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守徐州，指挥津浦铁路的防御。辖区北自济南黄河南岸，南达浦口长江北岸，东自长江吴淞口，包括山东全省和江苏、安徽、河南三省的大部。当时日军已攻占北平、天津、太原、上海等大城市，铁路沿线学校大部停办，数以千计的大中学校师生涌至徐州。然而徐州城终日遭受日机轰炸，市面萧条，人心惶惶。李宗仁看到这些流亡学生报国心切，请缨无门，随即成立了“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但国民党中央却不给经费，李宗仁商请原广西“绥靖”公署从士兵空饷中拨款维持。前后月余，通过简单考试，陆续招收了5000多人。我们入团时，只考了一篇作文，题目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论》，录取后临时分住在徐州市区各中等学校内。这个团的组织大致是这样：李宗仁兼任团长，原广西“绥署”中将参谋长张任民兼副团长，潘宜之中将任教育长，郑昌繁任军训处少将处长，黄季陆任政训处少将处长（后为刘世衡），陆选之为团部秘书。第一次编队是按入团先后次序编为四个大队，一个女生队；每大队辖4个中队，中队辖4个区队，每区队4个班，每班14—16人。第一大队少将大队长梁松樵，第二大队上校大队长陈大中，第三大队上校大队长陈步藩，第四大队上校大队长张敬；女生队少校大队长曹汝慧，王琛汀、左岫泉任指导员。
1938年1月全团离开徐州，开往河南潢川县城。临行前一天，在徐州中学大操场集合，李宗仁、李明扬、刘汉川讲了话。那天天降大雪，气候严寒，大家在风雪中一直站了近4个小时，身上落满了积雪，手脚都麻木了，活像一队队人工塑造的雪人，但会场秩序极为严整。次日当地报纸作了详细报道，盛赞学员们的报国热情和严明纪律。大家当夜乘火车抵河南信阳，然后徒步行军，于泥泞中跋涉120公里，到了潢川县城。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里，这个团的成员是非常复杂的。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出身不一，官佐多为桂系基干，学员则是大中学校的师生，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员，无党派占多数。家乡沦陷，生活无着，救国情切，不愿做亡国奴，是大家共同的动机。在潢川第二次编队是通过考核后按文化程度编组的。营房均借当地公房使用，团部及女生队和一、二、三大队驻潢川北城，第四大队驻南城。装备因陋就简，学员睡草铺，按士兵待遇，每人一套黄棉衣、一件灰大衣、一条棉军毯；食堂以中队为单位，蔬菜大米，一日两餐；每月洗一次澡。这一阶段的教育方针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生活管理军事化，严肃紧张，颇有朝气。每天日出前升旗朝会，上午下午两操三讲，晚间座谈讨论。不断有专家学者及高级官员讲话，如白崇禧、陈豹隐、张志让、黄炎培、江问渔、梁漱溟等，诗人臧克家在团部宣传科工作。政治课程有战时宣传、民众组织、军队政工、唯物辩证法、战时法令等，教官有匡亚明、郝警涛、王伯伦、张百川、佟子实、许大川等人；军事课程有步兵操典、野战勤务、射击教范、内务条例、谍报业务、战地救护、防空常识、野外演习、实弹射击等。第三次编队是按个人志愿，分为特别政治组、政治组、军事组、艺术组。特别政治组提前结业，组成宣慰团到第五战区前线战地服务；艺术组由万簌天率领，到湖北鸡公山进行专业训练；军事组一部分转入南宁中央军校学习，一部分派充部队基层官佐。普通政治组人数最多，于1938年4月底结业，分为江苏、山东、安徽三个实习队，由窦雪岩、匡亚明、王伯伦率领，到三个省区作民众组训工作。
在潢川集训期间，每逢节日必组织公演，街头话剧形象逼真，抗战歌声响彻全城。笔者与俞铭璜（解放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沈絮等曾同台演出。台儿庄大捷消息传来，我们举行了盛大的祝捷大会，当晚举行了火炬游行，气氛热烈，增强了大家抗战必胜的信心。结业时，学员每人发给一枚带有一个钢盔和一支步枪图案的铜质纪念章。
这时，军委会在武汉成立了“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即改称为“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二团”。其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大家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有的去陕北，有的去重庆，有的参加了新四军，有的辗转敌后打游击。一颗颗来自潢川的抗日种子，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