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背景
早在1938年6月26日，毛泽东同志为《边区儿童》(半日刊)的题词中教导道:“儿童们起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国民，学习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变成新时代的主人翁。”1942年“四?四”儿童节时，又为《解放日报》题词:“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
朱德同志在为晋东南武乡县王家峪儿童团题词中指出:“斗争与学习缺一不可”。
抗日儿童团
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等领导同志，也都分别为新安旅行团、孩子剧团的工作作出不少重要指示。这些题词和指示，对抗日战争时期儿童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党在这个时期指导少年儿童工作的指针。
在党的领导下，广大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抗日儿童团的组织，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等青年组织，受党的委托，直接领导抗日儿童团及其他儿童组织的工作。1938年10月西北青救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日儿童团的组织章程。团章规定建立儿童团的宗旨是:1、联合全(西北和华北)中国的小兄弟小姊妹结成好朋友；2、大家共同学习、工作和游戏；3、参加救国工作。7岁以上14岁以下的儿童少年都可参加。它的任务是:1、宣传大家打日本；2、侦察敌情捉汉奸；3、站岗放哨送书信；4、尊敬抗战官和兵；5、帮助抗属来做事；6、学习生产不稍停。它的礼节为右手五指齐额举起。五指表示:中华五大民族的儿童团结起来，打倒日寇汉奸。口号是:时刻准备着!西北和华北各地的儿童们纷纷加入儿童团，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斗争。在此基础上，1940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作出了关于《纪念“四?四”儿童节与开展儿童工作决议》，提出:要“帮助已有的儿童团体，普遍建立抗日儿童团。”还“特别建议陕甘宁边区青救会及华北各地青救会要加强对儿童工作的领导。”“县以下设立独立系统的儿童团，县以上可在各级青救会设儿童部(科)，配备专门的干部来领导和管理儿童工作。”决议还指出:要“以主动的、积极的、耐心的精神去开展游击区及敌占区的儿童工作，要善于用各式各样灵活机动的方式来揭露敌人汉奸的奴化教育、反共教育，争取儿童不受麻醉愚弄。”
在民先队西青救这一决议的影响下，许多地方的儿童工作进一步开展起来。晋察冀边区青救会和边区政府在每年的“四.四”儿童节，都要发出指示、通知、宣传大纲等等，指导、推动儿童工作。1940年3月21日，晋察冀边区青救会发出纪念“四?四”几童节宣传大纲，充分肯定了三年来晋察冀抗日儿童团在抗日救亡和培育儿童中做出的成绩，提出了:积极参加站岗、优抗等各种运动，参加春耕、建立儿童林、儿童菜园等能够胜任的劳动；普遍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建立儿童剧团、歌咏队、秧歌舞队；积极进行改善生活的斗争，反对早婚、童养媳制度，改善童工工作待遇；动员全体儿童入学，不使一个儿童关在学校门外等四项任务。边区儿童团的生活更加活跃起来。
不仅是西北和华北，在各个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儿童团组织，并且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1940年，陕甘宁边区有7万儿童团员，苏北解放区有18万儿童团员；华北抗日根据地有60万儿童团员。在其他广大抗日根据地，也同样活跃着千千万万的儿童团员，他们是团结广大少年儿童参加抗日的核心。在儿童团的组织建设方面，也逐渐趋于完善。许多根据地都制订了团章。例如:有《西北抗日儿童团组织章程》(1938年)、《晋西抗日儿童团组织简章》(1940年)、《盐阜区儿童团团章》(1943年)、《山东莱阳县儿童团团章》(1944年)等。
社会各界对儿童团的关怀
在抗日战争日益接近胜利的时候，斗争也越发艰苦，党和抗日民主政府也更加关心和支持少年儿童工作。1945年3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和各界抗日联合会在迎接和纪念“四?四”儿童节的指示中，对全边区儿童工作提出了五大任务:一、组织动员全体少年儿童积极帮助家庭劳动，并把生产和学习很好地结合起来；二、加强民族气节教育，普遍开展“五不运动”；三、开展文化娱乐工作，适当进行军事体育锻炼；四、反对封建残余的束缚虐待；五、加强游击区的学校教育工作和抗日宣传工作。
1945年4月4日，盐阜行署作出《关于爱护儿童扶植儿童团的决定》。决定指出:“儿童团是儿童们寻求解放的战斗集体，我们要扶植它，予以必要的援助。他们是破除迷信、宣传卫生、传播文化的优良助手；他们是反对旧礼教，旧习惯及一切欺压他们的恶势力的小战士。他们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也作了不少惊天地而泣鬼神的伟绩。因此，村政府应尽一切可能帮助儿童团开展儿童工作，县、区政府应在各方面予儿童以有力的指导与扶助，使它发展巩固。”
党政机关这些决议和指示，正是抗战时期儿童运动得以深入发展的重要条件。
除抗日根据地外，广大沦陷区和大后方的少年儿童，在党的领导下，也都纷纷组织起来开展活动，同样是宣传抗日和争取民主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贡献
在
