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作真时，“北魏陶俑”骗过专家



1994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北京潘家园旧货交易市场，假货者们浏览着地摊上的卖品。有一位身份特殊的中年男人，他是这里的常客，有些知道他身份的藏家，跟在他身后买一些他看好没掏钱买的老物件。

忽然，那位中年男人的眼神在一件斑斑驳驳的陶俑上滞留—那只陶俑是一位戴着文官帽子的骑马人，服饰古朴，周身布满土锈，还留存一些未完全剥落的朱砂红彩。

“您这件儿陶俑多少钱？”他问。

“2000块钱！”

“残品你还要价这么高？”

“这还有个没残的，5000块钱您拿走得了！”卖主压低声音说：“您没见上个月报纸登了，俺河南一座北魏大墓叫人给挖了？”

“你挖的？”

“借俺两个胆打死也不敢！这都是在别人那里买过来的。”

第二天，中年男人将在潘家园买得的骑马俑带到了自己的工作单位—国家博物馆。陶俑刚摆上桌面，就引起同行专家们的注意，大家一致认定：这是一件北魏时期的珍贵文物。这些出土陶俑可能是前不久在河南被盗掘的北魏大墓里的陪葬品。

众所周知，距今1500多年的北魏陶俑，不仅真实传递了我国古代北方民族社会生活的丰富信息，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古代先民审美情趣和习俗的变迁，提供了第一手直观资料。为了不让这些珍贵文物损毁散失，专家们建议向国家申请专项拨款，及时收购。

在专家们的呼吁下，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出乎寻常地很快做出反应，拨出专款，派出专家，抢救性收购古玩市场上出现的北魏陶俑。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吕济民老人回忆说：“（北魏陶俑）历史博物馆买了三次，故宫买了两次。中国历史博物馆花了八十万，故宫呢，花了十万吧。”

以往，我国大大小小的文博单位基本上不在地摊上收购文物，就算是平日里正常购买，在经费上也是慎之又慎、紧之又紧。

短短几个月时间，文物工作者们从古玩市场和各种渠道收购了数百件北魏陶俑。

接下来，奇怪的事儿出现了：一向见风涨价的文物市场，这一次却表现出波澜不惊的姿态，北魏陶俑越卖越多，价格也越来越便宜，大有收不完、买不尽的架势。于是，有人提议重新对这批北魏陶俑做一次集体鉴定。



经机场X线照射，陶瓷每秒老化200年



关于北魏陶俑的集体鉴定，专家们出现了分歧，有人说真、有人说假。国家文物局决定暂时停止收购，并联合河南省文物部门，请警方给予配合，对此事进行彻查。

调查结果出乎意料：最近所有涌进北京古玩交易市场的北魏陶俑，都出自洛阳北邙山上的南石山村村民高水旺家。

据当地公安人员讲，他们跟高水旺打交道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头一年，海关查获了一批运往境外的“唐三彩”马与乐俑，经过专家鉴定和仪器测试，都一致证明是到代（十六国时期鲜卑拓跋氏建立的政权）的文物。根据货主的交代，公安人员抓到了卖主，要按倒卖国家一级文物定罪。于是，卖主顾不上钱了，大叫冤枉，说这批唐三彩是高仿品，全都出自乡党高水旺之手。

进了公安局，高水旺反复解释说那几件唐三彩是自己烧造的高仿品。公安人员请了有关专家来到高水旺家，全傻眼了—像这样的“唐三彩”，堆满了高家后院。而且，他还当场给专家们做了各道工序的演示。

结果正如当地公安人员所料，北京来的专家到高水旺家后，只不过重演了一次“唐三彩”事件。他们突击收购的那种“北魏陶俑”，在高家还有数百件，有的已经做过旧，有的未及做旧，有的还在小窑口旁等待过火。这种局面让专家们感到尴尬，提留了两件成品陶俑走人。

回到北京后，专家们把高水旺烧制的陶俑送上仪器进行检测，结果是属于“高仿品”。可是，为什么那些个唐三彩作检测就能顺利通过呢？高水旺说这他就不明白了，但东西千真万确就是他做的。为了证实他说的是真话，高水旺还拿出了一份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他的“民间工艺美术家”荣誉证书。

