会再三函催上任，他仍函辞不去。正因如此，他被排挤出仕途，他也常以“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自豪。他忠于职守、坚持原则、问心无愧、刚正不阿，在当时的湖南教育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但却因为在力争教育独立和任人惟才等问题上不容于当道，第二次当了三年教育厅长以后，终以“合则留、不合则去”，愤而辞职仍回湖南大学任教。

    重视和支持平民教育与中等教育
    他对全民素质和基础教育也很高度重视，他对我省著名平民教育家周方（字静庵）先生（1892～1979）所推行的平民教育运动，自始至终给以不遗余力的支持、关怀和参与（1931年他和周方都是湖南私立枫林中学的创办人），这种开启民智的积极之举，曾受到陶行知先生的高度评价，被誉为全国平民教育之冠。他认为“大事易事，为人所争；小事难事，为人所忽！让其大者易者，而为其小者难者，自然‘与人无忤’‘与世无争’，而你的精力，能尽用之于‘对事’，不要浪耗于‘对人’了！”。黄士衡先生于1949年12月10日所撰《实验三化教育的枫林学校过去和将来》一文中指出：“……而予最有感于其‘寻难事做’之主张，及百折不回，经千艰万困，而不心灰意冷，此非具大智慧、大定力者不能。”
    由于他早年就已认识到基础教育的重要性，所以虽长期在大学任教，从出任省教育厅长开始，即一直非常重视湖南省的中等教育，对各公立和私立中学的成长和发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一视同仁的关怀和扶持。1937年年底，他携眷离开长沙回湘南老家避难，1940～1942年曾欣然受聘为衡阳私立船山中学校长，在处理校务之暇，结合多年来自身的经历和学养，抓紧时间如饥似渴地钻研王夫之的学说和著述，曾撰写了大量读书札记和心得体会，可惜的是，他这些耗费很大心血留下的宝贵资料，都在当时的兵荒马乱年代和尔后的“文革”浩劫中全部被毁。为了发展家乡郴县的中等教育，1942年还曾大力扶持私立适存中学上马，受聘为该校董事长，开办伊始之时只有初中班，1947年即增设了高中班，该校极盛时期，学生人数达到近千人，教师约90人。通过抗战期间对湘南地区的考察，他认为当时湖南省的普通中学已有很多，惟独农校数量甚少，仅在长沙市有“修业”高农和“开物”初农两所，湘南半壁还没有一所农校，这与我国素称“以农立国”的本旨太不相称。认为要想强国，必先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此必先致力于农业教育。在他的倡议下，经湖南省教育厅备案，于1949年1月在郴县良田镇正式成立湖南省私立益湘农业职业学校。
    建国前，湖南的中等教育十分发达，各中学的师资水平很高，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上乘，处于全国的先进行列，这与他的一贯关注分不开，也是有口皆碑的。

 任职湖南大学校长
    1936年初黄士衡先生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是年夏成立了“湖南大学毕业考试委员会”，以作为狠抓学风、严进严出的最后一道关卡，他自任主席，遴选校内委员37人，还聘请了包括省主席、教育厅长以及多位老校长在内的校外委员7人，以示该委员会的权威性，此举不但保证了湖大毕业生的质量，还成为尔后湖大由省立改为国立的教育水平上过得硬的一块重要砝码，其得到严格量化的各项指标（如高低分数线、通过率、优秀率等）以及论文成果等，彰彰足凭。这可说是他推行科学管理的又一大手笔。在由省立改国立这一艰巨历程上，他继胡庶华校长（1932.10～1936.1）之后发挥了关键作用，由于当时湖南大学师资力量较强，拥有华中和华南地区最大的图书馆，实验室仪器设备具有一定的规模，教学质量为“全国省立大学之冠”，已具备改国立的基础条件。他接掌校印后，立即召开各级级长会，决定每一学院选举代表4人（院长、系主任以及教授代表和学生代表），3月25日由他主持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同意改国立之要求，28日赴省政府请愿，以造成声势。暑假前又成立湖南大学国立运动促进会。是年年底，敦促省教育厅长朱经农作为省府代表，偕同湖南大学师生代表赴南京请愿。途经武汉时，原湖南省商专和湖南大学的教授们任凯南、杨瑞六和皮宗石等纷纷表态支持，并联名致书教育部长王世杰，以施加影响。这时黄士衡先生主动提出辞职让贤，请省政府聘请皮宗石先生（1887～1967）继任校长，并呈请国民政府简任。因为皮宗石与王世杰是留英时的同学，皮所提出的条件是：“湖大必须改为国立，（我）才出任校长。”一年以后国民政府终于作出决定，1937年7月由教育部正式通知湖南大学改为国立，“将该校应由国库支出之经费列入，同时湖南省府年支湖大经费，应不少于已确定的444646元之数。”由此可见省立改国立的最大障碍关键在于中央和地方承担经费的份额，作为具有经济学头脑的黄和皮两位，洞烛其内幕，略施压力，找到共建的变通办法，从而使得湖大名至实归，顺利地步入国立大学的行列。在其任职期间，曾主动将兼职省政府委员两年的薪俸捐赠给湖南大学，在长沙市犁头街兴建湖南大学驻城办事处房屋一所，足见其为官之清廉以及对湖南大学感情之深厚。
    抗战胜利以后，他由湘南老家回到长沙，仍应聘到湖大任教，长沙和平解放前夕（1949年1月），他以极大热情受聘为“湖南大学应变委员会”5位委员之一。当时湖大地下党总支曾征得长沙市工委的同意决定利用此合法应变机构，有计划地开展护校、保产和准备迎解接管等项工作。
    黄士衡先生生于战乱年代，在旧中国的险滩恶浪下特立独行、饱经忧患，目睹旧社会的黑暗腐败，却无法挽狂澜于既倒。建国初期社会风气的巨大变化，给他以很深的感受，促使他积极认真参加政治学习和各项政治运动，如饥似渴地吸取新的知识，一直工作到1953年中南区院系调整，湖南大学惨遭解体厄运，才怀着满腔惆怅、依依惜别之情，离开为之奋斗了近30年之久的湖南大学。党和人民政府充分肯定了他在建国前后为湖大和全省教育工作所倾注的心血和作出的贡献。他先后被聘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邀代表、历届省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常委等，古稀之年被任命为湖南省文史馆副馆长，耄耋之年还经常担任考察团团长带队去省内外各地考察以进行社会调查。为了紧跟时代步伐，给后辈作出楷模和以身作则的教育，晚年仍孜孜不倦、认真学习，始终以周恩来总理“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教导作为座右铭，逝世前一年，他在仔细阅读《红旗》杂志1977年第7期上的有关文章之后，兴奋不已，曾给外地子女写信说：“现在党中央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国家就要兴旺了，你们要奋起努力多做事，我年老矣，蹒跚而行，自不负党……。”
    1978年黄士衡老校长以90高龄辞世，湖南省人民政府、省政协和湖南大学等单位，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先辈们筚路蓝缕创业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湖南大学，近几年来的发展势头迅猛、蒸蒸日上，老校长在九泉之下有知，也会感到十分欣慰的。