百团大战中，王家峪儿童团帮助八路军割草喂马，为前线送干粮；晋察冀边区儿童团破坏日军的交通干线近百次，牵制了敌人的进攻和扫荡，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其中，最为活跃和出色的是晋察冀边区的儿童团，他们站岗放哨、捉汉奸、送情报，利用自己年纪小，不被注意的特点，深入敌后，出色地完成任务。在晋冀一带，直到现在仍流传着放牛小英雄王二小把日本鬼子引进八路军包围圈的故事。晋察冀边区抗日儿童团还开展了“五不运动”：不给敌人带路；不给敌人送信；不吃敌人的糖；不念敌人的书；不告诉敌人藏粮的地方。
这一革命历史时期里的少年儿童工作，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比较，无论是组织形式和组织规模，还是活动内容的广泛性，都有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战争形势所迫，当时儿童团组织仍未能建立全国性的组织领导系统，只是在各抗日根据地党和青救会领导下开展工作。因此，这个时期儿童组织的名称，也多带有地方色彩；如延安儿童团、冀东儿童团、苏北儿童团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快结束前夕的1945年4月，在全国十九个较大的抗日根据地里，基本上都建立了儿童团，或类似名称的革命儿童组织。
陕甘宁边区是党中央所在地，在这里，从城市，到乡村，到处都有儿童团组织，7万多儿童团员几乎包括了全边区的儿童。他们在自己的组织里，召开会议，讨论时事形势，进行军事操练、唱歌、打球、做游戏，健康地成长；他们站岗放哨、保卫边区，拥军优属开展慰问活动；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投入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组织识字组、积极扫除文盲。延川县的娃娃变工队，富县第二完小的杨明春识字组，在生产劳动和扫除文盲中作出了优异的成绩，受到边区政府的表扬奖励。儿童团员们为保卫和建设边区、为抗日救亡贡献了一分小小的力量。
在华北、晋西北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儿童团，到1941年4月，儿童团员就已发展到6万人以上，他们参加抗战服务工作；文化宣传工作；以及组织群众上冬学；领导儿童课外活动等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有300多名孩子参加的晋西儿童营，用唱歌演戏募集捐款，捐献了一架“中国儿童号”飞机；他们还用唱歌演戏宣传抗日的歌声传遍了吕梁山。
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武乡县王家峪儿童团，在总部和朱德总司令的关怀下，工作开展得十分出色。在百团大战中，他们割草喂军马，为前线送干粮，为兵工厂搜集废铜铁和子弹壳，在反扫荡战斗中，他们写标语作宣传，看护八路军伤员等，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为掩护八路军总部和弹药库，几名儿童团员在鬼子刺刀下英勇牺牲。1939年“四?四”儿童节时，王家峪儿童团被正式命名为“朱德儿童团”。
晋察冀边区的儿童团(有一段时间称为童子军)普遍开展站岗放哨，送情报，捉汉奸等活动，曲阳、正定500多名儿童团员，组织起来破坏敌人的交通干线近百次，牵制了敌人的进攻和扫荡，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全边区儿童开展的“五不”运动(一、不上鬼子学；不读鬼子书；二、不听鬼子话，不参加鬼子会；三、不吃鬼子糖，不要鬼子东西；四、不告诉鬼子实话，不给鬼子带路；五、不受鬼子骗，不参加鬼子的少年团)。在儿童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儿童团员为信守五不誓约，与敌人勇敢斗争，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苏北根据地的儿童团工作开展得也十分出色。仅新四军总部所在地的盐阜区，就组织了135，500名少年儿童参加儿童团，发布了儿童团团章，(草案)成立了儿童团总团部，使全区儿童团的组织系统更为完善。1945年5月召开了全区少年儿童代表大会，会上通过盐阜区儿童团团章，选举产生了全区的儿童团领导机构??盐阜区儿童团总部。这次大会对于当时整个苏北儿童工作深入、广泛的开展，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在苏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苏南游击区里也活跃着儿童团和其他儿童组织。
在东北沦陷区，少年儿童工作也同样活跃。在东北抗日联军里，有杨靖宇将军亲自组织起来的“少年铁血队”，他们唱歌、演戏、侦察、送信、护理伤员，有时还直接参加战斗。
在内地和沿海，有以文艺为战斗武器的“新安旅行团”、“孩子剧团”、“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厦门儿童救亡剧团”、“广州少年抗敌先锋队”等，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怀着极大的爱国热情，克服重重困难，作了大量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此外，上海的难童工作，重庆的报童工作，以及在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的儿童保育工作，也在党的领导下，对抗日救亡运动和培养儿童中作出了贡献。有的儿童团体还到海外开展了抗日救亡宣传、募捐、慰劳等活动，受到各界人士和海外爱国华侨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
八年抗战，团结和教育了全国人民，同时也培养了新一代中国的小主人。全国广大少年儿童在党的领导下，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事迹，涌现了一大批值得永远怀念和歌颂的少年英雄。王璞、李爱民、李克元、牛国才、温三郁等英雄模范事迹，将永远为人们所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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