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才，字晋庸（1892-1970）辽宁开原人，原名振甲，字德三。属汉军旗人，出身贫寒。国民党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幼时在西丰县初小，沈阳第五高小，辽宁省立农林中学学习。1915年毕业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1917年赴日留学，就读于东京明治大学。归国后进入广东李根源主办的韶关讲武堂学习。毕业后，经李根源介绍，回东北在奉军第八旅郭松龄部，任排、连长及上尉参谋等职，深得郭的信任，经郭的介绍与郭的义女丘毓芳结婚(与前妻离婚)。1923年经郭推荐，张作霖送他到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其妻同行。1925年郭松龄反奉失败，张作霖撒消了保送盛学习的公费。但盛善于钻营，先后得到了孙传芳、冯玉祥、蒋介石的资助，完成了日本陆军大学的学习。1927年盛回国后，在国民党贺耀祖部下任参谋，以后又调总司令部任上校参谋兼中央军校附设军官团教官。1928年任代理行营参谋处科长。1929年调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任科长。1929年秋，经朋友介绍与新疆省秘书长鲁效祖相识，1930年秋盛随鲁入新疆。
　　1930年底，金树仁在新疆办军校，便把盛世才引入新疆，任命为军官学校战术总教官，两年后，任东路剿匪总指挥，屡战屡胜。1933年四一二后，金树仁去职，手握重兵的盛世才，被各方推举为新疆临时督办。他从不甘屈就国民党军参谋部作战科长转而进入新疆图谋升迁，经几年施展权谋，摄取了新疆最高统治权，独裁专断，称霸新疆达十二年之久。
　　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盛世才，一向以“新疆王”自居，唯我独尊。他把新疆政府和共产党、国民党合称为“中国三大政治集团”，又以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领袖”自居，而且把他与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蒋介石、毛泽东一起并称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六大领袖”。
　　 关于盛世才，原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曾有精辟的评价：“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
　　盛世才曾被人们称为“新疆王”，统治新疆将近12年。由于新疆与苏联近在咫尺，盛世才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和苏联的关系一度处于“蜜月”中。而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盛世才最终与苏联决裂了。^[1]

　　盛世才主政新疆期间，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他曾经与蒋介石政府的政策背道而驰，实行反帝、亲苏、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驱走了英、日帝国主义在新疆的势力，依靠苏联和中共的力量，把新疆建成抗日大后方。待其羽翼渐丰后，他又标榜新疆是中国除国共两党外的第三政治集团，以保持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最后，因种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他一反过去的信仰，走上反苏反共、投靠蒋介石独裁政府的道路。

盛世才，1892年出生于辽宁省开原市，曾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后在奉系将领郭松龄的推荐下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27年，盛世才回国，

1930年底来新疆，被任命为军官学校战术总教官。两年后，盛世才已是东路剿匪总指挥，屡战屡胜，威望日渐提高。由于新疆省主席金树仁自1928年执掌新疆后对新疆各民族的压迫、剥削和奴役十分残酷，激起了新疆各族的仇恨，一些地方统治者也趁机纷纷割据独立。

　　1933年4月12日，新疆发生了“四.一二”政变。金树仁仓惶逃离省城，而此时手中握有相当兵力的盛世才，被各方推举为新疆临时督办。教育厅厅长刘文龙被推举为新疆临时省主席。12月，盛世才就以刘文龙涉嫌谋叛，将刘及其全家软禁，迫令刘辞职，而指定年迈多病的老官僚朱瑞墀为省主席。次年3月，朱瑞墀病死。盛世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开始了他对新疆的独裁统治。 盛世才上台之初，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实际只控制省城一带。当时新疆还有占据北疆的马步芳的堂弟马仲英和占据伊犁的张培元两股势力，与盛世才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他们二人的兵力皆多于盛世才，两人联合行动，准备随时夺取政权。一些地方势力也准备伺机而动。

