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军三十二师鄂东抗日负伤士兵纪念，师长王修身赠


日军村井部队颁发的宜昌长沙入城纪念章
中日枣（阳）宜（昌）会战1940年4月30日打响，6月24日结束，历时56天。会战先在东线作战，为枣阳战役；后在西线进行，为宜昌战役。宜昌战役是会战的关键之战。因此日军将枣宜会战称为“宜昌作战”。我抗日名将张自忠就是于此次会战中为保卫宜昌在宜城十里长山殉国的，是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国捐躯的最高将领。 1939年，中国军队对敌进行的冬季攻势特别是昆仑关反攻战，日军惨败。敌为挽回颓局，趁我军正在整训、准备对敌展开更大的夏季攻势之际，1940年4月上旬，日军华中第十一军制定了关于“宜昌作战”的计划。计划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枣阳为中心，在汉水（襄河）的枣阳周围构成数道包围圈，以消灭我军主力为目的；第二阶段在汉水西岸进行两翼包围，将我军消灭在宜昌附近，并攻占宜昌。紧接着，日军拼凑了湘北之第六师团及赣北之第四十师团各一部，连同侵鄂之第三、第十三、第三十九师团，陆续向钟祥、随县、信阳等地区附近集结，总兵力达20余万人。 日军以攻占宜昌作为会战的目的，这是看重宜昌的战略地位。自1938年武汉被日军占领后，宜昌成为抗战期间我军第一、二、三、五、九战区的后勤交通枢纽。因此确保宜昌的安全，对战时交通运输、军需补给特别是陪都重庆乃至西南大后方的安危关系重大。 日军在襄河以东暗地调兵遣将频繁，我方有所察觉。4月3日，蒋介石电令老河口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江防总司令郭忏，称“如判明敌之主力在汉宜公路方面，我在襄河东岸决堤，确能予敌以严重打击，俾阻止日军西犯宜昌。”这道命令后来未付诸实施。4月10日，蒋介石又电李宗仁、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及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等，令其对于日军可能进攻宜沙迅即预行部署，要求第五战区应趁敌进犯宜昌企图渐趋明显之前先发制敌；汤恩伯、王缵绪（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两部主力，分由大洪山两侧地区向京（山）钟（祥）、汉宜公路之敌攻击，并由襄花路、豫南及鄂东方面施行助攻，策应作战，打破敌西犯企图。4月13日，第五战区李宗仁召集各集团军总司令会议。将军们认为，敌似将以主力由襄花方面攻击，企图歼灭我襄河以东野战部队，并相机攻取宜沙。五战区据此制定了襄河东岸对日作战计划。到了4月17日，李宗仁、汤恩伯又接到蒋介石拍给他们的电报，称日军西犯“其目的不在于夺取宜昌与襄樊，而在于打击我军以后，使其安全退守……即使向襄河以西进攻，亦必佯攻”。这令大将们大惑不解。时至今日，我方对日军作战目的和进攻方向未能作出准确的判断。 日军为迷惑我军高级将领，4月20日起，对我军薛岳第九战区发动佯攻。日军海军舰艇分别开进鄱阳、洞庭两湖进行窜扰炮轰；23日起又频繁出动空军对我九战区的重要城镇进行狂轰滥炸；同时于26日起，与九战区各部对峙的日军亦分别向我军发起进攻，企图以此造成日军第十一军发动一场对我九战区大规模进攻的假象。 日军一方面极力隐蔽其作战意图，另方面悄悄地进行战前准备。到了4月30日，装备精良的日军沿襄花公路开始与我军接触，枣宜会战在此打响。第二天拂晓，信阳、随县、钟祥方面日军6个师团在大批飞机、大炮的支持下，向鄂北、豫南之我第五战区全线发起进攻，动作神速，攻势凌厉，一举突破我军阵地，接着兵分六路向枣阳方面包围。