最终，还是有个卖主揶揄说：“蒙专家太容易了，无非就是掌握好胎、釉、型、工、旧这几个方面的诀窍，做得和故宫里面的一模一样，他们就认。过检测关也不难，让唐三彩和陶俑坐坐飞机就行了。”

的确如此，那些农民带着这些高仿品在机场登机时必须经过X线检查，而实验证明，经过X线照射的陶瓷，每一秒钟会将釉面老化程度提早200年左右。这一来二往的，一件新仿品便变成了通过仪器检测的“文物”了。



农民家后院 惊现“青铜铸造厂”



2006年夏天，深圳机场。一位过境港客被海关检查人员请进了办公室，原因是这位旅客托运的行李中藏有国家一级文物—两只带铭文的商代青铜鼎。港客慌忙声称这两只青铜鼎是自己在文物市场购买的工艺品，并非文物。

三个小时后，那位港客被告知：经有关文物专家核定，他所携带的两件带铭文青铜鼎均系商代旧器，属国家一级文物。经初步审讯，港客供述了实情，这两件青铜器，是他通过北京一位文物掮客帮忙购买的。

两天后，北京的那位文物掮客被捉拿归案。此人招供了另一位河南籍的同伙，说是那人盗墓所得。很快，那个河南人也落网了。他说那青铜鼎是同村的“铁拐李”仿造。

北京掮客说：“不对，我明明亲眼看见你从一座古墓里掏出来的，而且墓里面还有几件破损了的陶器。”

河南人说：“那是设局子骗你的。”

公安人员约了电视台记者一同找到了那个外号“铁拐李”的跛腿农民。“铁拐李”见到两只青铜鼎的照片，立马就承认此物件的确为他所造。他还说，这东西做出来不难，但是做旧得费一番功夫，属于高仿品。

公安人员和记者进入“铁拐李”家后院一看：可不是，那里简直是一个青铜铸造厂，从制范、成型到打磨、做旧，有一条规范的生产线。这样的景象还不止这一家，整个李家村家家都有青铜铸造作坊，是远近闻名的“青铜村”。那个村的村长不无自豪地告诉记者，他们村的青铜产品在国内外古玩市场上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其中有的高仿品还被成功拍卖，最贵的一只青铜鼎在海外创下几百万美元的拍卖纪录。



青花瓷，陶瓷泰斗都看走眼



20世纪80年代初，景德镇地区一个名叫凤城的地方发生了一件事：一位农村老太太翻地时挖出一只青花梅瓶，她按照有关规定将这只梅瓶送到当地的博物馆。因为器型完整，当地博物馆付给了那位老太太600元人民币。这在当时来说算是很高的出价，那时候一个科级干部一年的工资还够不上600元。

老太太刚走，这只梅瓶就被时任景德镇陶瓷馆工作人员、现任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欧阳世彬看到，他一眼认出那就是国外学者所著图谱中描述的元代青花瓷器。欧阳世彬当即花了1000元将梅瓶买走—就这样，中国瓷都景德镇有了第一件完整的元代青花瓷器母本。

欧阳世彬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当时‘文革’刚过，景德镇经济不景气，瓷器滞销。我们得到梅瓶以后，便花了几十块钱的成本开始仿制。那次仿制非常到位，刚展出就被一个日本人花630块钱买走了。这在当时可是大收入呀，一般的瓷器只卖几块钱一件！”

自打元青花仿制成功后，景德镇的窑火又重新旺烧起来，刚开始的买主主要是中国港台和日本的客商，价格从几百元开始，后来经营高仿品的瓷商们听说自己的产品竟然被当做文物出现在国际拍卖市场，便马上将每件仿品的价格从几万涨到几十万。后来，随着国际市场上天价元青花的不断涌现，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艺术品商人都盯上了景德镇，还有些港台文物商人干脆连窑厂一起买下，每年定量烧制高仿古瓷。从此，以元青花和清官窑为龙头的高仿品，开始走上了高科技之路。