　　盛世才攫取4.12政变的果实后，凭借军事实力逐步排挤4.12政变发起人，势必引起这个集团的不满。当初发起推翻金树仁政权的督办行营参谋长陈中、省政府秘书长陶明樾，省军航空学校校长李笑天等人在黄慕松到来之后，纷纷向黄慕松靠拢，希望通过中央大员的渠道取得国民政府的支持，从而限制盛世才权利的膨胀。同时黄慕松为了实现国民政府的意图，精心炮制了一个撤督办成立军事委员会的方案，也就是撤消目前盛世才为督办的新疆边防督办公署，代之以新疆军事委员会，容纳和加尼牙孜、原金树仁政权残余、入疆之东北抗日义勇军、马仲英、伊犁屯垦使张培元等为委员，以盛世才为委员长。黄慕松希望通过这个方案即限制盛世才的权利，又可以平息目前遍及全疆的动乱。但是黄慕松的一厢情愿与盛世才的打算有着根本的差异。盛世才抛弃国民革命军参谋部的工作来新疆就有野心，不到3年眼见已经成为半个新疆王，岂有撒手的道理？

　　盛世才本想依靠国民党来割据一方，但是南京政府却想趁机控制新疆。盛世才曾留学日本，但是他没有走投靠日本的道路。盛世才深知近在咫尺的苏联对于新疆的重要性。不仅新疆的日用品基本上都来自苏联，而且苏联军队随时可以开进新疆。1920年，苏联红军曾进入新疆消灭白俄军队。盛世才把争取苏联的谅解与援助作为巩固自己政权的主要措施之一，不断派人与苏联接触及求援。他自己也装出信仰共产主义，对马列主义颇有研究的样子，讨好苏联。

　　对于苏联来说，一个稳定而亲苏的新疆地方政权对它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可以使与新疆接壤达3000多公里的中苏边境平安无事。苏联政府提出，盛世才“亲苏必须反帝”。盛世才为了取得支持，只得答应。苏联不断给盛世才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使盛世才上台后很快站稳脚跟。

　　苏联支持盛世才，引起世界革命派的激烈反对。共产国际致函联共(布)中央，罗列了不能支持盛世才的各种理由。就意识形态原则而言，共产国际不无道理。但苏联决策者这时并不考虑意识形态原则，而是苏联现实的国家利益。

　　1933年6月下旬，盛世才突然停止追击马仲英。匆匆带亲信部队返回迪化。6月25日傍晚以开会名义将陈中、陶明樾、李笑天三人擒获，随即当场枪决。这一血腥手段果然收效显著，新疆临时省政府主席刘文龙吓的嚎啕大哭要求辞职，省府办公人员一致向黄慕松要求收回撤除边防督办公署的计划。另一方面，盛世才暗中指示手下四处散布黄慕松与马仲英勾结，同时又公开宣布大西忠实为日本间谍，马仲英乃“日本帝国主义走狗”，言外之意黄慕松与马仲英接触实际是在为日本帝国主义张目。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此时从塔城辗转回国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正在陆续向迪化集中，准备回撤关内继续抗日，此言论一出激起果然东北义勇军义愤，后来从苏联归来的义勇军大部分留在新疆卷入了内战，在随后不到半年的战争中，付出了约5000人的生命，但是接着盛世才统治新疆的10多年中，丧生于盛世才黑暗统治中的竟多达10000余人，这不能不说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悲哀，也使人更加痛恨盛世才的阴险狡诈（1944年盛世才回内地后，原东北义勇军旧部为报仇，四处寻机刺杀盛世才，搞得他深居简出，即便后来随国民党败军逃至台北，也轻易不敢抛头露面，义勇军旧部杀盛世才不成，转而去兰州将盛世才岳父一家老少满门刺杀，还在墙壁上用鲜血写道：十年冤仇一日雪，可见盛世才在新疆激起民愤有多大）。

　　1933年12月，张培元自伊犁进兵迪化。在盛世才的请求下，苏联红军出兵助战，将张培元击败。1934年1月，马仲英统率主力七千余人围攻迪化，形势一度极其危急。盛世才率军抵抗，并再次请苏联红军相助。苏军分两路入疆，很快击败了马仲英部。马仲英于2月中旬撤围南逃。至此，盛世才在新疆已无强劲对手了。