5月4日，日军村上启作第三十九师团及第六师团之池田支队突破我第五十四军和八十四军防线，并攻占了随县。5月8日，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又陷我枣阳。当时我军皆避其锋，向西侧退却。 蒋介石对日军以日行三四十公里的速度，横扫五战区各军，极为震惊。5月8日下午8时，蒋介石电告李宗仁，称“日军企图向原驻地退却，应全力以赴首先在战场附近围歼敌人，然后向应城、花园一线挺进”，并悬赏激励前方将士，凡占领信阳者奖赏50万元。同时李及兰第九十四军、陈鼎勋第四十五军等部分向敌后攻击。江防军第九十四军自多宝湾下游之长脑市附近渡河，向京山、随枣方面迂回袭击，第四十五军由江陵进至汉宜公路，攻击应城、京山、云梦等地之日军。5月11日下午6时，蒋介石又发来电令，称敌已完成计划，开始撤退，如果让敌人撤到原来阵地，再要捕捉将不可能。望我军克服一切困难，乘此绝好机会，竭尽全力完成光荣使命。于是一场围歼日军的反攻战迅即展开。5月12日，第五战区各部反攻枣阳，日军向枣阳以南收缩。14日，第八十五军王仲廉部克复枣阳北湖河镇。池峰城第三十军一部进抵苍台镇东北，向郭滩镇进击。第十三军张雪中部新编第一师由苍台镇东南侧击北犯之敌。第四十五军一部北上，攻克随县附近安居、均川等据点。汤恩伯集团军一部及第三十军攻战枣阳以北之湖阳镇。受挫日军一部沿襄河东岸南窜，主力在枣阳一带构筑工事固守。 在“宜昌作战”之前，张自忠曾赴重庆述职，返回前线途经宜昌时，当着宜昌的军政要员郭忏（长江上游江防总司令）、严立三（湖北省政府代主席）说：“到了决战时刻，就跟敌人死拼！”为防备敌犯宜昌，张自忠将三十三集团军总部移至当阳慈化。“宜昌作战”打响时，张自忠的集团军总部已移至距敌较近的钟祥快活铺。在敌人攻占枣阳以后的最关键时刻，张自忠留下阵前遗书：“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枯，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渡河督战，向北进击。张自忠率七十四师骑九师及总部特务营与敌激战几天，5月14日回师方家集，截击南窜之敌。至15日，又驰援宜城南瓜店。伤亡甚重。16日晨，日军复以大部包围，张自忠登山督战，指挥余部与敌拼杀，多次击退日军进攻，但张部500余官兵大部阵亡。在长山山坡下，张自忠身中数弹，壮烈殉国。 抗日名将张自忠壮烈殉国的消息传出后，举国哀痛，特别是国共两党对此尤为关注。重庆国民政府为张将军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延安各界代表1000余人齐集，中央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分别题写了“尽忠报国”、“取义成仁”、“为国捐躯”等挽词。这是后话。 就在张自忠将军殉国这天，枣阳附近我第五战区各部向枣阳日军发动进攻，池峰城第三十军、舒荣第八十九师一部攻克七房岗、土桥铺，张雪中第十三军一部克复枣阳。5月17日，敌由枣阳东南增兵5000余人，战车数辆向枣阳反攻。守军第十三军猝不及防，枣阳得而复失。5月29日，日军第十一军作出进攻宜昌的部署，命其主力部队强渡襄河，空军协同作战。于是，5月31日半夜数万日军向襄河西岸扑来。山胁正隆第三师团首先从襄阳东南奇袭过河，枣宜会战第二阶段在此打响，敌并于第二天攻占了我一四二师守备的襄河。同时敌第三十九师团也在同一天夜晚，先用大炮向襄河西岸轰击了一个半小时，然后分由襄樊、宜城间之欧家店、王家集、小河、明正铺强渡襄河，并攻占了西岸之武安堰。我守备襄河西岸之第六十七军、五十九军抵抗不支，向西面山地退走。 日军强渡襄河的当晚，蒋介石连夜召集军事高层紧急会议。