2005年前后，日本一家博物馆要搞中国陶瓷展览，派出一位造诣颇深的汉瓷专家来到景德镇，要求当地政府租借一件元青花梅瓶去日本出展。当地专家故意拿出两只一模一样的“元青花”梅瓶给日本朋友看，结果那位日本汉瓷专家挑选了那只仿制品。

此事传出后，曾一度使得拍卖市场上的元青花拍品都贴上了大大的问号。对此，咱们中国专家会跟着走眼吗？

在世的中国陶瓷鉴定专家中，现在公认资格最老、水平最高的挂帅人物要数故宫博物院的耿宝昌老先生。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耿老坦言他在参观景德镇一个青花瓷高仿基地时，面对一些明清官窑高仿品，如果不是知道身处何地，他也会误把高仿品当真品。

许多热衷于文物收藏的人士倒抽了几口冷气：陶瓷泰斗都会走眼，这文物市场岂不是成了无底深渊？



私人窑厂称得上 是个“陶瓷科研单位”



樊家井地处景德镇火车站附近，这里原本是农村，自打20世纪90年代仿古瓷火了以后，这里渐渐聚集了包括港台在内的全国各地的陶商瓷贩。近两年，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文物商人，也在此地频繁出没。

听说那里有一位姓李的窑主仿技了得，发了大财，他烧造出来的东西能以假乱真。

约了李老板一个礼拜，最终连面都没见着。在回京的火车上，记者无意中撞上了一位“贵人”。那是一位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与我对铺坐着。他见我手上拿着一只鼻烟壶摩挲，便搭讪道：“北京来的吧，您吃药了！这只乾隆粉彩鼻烟壶是仿品！”

“你怎么知道？”

“北京的藏家喜欢鼻烟壶…来，您看看我的东西！”小伙子一面说，一面从旅行箱里掏出三只鼻烟壶。

我接过他的鼻烟壶细细看了一遍：“两假一真，对吗？”

“看来是个老手。”他收起自己的东西。

“送人玩儿。”我说。

五天后，我用仅次于拍卖价的大价钱买下了小伙子的鼻烟壶。他也兑现诺言，答应带我去见他舅舅。

这一次见到李老板，几乎没费什么劲儿。他听外甥介绍我是个“大老板”，便问我喜欢哪个朝代、什么器型的高仿品。我告诉他主要对元青花和清代官窑瓷感兴趣，他让人将得意之作一件件取到办公室让我看。

第一件东西拿出来就让我大失所望。那是一只鬼谷子纹元青花大罐，一看便知是2005年佳士得拍卖公司拍出的那只两个多亿的青花大罐的拷贝。我装出生气的模样，起身就要出门。

“老板请留步！”李老板拦住了我，“您先别急，看东西要慢慢来才能对上口味嘛！”

接着，他又让人继续上货，一只造型硕大的仿元代云龙纹青花釉里红玉壶春。我心里一动，轻轻将器物上手，一件典型的元代中晚期作品，从造型到胎、釉、色、绘画等方面均符合元青花釉里红瓷器的基本特征，近乎完美、无可挑剔！

“国宝呵！是您烧制的？”

“您不信？”李老板微微一笑，起身邀请我随他一道到窑厂去转转。

一圈儿转下来，我算是心服口服了。李老板的窑厂可以算得上是个陶瓷科研单位，从陶土的配方、人工练泥、器皿成型到釉的配置、绘画方法和原料、烧制方法等等，完全依据用出土文物所作的科学检测数据为标准，每一道工序都精心操作、一丝不苟。为捕捉官窑的神韵，他们放弃价格低廉的煤烧、气烧等方法，恢复柴窑烧制。每烧一窑瓷器，最少要消耗松柴4卡车，耗时22个小时。

李老板告诉我，尽管如此精细、不惜成本，但大多数时候一柴窑坯子只能烧成一两件瓷器，所以这种高仿品造价十分昂贵，元明清“官窑器”的卖价一般不低于二十万。

我问李老板：“您这里的高仿品有没有流入国际拍卖市场？”

李老板没有正面回答，只说自己从不把仿制品当真文物卖。

完成了采访，我恍然大悟：为什么凡是到景德镇此类窑厂认真考察过的人，包括一些国宝级专家，大多从此三缄其口，再也不轻易给人“长眼”讲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