　　1937年初，马仲英的亲信马虎山举兵反盛，进兵库车。9月，在盛世才的请求下，苏联柯尔托罗夫兵团2个团和另外1个团，配有飞机40架、坦克20辆，突入阿图什，切断马虎山军的退路。马虎山见势不妙，率少数随从逃往印度，其部由旅长马生贵通电投降。马生贵后被苏联军队杀死。到此，盛世才完全巩固了在新疆的统治。

　　在军事支援盛世才的同时，苏联又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予以支援，派遣一批专家、技术人员、干部、共产党员来新疆，具体帮助盛世才制定了“六大政策”，以恢复和发展新疆的经济文化。在苏联的帮助下，新疆的经济得到某些恢复和发展。

　　盛世才采取亲苏政策，是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除了苏联，他对于其他外国人入新疆是持反对态度的。

　　但当时新疆的政治环境很复杂，英、德、日帝国主义分子都想涉足这块土地。英帝国主义于1933年11月唆使沙比提大毛拉和伊敏在喀什建立“共和国”，宣布该共和国为“永久民主共和国”。法国人在迪化开设过洋行，英国人设立过天主教堂，瑞典人在英吉沙设立过医院，实际上都是在不同的名目下进行间谍活动。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的封建上层，开始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叛乱者中“亲英的南方集团”和“亲日的北方集团”，成为西方刊物司空见惯的术语。

　　盛世才执政后，把洋行和天主教堂一律关闭，把所有外籍人员一律驱逐出境。除了苏联人，凡是到新疆的外国人，几乎一律被逮捕。

　　盛世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者。抗日战争爆发后，盛世才的立场与中国共产党也有一些一致的地方。由于有苏联的支持，天高皇帝远，盛世才对国民党政府并不十分买账，曾公开批评过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曾任中共驻新疆代表的陈潭秋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盛世才在政治问题上是以两个中心的态度为标准，即国际问题看莫斯科，国内问题看延安。