将军们认为宜昌若失，陪都门户洞开，决定派政治部长陈诚出川，指挥宜昌方面战争。应陈诚请求，调驻万县的第十八军赶往宜昌防守，调九战区之第三十二军、第八军到宜昌南岸布防。 6月1日下午9时，蒋介石电令李宗仁、孙连仲（右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及宜昌郭忏等将领，指示宜昌战役作战的要旨应以确保宜昌、襄樊为目的，以襄河西岸部队从西北向东南对渡犯襄河之敌侧背攻击，压迫于襄河及湖沼地带而歼灭之。并将第五战区分为左右两个兵团：左兵团辖孙连仲、孙震、汤恩伯、刘汝明（豫南支军司令、第六十八军军长）各部，兵团长由李宗仁兼任；右兵团辖冯治安（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及江防军各部，兵团长由陈诚兼任，全权指挥宜昌战役。 陈诚于6月3日抵宜，即设指挥部于三游洞，并即组织由襄河沙洋线后退的第二十六军和第九十四军在当阳以东的南北地区构筑工事，同时急调在广西前线的第八军赶赴宜当之间设防，以屏障宜昌，要求第十八军立刻出川，参加宜昌防守。 然而，日军却抢在我方的前头。田中静一第十三师团于6月4日晚，第六师团池田支队、江水支队于次日，分由荆门之旧口、沙洋附近渡过襄河，与自宜城南下的日军配合，向江防军郭忏发动进攻。由于江防军正面过广，兵力单薄，与敌激战后，被迫撤出战斗。同时日军第十一军战斗司令部指挥所移至应城，指挥宜昌战斗。这时蒋介石深感问题的严重性，3天内连下三道命令，北调大兵南下，堵击日军，以解宜昌之危。6月5日，蒋介石电令汤恩伯将其部3个军主力积极渡过襄河西岸，与我荆宜部队夹击襄河西岸之敌。第二天又令汤部以两个师的兵力截断京钟路、汉宜路敌后交通，以主力改由宜城以北地区渡河西进，夹击敌军。第三天又电孙连仲，告以“敌已全力南下进攻荆宜”，令其不顾一切，以主力南下抵敌之背，不可为敌后卫所牵制，使宜昌友军单独作战。 在我方急调援兵之际，南路日军于6月5日向沙市、江陵、十里铺一带推进，图南北两路围击我襄西部队于宜昌以东地区。我襄西部队与敌遭遇后逐次向西撤退。第二天日军向荆门发起进攻，我守军与敌激战至夜9时，以敌重兵支援，曹福林第五十五军不支而转移，其余各部逐次后撤。当日日军陷荆门，并占领观音寺。7日，日军向我由九战区驰援的李延年第二军阵地进攻，图犯远安。8日，日军第十三师团由荆门攻入当阳县境，我李及兰第九十四军、李延年第二军（含十八军回调的第十一师）、周岩第七十五军在河溶、慈化、当阳之线及沮河沿岸与敌激战之后，第二军奉命退守龙泉铺、鸦鹊岭、安福寺间第二线阵地。同日，南路日军一部由江陵万山一带进至枝江县境，我王修身第三十二师和丁治盘第四十师所部在草埠、问安一带抵抗不支而后撤。晚，日军池田支队攻陷江陵、沙市。守军萧之楚第二十六军一部转移至沮漳河西岸之江口、马家店、董市拒敌；第三十二军渡江南撤。此时，日军南北两路各师团已呈遥相呼应之势，正将我军向宜昌正面压缩，古城宜昌岌岌可危。 从万县东下的援军先头部队第十八军十八师（师长罗广文）于6月8日夜抵达宜昌，连夜选定阵地。该师以第五十二、第五十三两团担任郊区防守，第五十四团防守市区并作巷战准备，两天后，彭善第十八军军部和宋瑞珂第一九九师相继到达，并将第一九九师配置在南津关、小溪塔地区，担任机动。 日军连下荆门、江陵、沙市后，紧接着于6月9日以陆空联合向枝江董市、当阳、远安进攻。午后，突破我方靖第十一师右翼阵地。守军不支，趁夜撤至古老背、双莲寺一带。10日当阳、远安陷敌。同日，日军第十一军下达攻占宜昌城的命令。于是数万敌军向宜昌方面席卷而来。第三、第三十九师团向宜昌北面我军展开猛攻，企图消灭之；第十三师团之北村、立花、村井、柴田联队及平野大队2万余人，分三路攻至宜昌外围之紫荆岭、安福寺、鸦鹊岭一线，守军第二军抵抗不支。11日，日军在上百架飞机的支援下，向宜昌守军第十八师阵地发起全面进攻，攻破城郊东山至镇境山段，并向铁路坝机场发展。