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发布的《终战诏书》

安冈正笃

神秘客人的夜访

日本东京：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３日夜十点。由于美军的空袭，实行了灯火管制，整个城市漆黑一片。在茫茫夜色中，一辆黑色的轿车悄然停在了小石川区原町的金鸡学院门前，一个戴着墨镜的人从车里走了出来。

当被门房带领到玄关之后，这个神秘的客人才摘下墨镜，递上名片：“内阁书记官长秘书官”。

很快，从二楼走下来一位四十余岁的学者，接过客人递上来的一叠稿纸，取出眼镜和一支红色铅笔开始认真看起来。他一字一字地读着稿纸上的内容，不时还自言自语几句，或者停下来思考一番，然后再用红铅笔在纸上修改着什么。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他将修改后的稿纸交还给来客，而这位客人也像来时一样，静悄悄又急匆匆地离开了。

这位学者，就是后来被人们誉为“昭和教祖”的金鸡学院学监、日本著名学者安冈正笃，而他所修改的，就是两天后日本天皇将向全国宣读的“终战诏书”。

“一稿”、“二稿”的出台

事情还要从几天前说起。８月６日，美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８月９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百万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同时，第二颗原子弹也在长崎上空爆炸。负隅顽抗的日本陷入绝境。在日本政府和军部紧急召开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交战派和主和派激烈争吵，首相铃木只得向天皇请求召开御前会议。在御前会议上，昭和天皇最后做出裁决——接受７月２６日同盟国发表的《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

御前会议结束时已经是８月１０日凌晨两点多，但时任内阁书记官长的迫水久常却无法休息。他立刻回到自己位于首相官邸二层的办公室，着手停战诏书的起草工作。

按照惯例，天皇的诏书一般都要请相关方面的专家来负责起草，但这次是高度机密，迫水只能自己动笔了。早在会议之前，迫水就已经意识到，无论这次会议的结果是什么，都需要形成一份重要的诏书。因此在开会的时候，他努力将天皇的每一句话都铭记在心。现在，他赶紧将自己头脑中所记下来的内容写到纸上。日本停战诏书的最初稿就这样逐渐成形了。

但迫水所记下来的内容还是口语形式，需要转化成正规的书面语言。于是，天刚刚亮，迫水就派人请来了曾经参与过开战诏书修改工作的早稻田大学教授、汉学家川田瑞穗，请他将自己所记录下来的文字转成正式的诏书格式。一天之后，１１日一大早，一夜未眠的川田送来了改后的诏书草稿，这被称为“迫水内阁书记官长第一稿”。

１１日白天，迫水又请来几位具有相当文学素养的官员和学者，经过一整天的讨论和修改，形成了“迫水内阁书记官长第二稿”。

寻章摘句煞费苦心

１２日一大早，觉得自己很难再进行修改的迫水拨通了金鸡学院学监安冈正笃的电话。

时年４７岁的安冈正笃是战前日本著名的法西斯理论家，早年曾经与大川周明、北一辉等人共同进行所谓国家革命运动。他先后创办了金鸡学院和日本农士学校，致力于“精英教育”，为国家“革新”培养人才。日本财政官界很多重要人士都曾到这两所学校听过课，因此大多尊称安冈为老师。凭借深厚的学养以及这两所学校的各种活动，安冈在日本的财政官界结成了一张巨大的人际关系网，在当时日本的领导阶层颇有名气。

尽管是星期天，接到迫水电话的安冈还是立刻来到了首相官邸。虽然迫水在电话中并没有说明是什么事情，但安冈凭借自己在政界的广泛关系，早已听说日本政府可能会向盟军投降，因此对于此行的目的已经有一定的思想准备。

迫水向安冈拿出了“第二稿”，同时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若干年后，安冈曾经这样回忆自己当时修改诏书的原则：

经过深思熟虑后，我认为……绝对必要的就有两点：

第一，必须要选择任何国家败降时所没有用过的、可以代表日本天皇权威的辞令。

第二，不能显示出日本是因战败力尽、不得已而投降的；必须说是受道义之所存、良心之至上而做的决定。败降决非基于利害得失，这是日本的皇道，日本精神的精粹。我想这两点是决不可以遗漏的。

在这个思路下，安冈对诏书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其中，安冈认为最重要的有两处：

其一，安冈将草稿中的“欲永远确保和平”改为了“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出自安冈本人非常喜欢的“横渠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集.张子正蒙》）将这句话放到停战诏书中，很显然是要为日本的投降强行涂抹上一些光辉的色彩。

其二，安冈在“朕欲忍其所难忍，堪其所难堪”一句前面加上了“义命之所存”。“义命”出自《春秋左传》的“以信行义，以义成命”（《左传.成公八年》）。安冈写上这句话，则是希望减少日本投降的被动性，增添一些道义的色彩。

安冈特别叮嘱迫水，这两处是全篇诏书的着眼点，一定不能再改。

一词之争的玄机

１３日晚上，如文章开头所描述的那样，秘书官驱车来到安冈住所，将经过内阁审议后形成的“阁议提出用诏书第一稿”交给安冈进行再次修改。然而，安冈发现，“为万世开太平”一句被保留了，但“义命之所存”一句却被删掉了，取代它的是“时运之所命”。感到不满的安冈又把它改回了“义命之所存”。

原来，在内阁对安冈第一次修改过的草案进行审议时，“义命之所存”这句话引发了争论。大多数内阁成员认为，“义命”不是一个正式的词语，担心国民会听不懂。迫水想到安冈的叮嘱，便一再解释。但反对者最后拿出了词典，说词典上并没有这个词。迫水无言以对，只好任由内阁将这句话改成了“时运之所命”。

８月１４日上午，御前会议再次召开，最终确认了结束战争的决定。会议结束后，迫水急忙根据天皇的最新讲话，对诏书草稿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下午，迫水又再次请求安冈来到首相官邸。

对诏书草稿进行第三次修改的安冈，再次看到了让他觉得刺眼的“时运之所命”。在安冈一再质问下，迫水只得将实情说出，并表示会努力争取保留安冈的修改。

８月１５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发表了停战诏书。在金鸡学院里，安冈正笃与前来参加学院下午讲座的一百余人一起收听了“玉音放送”。很快，安冈就发现，自己反复强调的“义命之所存”一句不但没有被保留，反而又进一步被改成了“时运之所趋”，这让安冈大为恼怒。虽然看起来只是两个字词的修改，但其中的意义却有很大不同：如果说“义命之所存”，就是表明日本结束战争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而用“时运之所趋”，就等于直接承认了日本是战败而投降。

历史岂是几个词藻所能粉饰

国家战败投降的阴影，与围绕着诏书修改而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安冈始终耿耿于怀。有人说，停战诏书可以说是天皇与安冈合作完成的，这原本应该是一种极大的荣誉，但安冈却觉得“参与起草天皇诏书……对我而言则是一件永远不可磨去的憾事。所谓‘千愁万恨’恰可形容我的心情。那件事对我的心、我的灵魂是永远的伤害。”

在安冈看来，内阁诸大臣太无知，结果使天皇蒙羞。他甚至一直不愿意跟人谈起自己曾参与了诏书的修改工作。而据说，这一任的内阁大臣后来也的确为此事向安冈进行了集体道歉。

其实，无论用什么样的字词，日本战败投降的事实都是无法改变的。无论是安冈，还是其他所有参与了诏书修改的人，都只是从自己的尊皇主义思想出发，极力想为天皇、为日本挽回一些面子，用微言大义加以粉饰和涂抹，是自欺欺人。殊不知，客观地认识历史，并对之进行分析和检讨，才真正是对历史负责的正确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