1933年1月，马仲英率领6000多人进军新疆，占领新疆东部。4月12日，迪化金树仁手下的归化军（白俄军队）和东北抗日义勇军旧部反叛，推盛世才为新疆督办。盛世才被推选为督办后，马上就让人感受到他的阴冷风格。首先他派人与马全禄的部下马德祥勾结，用高官厚禄相利诱，唆使马德祥杀死马全禄，进而收编马全禄余部2000多人，从而消除了威胁迪化的一大威胁。然后盛世才又利用马仲英和和加尼牙孜因为分配战利品而发生的分歧和矛盾，以划分南疆给和加尼牙孜为代价，诱使和加尼牙孜与马仲英脱离关系，这样和马联盟瓦解，马仲英从此失去了当地部分少数民族头目的支持，这成为后来马仲英无法在南疆立足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盛世才的谋略。
　　紫泥泉位于孚远和阜康之间，阜康距离迪化十分近，在孚远通向阜康的大路上有个三台镇，三台的西边就是紫泥泉，这里是从哈密经奇台、阜康去迪化的必经之路。阜康位于迪化的东面，是迪化的门户，阜康失守则迪化不保。当年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北路大军就是经此进取迪化的。而今马仲英也采用了同样的路线。
　　马仲英部大约有7000多人，驻扎在哈密、奇台和孚远一线。在5月占领孚远后，新疆临时政府曾经与马仲英进行接触，商谈和平解决的办法，此时盛世才已经成功分化了和加尼牙孜，军中大批军官尤其是归化军强烈主战，而马仲英一路进展顺利，尽管军中阿訇希望和平，但众多军官也主张继续战争，在这样的氛围中双方的和平谈判最后不了了之。
　　6月7日，盛世才手下的归化军从阜康开始向紫泥泉方向推进，同时，已经和盛世才有密约的和加尼牙孜也开始带领部下脱离马仲英向紫泥泉移动，马仲英为了保护孚远外郊，被迫推进到紫泥泉，于6月8日晚到达并开始布防。马仲英打算利用紫泥泉村进行掩护，进可攻击，退可防守。而盛世才的战术打算利用自己优势兵力，直接进攻当面对手，并在这一地带对马仲英进行包围而加以歼灭，为了实现这个战役目的，盛世才制定了如下作战方案：
　　以第四路刘快腿部加机枪两连并钢甲车队，占领乾沟南北，诱使马军进攻，然后坚决就地抵抗阻击；第三路归化军之骑兵掩护第四路的右翼，第六路骑兵掩护第四路左侧，当全线总攻时两支骑兵威胁马军两翼并包围敌军；第五路、第二路为二线部队，其中第五路沿公路右线攻击前进，第二路则沿公路左线进攻，随时援助第四路发起中央进攻；第一路和敢死队、其他机枪队为总预备队，同时炮兵受命集中炮火炮击紫泥泉村，掩护步兵推进。
　　4月12日下午4点30分，刘快腿部开始与马仲英部队发生接触，双方立即开始激烈交战。马仲英的部队气势凶猛，潮水般一批批冲向省军阵地，省军用机枪和装甲车等重火力顽强抵抗，然而马军不在乎兵员伤亡，冲在前面的人刚刚被射中倒下，后面就有更多的人补上，给省军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省军阵地数度被马军骑兵突破，盛世才在前沿指挥作战险些被活捉。盛世才后来心有余悸地回忆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危险的一仗。但是负责坚守省军中央阵地的刘快腿500精兵发挥了极大作用，刘快腿的部下多为他当年在东北做土匪时训练的神枪手，枪法娴熟，百发百中，弹无虚发。每次马军骑兵从两侧突破阵地时，都被这些枪手准确的射击命中骑手头部而毙命。如此交战不久，马军即伤亡达400余人。马军第一线士兵多为进入哈密后补充新兵，战斗力不如跟随马仲英入疆的3000甘肃子弟兵，此时见伤亡巨大，开始畏缩不前，省军趁机开始发起总攻，前进到紫泥泉村附近，双方又发生激战。马军二线部队部署在村庄周围，开始顽强阻击省军的进攻。不久，天色渐暗，阴云密布，大雨滂沱，并不时突降冰雹，气温骤然降至零度以下，士兵无法继续战斗，省军遂停止进攻，双方对峙了一夜。