守城部队与镇境山师指挥所联络中断，师长罗广文对守城部队失去掌握，守军各自为战。 6月12日，日军第十三师团及配属之第三十九师团二三一联队开始向宜昌城区发起进攻。上午10时，日军先头骑兵部队由城东杨岔路突入城区中心时，遭到我坚守在宜昌中国银行和聚兴诚银行内的十八师五十四团邓萍营一部的攻击。那时邓萍营官兵凭藉“两行”坚固的钢筋水泥建筑物为掩体，机步枪口不断从这里吐出炽红的火舌，打得日军人仰马翻，数十名敌军当即毙命。日军对邓萍营进行反扑，久攻不下，乃以烧夷弹纵火，邓营除少数官兵化装躲进宜昌红字会得以幸存外，绝大多数官兵在烈焰中壮烈牺牲。后来人们把邓萍营坚守宜昌“两行”的官兵同“八.一三”淞沪抗战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相誉，实为我抗日爱国将士平添了一份光彩。是日，宜昌沦陷。 为夺回宜昌，蒋介石于6月12日下令守备远安、观音寺之线的池峰城第三十军及观音寺、荆门之线的王仲廉第八十五军和李及兰之第九十四军部队，统归汤恩伯指挥，准备攻击进犯宜昌之敌。第二天，又命五战区右翼兵团陈诚占领三游洞以北两河口阵地，迅速收容各部，掌握有力部队反攻宜昌，以一部攻荆门，以主力由远安、观音寺之间攻击宜昌方面之敌。并要求各部不顾一切，猛力进攻，不失时机。于是彭善第十八军、冯治安第七十七军、王仲廉第八十五军三十二师于6月16日猛烈反攻宜昌、当阳。次日，彭善部第一九九师继续攻击宜昌市区之日军，冯治安部猛攻当阳之敌，截断了荆门、当阳日军的交通线，并毙敌第六师团步兵第十一旅团长池田直三，同时向荆门日军攻击。郑洞国第八军第五师从驻地北渡长江，进攻沙洋、十里铺之敌。顿时，一场反攻宜昌之战迅即展开。 5天后，即17日凌晨1时，侵占宜昌的日军匆忙撤离宜昌，集结于土门垭一带。这不是日军放弃占领宜昌的企图，而是在保与不保住宜昌的问题上敌军内部高层意见不一。争论结果，主张保宜昌的意见占了上风，于是于当日中午12时半日军又掉转头来重新占领了宜昌城，直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 日军重新占领宜昌后，中国军队继续对敌进行攻击和袭扰。到了6月24日，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蒋介石对枣宜会战下了最后一道电令，称“为应付国际变化保持国军战力，俾利整训之目的，第五战区应立即停止对宜昌攻击，第三、第九战区应立即停止大规模攻击，而各以一部与敌保持接触，不断袭扰，牵制敌人”。至此宜昌战役结束。 经过枣宜会战，日军攻占宜昌的罪恶目的虽已达到，但亦付出沉重的代价。宜昌战役，我军毙伤日军9000余人，但有资料又说，枣阳之战，日军“被我将其4个师团包围于枣阳附近，毙伤4万有奇”（陈诚《回忆宜昌战役和鄂西会战》）。这些被歼灭的日军，都是我中华儿女在前方浴血奋战，英勇牺牲用鲜血换来的，张自忠将军及其部属和邓萍营官兵就是这些英雄中的代表，值得后人缅怀。宜昌失守原因固然很多，如我军装备落后、制空权丧失等等，但统率部对此次战役的错误判断并由此产生指挥上的失误，不能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最初指挥未能顾全大局，动用江防军三分之一的兵力远出河南桐柏敌后，并未予敌以任何打击，反使江防门户洞开，等等。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福尔根曾经指出，“军队作战指挥问题，乃我军最落后的问题之。”这话是说给中国军事高层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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