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健，字云樵，湖南醴陵人，1887年出生。
早年入湖南崇古学堂和湖南公立政法学堂、湖南将校养成所。后相继在南京入伍生队、湖北陆军第三中学、保定军官学校学习。1916年毕业后，在湘军任少尉排长。1918年3月北洋军入湘，何健回家乡组织游击队。1919年接受收编，任营长。后所部扩大为骑兵团，任团长。1923年11月升任唐生智第四师第九旅旅长。唐生智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何健升任第二师师长，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春，第二师扩编为第三十五军，何健升任军长。同年11月，唐生智兵败下野，何健率部回湖南。1928年春，程潜率西征军入湘，何健利用与程潜的同乡关系，与桂系将领叶琪、夏威的同事、姻谊关系，取得程潜和桂系的谅解和保护，他的三十五军没有被编遣，他也保住军长的宝座，还兼任清乡会办。
1929年2月27日，南京政府任命何健为湖南省代理省主席。
1937年11月，蒋介石把何健调任内政部长，从此结束了何健统治湖南九年的历史。1939年春，蒋介石又撤消了何健的内政部长职务，调任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从此，何健深居简出，不问政事。抗日战争胜利后，何健因病辞去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此后长期在衡山南岳休养。
1949年春，解放军逼近长沙，何健迁居香港，1950年夏去台湾，被聘为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1956年4月25日，何健因脑溢血在台北去世。

刘建绪:国民党陆军上将,第十集团军总司令。

　　湖南省醴陵县(今醴陵市)人,字恢先。1892年生于醴陵县清安铺。辛亥革命后就读于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4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炮兵科学习,1916年毕业后回湖南,加入湘军,与北洋军作战,由排长递升为团长。

　　1926年随唐生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参加北伐,任第二师第四旅旅长。北伐军进驻武汉后,第二师扩编为三十五军,任副军长兼师长。马日事变后,随何键投靠蒋介石。1929年1月,第三十五军扩编为第四路军,任第二十八军军长,跟随何键配合蒋介石嫡系部队“围剿”红军，屠杀工农群众。1935年9月,任第四路军总指挥,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后递补为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9月晋升为陆军上将。

　　抗日战争爆发后,第四路军改编为第十集团军,任总司令,率部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不久,兼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任职期间,克扣军费,在长沙创办复兴银行,自任董事长。抗战胜利后,先后在上海、广州、武汉、香港、醴陵等地设分行。曾从复兴银行拨款资助醴陵的湘东和兰谊两所中学,并被推举为两校的董事长。

　　1941年8月任福建省主席。此时政治、经济形势日趋恶化,他既非蒋介石的嫡系,又与福建各派势力素无渊源,面对这种情况,遂在政治上力求安定。一方面注意搞好与地方士绅、海外华侨的关系;另一方面,则逐步倾向开明。将几个反共骨干分子调出省政府,暗中掩护过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聘请著名学者王亚南为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共地下党员、国际问题评论家杨潮为研究员；对中共地下党员余志宏和进步人士陈公培、马子谷等人以礼相待。1948年春,福建发生学潮,他暗中通知协和大学,使一批学生领袖及时转移,避免了特务的迫害。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蒋介石政权即将垮台、福建省地方势力要求“闽人治闽”的形势下,他辞职回湘,对程潜等酝酿起义暗表赞同。

　　1949年春携家眷赴香港,8月在香港与刘斐、龙云、李默庵等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委员40余人,发表《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联合宣言,表示与国民党划清界限,拥护中国共产党建设新中国。不久,托刘运升携亲笔信回湘找程星龄,商讨日后行动。程转达周恩来意见：“欢迎刘建绪和李默庵到北京定居。”他却犹豫不决,在香港观望一年之久。1950年6月,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他对形势估计错误,不仅立场没有转变,1951年初在报上发表反共启事,随后去巴西定居。1978年3月病逝于巴西,终年86岁

　　湖南省醴陵县(今醴陵市)人,字恢先。1892年生于醴陵县清安铺。辛亥革命后就读于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4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炮兵科学习,1916年毕业后回湖南,加入湘军,与北洋军作战,由排长递升为团长。

　　1926年随唐生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参加北伐,任第二师第四旅旅长。北伐军进驻武汉后,第二师扩编为三十五军,任副军长兼师长。马日事变后,随何键投靠蒋介石。1929年1月,第三十五军扩编为第四路军,任第二十八军军长,跟随何键配合蒋介石嫡系部队“围剿”红军，屠杀工农群众。1935年9月,任第四路军总指挥,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后递补为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9月晋升为陆军上将。

　　抗日战争爆发后,第四路军改编为第十集团军,任总司令,率部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不久,兼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任职期间,克扣军费,在长沙创办复兴银行,自任董事长。抗战胜利后,先后在上海、广州、武汉、香港、醴陵等地设分行。曾从复兴银行拨款资助醴陵的湘东和兰谊两所中学,并被推举为两校的董事长。

　　1941年8月任福建省主席。此时政治、经济形势日趋恶化,他既非蒋介石的嫡系,又与福建各派势力素无渊源,面对这种情况,遂在政治上力求安定。一方面注意搞好与地方士绅、海外华侨的关系;另一方面,则逐步倾向开明。将几个反共骨干分子调出省政府,暗中掩护过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聘请著名学者王亚南为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共地下党员、国际问题评论家杨潮为研究员；对中共地下党员余志宏和进步人士陈公培、马子谷等人以礼相待。1948年春,福建发生学潮,他暗中通知协和大学,使一批学生领袖及时转移,避免了特务的迫害。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蒋介石政权即将垮台、福建省地方势力要求“闽人治闽”的形势下,他辞职回湘,对程潜等酝酿起义暗表赞同。

　　1949年春携家眷赴香港,8月在香港与刘斐、龙云、李默庵等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委员40余人,发表《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联合宣言,表示与国民党划清界限,拥护中国共产党建设新中国。不久,托刘运升携亲笔信回湘找程星龄,商讨日后行动。程转达周恩来意见：“欢迎刘建绪和李默庵到北京定居。”他却犹豫不决,在香港观望一年之久。1950年6月,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他对形势估计错误,不仅立场没有转变,1951年初在报上发表反共启事,随后去巴西定居。1978年3月病逝于巴西,终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