　　马军出奇台均配发单衣裤，在当夜雨雪纷飞中，冻死很多，即使挺过寒夜者也是双手冻僵，几乎无法继续持枪射击。而省军士兵配发皮衣，因而能够坚持。第二天拂晓，修整了一夜的省军又一次发起猛烈攻势，不给马军丝毫喘息的机会。战斗开始不久马军又伤亡200多人，马仲英卫队营近500人原为省军，在孚远投降马仲英，现在见马军大势已去，无力再战，当即借助天色昏暗于阵前投降省军，致使马军阵地出现一个大缺口，防线随即崩溃，马军全军溃退。马仲英率自己从甘肃带进新疆的3000士兵，沿公路一路东逃，经木垒河翻越天山南下吐鲁番。省军追兵则于14日胜利占领奇台。
　　此次战斗，盛世才大获全胜，击毙马军600多人，缴获枪支1000多支，子弹30000多发，自己仅有300人的伤亡。马仲英南逃吐鲁番却是出乎盛世才的预料，盛世才在战斗胜利后命令参谋长陈中率骑兵追击，原以为马仲英会动撤哈密，然后背靠自己甘肃的老地盘，进可攻，退可守，如此以来，其仍然是新疆治安之大患，却不料马仲英会南下。
　　马仲英之南下的确令人费解，纵然吐鲁番有马世明活动，但也断不可自绝退路，丧失回旋余地。况且与和加尼牙孜决裂后，已经失去大半当地民众的支持，再南下吐鲁番，无疑自寻死地。如果是担心和加尼牙孜会在哈密断其后路，那倒不必，因为哈密当时还有马军数百驻扎（这些官兵在马仲英南下后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甘肃，随即被马步芳缴械遣散），而且和加尼牙孜主力也在紫泥泉附近做壁上观，哈密实际并没有多少兵力。因此解释他的南下，只能是其年轻气盛，为了颜面不愿回甘肃寄居马步芳篱下而已。此后马仲英盘踞吐鲁番，纠集力量再战迪化，虽然声势浩大，但一遭失利，则前后退路全无，只得狼狈西去，为最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此时的马仲英占据新疆广大地盘，从哈密经鄯善、吐鲁番直到焉耆，另外马赫英的势力从镇西向北沿外蒙国境直达阿山南部，而马世明的势力则越过达坂城渗透到了柴窝堡。盛世才的防守地区也只是东到奇台、西达塔城而已。1933年10月9日，马仲英在吐鲁番举行阅兵视事大会，宣布要消灭盛世才，而盛世才不甘示弱，第二天在迪化通电全国讨伐马仲英。10月早先趁盛世才与马仲英大战迪化南山时已经占据阿山的马仲英得力部下马赫英此时得到马仲英的命令，指挥2000人马大举南下围攻塔城，就此第二次盛马大战开始。
　　战争开始，形势对盛世才十分不利，镇守塔城的陈继善连发急电求援，称塔城在马军包围下已三日，“形势危急，若无援军，后果难料”。盛世才慌乱中调遣督办公署参谋长刘斌率领归化军增援塔城。10月12日盛世才在迪化百姓的欢送下浩浩荡荡出发，兵分两路，一路出奇台经七角井攻击鄯善，企图切断马仲英返回哈密、甘肃的退路。另一路则有盛世才亲自指挥直攻通向吐鲁番的门户达坂城。
　　马仲英得到盛世才大军来犯的报告，命令驻扎达坂城的没指头团长（绰号）迅速占领附近高地固守，同时他亲自率领步兵一个旅，会同驻扎托克逊的马彦良骑兵一团抵达达坂城，凭借高地实施防御战。10月13日，双方部队分别紧张构筑工事备战。15日清晨，省军开始发起攻击，盛世才仍然使用东北义勇军做先锋，猛烈攻击山湾的马军山头阵地。马军居高临下，枪炮齐发，打得进攻省军伤亡惨重，被迫撤回。装甲车、山炮、辎重等作战器械慌忙渡过孔雀河，归化军的装甲车因为载重过重，竟然把桥梁压垮，而后续车辆陆续到来，士兵忙不择路，纷纷抢先过河，交通拥挤不堪。马军骑兵追到河边，很多省军溃兵缴械投降，成建制投降的就有2个连之多。此战马仲英缴获了山炮4门、装甲车1辆（由于缺乏燃料，后在战场烧毁）、步枪300余支，机枪多挺，还有大批辎重。
　　这场决战，盛世才注定只能悲惨地成为天之骄子马仲英的陪衬，指挥马仲英骑兵的不是军事教科书上的教条，而是热血，强悍骁勇的穆斯林无情地踏翻了盛世才按照教科书部署的阵地。国内战场上屡次被拉出来当王牌的沙俄“归化军”，这次在达坂城外被凶狠的马家骑兵彻底踩断了脊梁。达坂城外万余人的对攻迅速变成一场追击战，马仲英杀红眼的骑兵从达坂城跟着盛世才的败军一路打到乌鲁木齐城下。盛世才的装甲车被马仲英调到马富元那里，用来冲击马木提的骑兵。