黄英博曾用名黄春源。1906年4月生，湖南长沙东南乡人。其祖辈以农耕为生，家中略有薄产，可维持小康生活。有兄弟姐妹三人，其排行第三。

人物经历

　　1914年黄就读于长沙县嵩山镇小学。高小毕业后，考入长沙师范学校，1924年毕业。黄在长沙学习期间，适值五四运动在全国开展，黄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阅读了很多国内外进步书刊，奠定了其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基础。

主要贡献

　　1924年7月，黄英博进入广东大学做文科旁听生，接着考入广东大学哲学系，1927年2月毕业。这期间，黄英博参加了全国七届学联代表会，在粤从事学生运动，在广州市学联宣传部工作并担任《广州青年》《怎样干》刊物的编辑，在广东大学的学生组织担任组长、宣传干事股长、代理文书等职。在毛泽东同志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期间，黄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干事。省港大罢工期间，邓中夏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顾问和工人纠察队训育长，黄在省港罢工委员会宣传部任干事，在邓中夏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3月，黄英博赴海丰县委宣传部工作并兼任海丰县中学训导主任、国文教员。1927年6月，在香港任中共广东省委秘书处秘书，参加了广州暴动。1928年，任上海团中央秘书处秘书、上海杨浦区团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主席等职。1929年8月，被捕后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出狱后，调上海法租界团委任宣传部副部长，其间领导示威运动多次，三次身陷囹圄。1931年4月，调任香港中央交通总站副书记，其间领导开辟了一条通往江西苏区的交通线。1932年3月被捕入狱，经多方营救，幸免于难，被驱逐出香港。回上海后，因许多同志被捕、遇难，与组织失去了联系。1932年8月，先后在河南第四师范、福建省立厦门高中和广州的中学任教。这一阶段，黄英博虽与组织失去联系仍从事革命工作，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其间曾在开封被叛徒出卖入狱。

　　1937年12月，黄英博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任秘书。1938年6月，黄被调往南昌，在黄道的领导下参加公开工作，先后任江西新建县第一科科长、江西丰城县教育科长。皖南事变后，黄道遇难，黄回湖南，根据组织安排从事潜伏工作，先后任湖南省盐务管理局川盐运输分处处长，广东省博罗县、昭惠县、南海县主任秘书，广州市政府视察秘书等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黄英博以中央侨务委员会委员身份作为掩护，与南京大学张西曼等左翼进步人士秘密策动过学生运动，与廖奕、周唯真等进步人士联系，策划反内战、自救活动。1948年7月，返湘任湖南省财经委员会副主任。1949年5月任湖南省政府参议。后投身于湖南和平起义的准备工作，搜集了大量的情报，保护转移了公共财物，联系进步人士，策反国民党军政人员。

何叔衡（1876-1935）无产阶级革命家。谱名启璇，学名瞻岵。宁乡人。清末秀才。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新民学会骨干会员。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员。1930年回国，任共产国际救济总会和全国互济会主要负责人。次年秋赴中央苏区，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内务部代理部长和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等职。“左”倾错误统治中央后，被撤销全部职务。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2月，途经福建上杭县时，为敌人追捕，英勇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