　　而在塔城，马赫英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占领塔城旧城。10月5日，进攻新城，战况一度十分激烈，马军使用云梯，头顶铁锅奋勇登城，塔城岌岌可危。幸而从迪化赶来了归化军黑洛夫斯基一团援兵，尽管援军指挥黑洛夫斯基在进行巷战时遭到马军士兵的狙击身亡，还是解除了塔城之围，马赫英带部下退守额敏，旋即被随后赶来的刘斌部击溃。
　　这时盛马双方虽然各一胜一负，实际上盛世才方似乎更为危急，虽然刘斌解除了塔城之围，但是盛世才在达坂城下的惨败，使得迪化周边战局十分危险。1933年10月下旬，马仲英亲自率领精锐骑兵约2000人，出天山直攻孚远，10月27日黎明，马仲英部从城西北架设两部云梯开始偷袭孚远，幸而被守军发觉被击退，马军转而攻击城垣东北角，又被守军击退。入夜，守卫孚远的民团派出人员连夜奔阜康求援。而马仲英在则指挥部下在城东门挖掘数条地道，试图爆破城门并夜袭孚远，29日下午，马军在东城墙北挖掘的地道顺利进入城内，被巡逻守军发现，守军急忙使用辣椒、烟杆和茅草烟熏地道，才使马军利用地道的进攻战术破产。10月30日黎明，马军引爆了东门下地道的炸药，同时使用机枪掩护，开始猛攻东门。东城门在炸垮后，守军动员数十名少年从两侧担土填堵，一昼夜竟然将缺口封出，至此马军攻势大减。不久，省军援军赶到，马仲英遂悻悻撤军。
　　经过半月交战，盛世才深感军力之不足，为了达到自己独霸新疆的野心，他一方面在军事上竭力阻挡马仲英的凌厉进攻，另一方面又开始施展政治手腕，这次他的目标是苏联。盛世才与马仲英的第二次战争开始后，盛世才便有目的地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孜拉特肯进行密商，孜拉特肯将商谈经过详细汇报给莫斯科，同时盛世才又委派新疆外事处处长陈德立借口去苏联治病，与姚雄一起于1933年10月经塔城赴莫斯科接洽。11月2日，盛世才从前线突然返回迪化，会晤苏联总领事，为了继续商议细节，苏联特地派遣来原塔城外交特派员阿布列索夫接替孜拉特肯担任驻迪化总领事，实际上阿布列索夫受命全权负责与盛世才的谈判。1933年12月，盛世才在迪化与苏联代表波哥丁签署了秘密协定。由于此事十分机密，有关协议的细节目前尚无详细的资料，根据一些当事人后来的回忆和后来发生的事件来看（如大卫.达林的《苏联与远东》），此协议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大致有以下：
　　1、苏联援助盛世才价值300万卢布的军火，其中包括30架飞机（包含机组人员）、机枪、步枪、通讯器材等军火和战时物资。
　　2、苏联承诺苏联红军在盛世才认为条件许可的时候入疆平息马仲英及其他人员的叛乱
　　3、新疆统一给于苏联在新疆开采矿山、石油和金矿的让与权
　　4、新疆统一苏联由朱古察修筑一条铁路到迪化
　　5、新疆可以保留归化军，但对个别仇恨苏联政权者需要加以清洗，其职务应由苏联代表同意的军官代替
　　6、新疆必须清除对苏联怀有敌意的政府官员
　　7、新疆应当推行和扶植共产主义观念
　　这些条款也是根据后来事态的发展和一些当事人回忆录中显露的蛛丝马迹来推测的，盛世才在1942年7月7日给蒋介石的信中也坦然承认曾经向苏联求援，但是他一口否认求援同时的附加条件，尽管如此，盛世才自己在回忆录《牧边琐忆》也承认苏联在新疆取得的许多权益包括开采独山子油矿，都是没有正式文字协议，而只有口头承诺。
　　作为与苏联有着漫长国境线的新疆，在政治、经济上都有密切的联系，中国近、现代新疆历史重大事件，无不带有苏联的印记。根据张培元妻妹的回忆，早在盛世才与苏联接洽之前，苏联就曾经与独霸伊犁的张培元进行过接触，苏方暗示只要张培元与苏联合作，苏联可以帮助其推翻盛世才从而扶持张培元，张培元虽然是一介武夫，却知道民族大义，断然拒绝说：“（与盛世才的矛盾）是我们中国人的家事，断无外人插手的可能！”从维护国家统一的观点上，张培元虽然后来兵败自杀，在人格上却比阴险狡诈的盛世才可圈可点。
　　马仲英也曾经与苏联进行过接触，从马仲英身边高参大多来自苏联留学生上来分析，以及后来马兵败后进入苏联来看，这种说法似乎比较可信，有资料显示，马赫英进入阿山和塔城后，受马仲英的命令先后多次与苏方联系，试图说服苏联支持马仲英推翻盛世才，但是此时的盛世才利用大西忠大造舆论，宣扬马仲英实为日本帝国主义在新疆的走狗，令苏联疑窦顿生，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1933年年底，莫斯科塔斯社多次发表社论，评论新疆局势，言日英两国激烈争夺新疆，均有征服中亚进而进攻苏联的打算，苏联红军将在尊重中国主权的情况下帮助新疆地方政府平息局势。而盛世才在新疆遥相呼应，大骂马仲英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1933年12月9日，南京《救国日报》登载了张培元致南京国民政府的电报，电报称伊犁新编第八师已经截获了苏联运给盛世才的第一批军用物资，其中包括有服装、枪械、弹药、火炮等，并言盛世才以阿山、塔城两地做抵押，第二批物资正在途中，不久便到。马仲英派驻南京的代表也称：盛世才已经与某国订有密约。因此莫斯科12月11日塔斯社电称，中国报纸所登载的已将新疆土地割让给苏联的密约消息，苏联政府当局已就此授权塔斯社予以“切实否认”。
　　自1933年11月开始，几个月时间里，马仲英的军队从乌鲁木齐开始，在苏联军队的追击下一路攻击前进了2000余里，如愿以偿地打到了南疆，但马仲英终于明白，他不可能在这里招收50万士兵征服全中国后再去征服苏联了。这不再是成吉思汗纵横天下的时代，个人的武勇和神奇所能收获的东西非常有限。
　　1934年1月1日，张培元部攻陷塔城，缴获了苏联运送给盛世才的大批枪械，并击毙了盛世才派到塔城负责守备的原迪化警备司令邢占元。随后张培元主力杨正中旅开始向迪化方向攻击前进。盛世才连忙委任刚歼灭马赫英部的刘斌为伊犁代理屯垦使兼讨逆军总司令，指挥归化军第二团、第四团、东北义勇军于旅、武团、汪、阎二营共3000多人，从绥来向乌苏进发迎击张培元。这时应盛世才的要求，经过精心准备的苏联红军两个旅，诡称“阿尔泰军”（意思是从阿尔泰募集的归化军）从苇塘子进入塔城，掐断了伊犁与前方张培元军的联系，同时苏军一个加强团，诡称“塔尔巴哈台军”（意思为从塔城募集的归化军）从霍尔果斯进入伊犁，直捣张培元的老巢。进入伊犁的苏军炸毁了惠远城南北两座城门和火药库，拔除了张培元的大本营，逮捕了各级官员。在苏军入疆参战的鼓舞下，刘斌部在呼图壁三道河子相遇杨正中旅，杨旅军心涣散，大部分官兵不战而降。杨正中只得带残部退守精河。而张培元在伊犁遭到苏军釜底抽薪雷霆一击，顷刻瓦解，张培元见大敌东西夹击，大势已去，情急中准备从伊宁翻越天山逃亡阿克苏。
　　1934年1月6日走到铁板沟，突降狂风大雪，饥寒交迫中随从士兵纷纷逃回伊犁，绝望中的张培元无力制止，留下遗书一封，哀叹“一误于罗部长，再误于杨正中”，遂开枪自杀。杨正中得知张培元自杀消息，欲率残部夺回伊犁，而苏军大部队随即猛烈攻击，杨正中寡不敌众，只得翻过天山进入南疆，后来他们在库车加入了西逃的马仲英部，杨正中则辗转逃到敦煌。1934年1月20日，省军开进伊宁，盛世才任命刘斌为伊犁屯垦使兼伊犁警备司令，宫振翰为伊犁区行政长，进入伊犁的苏军自行撤回，而张培元的新编第八师残部被盛世才改编为新疆边防军第七旅，自此张培元势力在短短20天的时间内土崩瓦解，令南京国民政府和世人目瞪口呆。
　　马仲英并不知道张培元失败的消息，张培元通电讨盛的时候，马仲英派驻迪化准备与盛世才谈判的代表苏继善得知消息，星夜返回吐鲁番向马仲英汇报。马仲英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在1934年1月12日晚指挥万人突然包围迪化，准备速战速决，一举消灭盛世才。
　　盛世才在迪化亲自任城防总司令，任命杨耀均为前敌总指挥（后以哈玉良接替），在乌拉泊、仓房沟部署别克迭耶夫为旅长的归化军两个骑兵团，在大湾、宁夏湾、飞机场一带部署了张风仪、尤得胜、孙庆麟、蒋有芬的部队，命令孟熙步兵旅会同一个团守卫红山、六道湾、碱泉子沟、水磨沟，杨树堂旅守卫西大桥，卢毓林和商团守卫南关和西关，督办公署教导营和军校学生、中等师范学生守卫汉城和满城，盛世骐指挥卫队团负责护卫督办公署。省军在迪化驻军约有9000人，加上各大中学校学生、商团、民团总数大约有2万之众。1934年1月12日晚，省军防守部队与马仲英主力在迪化郊区芨芨槽子激战竟夜。省军不支退守城区，13日凌晨，马军已经将迪化围得如铁桶一般，马军骑兵势不可挡，潮水一般猛攻南梁，省军则顽强阻击，双方各不相让，打的难解难分，伤亡都很惨重，形成了对峙局面。
　　1月16日，马仲英见南梁进攻进展不顺，便集中力量转而攻击省军防守薄弱的飞机场、无线电台等地，17日凌晨两地均被马军顺利占领，省军防线出现了一个大缺口。17日上午，由于省军主力当时都在城外设防，迪化城内空虚，情急之下盛世才组织大批学生临时参战守卫城池，并紧急组织民团、商团3000多人，仅发放长矛、斧头登城防御。同时再次紧急请求苏联红军援助。据盛世才当时的副官赵剑锋回忆：在马仲英围攻省城的三十多天中，盛世才每隔一两天就在夜晚派车接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到督署商谈军事，主要是促请苏联政府出兵帮助之事。
　　马仲英占领飞机场时，夺取了一架飞机，马仲英随即强迫驾驶员张绪芝驾驶飞机，马坐飞机上持枪威胁驾驶员向盛世才的督办公署投弹，张绪芝无奈投出三枚手榴弹，同时还投下劝降的传单，均未起到丝毫作用。
　　1月18日，苏联红军从塔城派出飞机前来援助盛世才，这些飞机使用重型炸弹不间断轰炸马军阵地。当时参与轰炸的苏联飞行员亚历山大巴尔敏回忆说：“我们奉政治局的命令，运送一些飞机和炸弹到新疆边境，在那里停留了一些时候，因为通迪化的公路被叛军阻断，最后由驻扎在那里的红军空军负责这项运输，他们把我们运交盛世才的货物交付了，办法是将炸弹直接投掷到迪化周围的叛军头上，并将飞机直接降落在这一围城的机场。我奉命将炸弹以及其他货物的清单交给盛世才。这一来盛世才可以打击其敌人并使回教阵营中的缠回不敢有所行动了。”苏军的轰炸收效极大。此后凡是晴天，苏军飞机就成群结队进行轰炸，给马军造成很大伤亡。1月19日凌晨，马仲英集中优势兵力，利用苏军飞机未到的时间，突然对南梁发起猛攻，守卫在这里的省军不支溃退，危急中盛世才赶到前沿，接连亲手枪决了三名溃兵，才震慑了全军，稳定了防线，溃散的省军在盛世才的威逼下拼死一战，在增援来的归化军援助下又抢回了丢失的阵地。一天恶战后，马军伤亡高达千人，再无气力对迪化发起大规模进攻了。
　　被马仲英包围一个月之久的乌鲁木齐得救了，然而，对盛世才来说，直接请出苏军帮忙才打败马仲英是其军事生涯最大耻辱。

1937年8月21日，中国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后，苏联政府大力援助中国，中苏关系进入“蜜月”时期。而苏联的大批军火物资是通过新疆才得以运往抗日前线的。同时，新疆又是苏联中亚地区安全的一个天然屏障，地位至关重要。1938年1月，苏联红军一个机械化加强团——第八团进驻哈密，守护着新疆东部大门，这使得国民党军队不敢轻易西进。
　　此时，盛世才与苏联关系空前密切，他觉得很有必要同苏联最高领导人直接会面商讨一些问题。1938年8月，盛世才就以就医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盛世才去莫斯科没有向国民党政府泄露任何消息，但中国共产党方面对此是知道的。 随同盛世才前往莫斯科的还有他的妻子邱毓芳。虽然苏联在新疆的顾问和苏联对新疆的援助在日益增长，但当时苏联正值大“肃反”期间，这使盛世才对自己的安全有些担心。然而他很快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盛世才一到莫斯科，便受到苏方官员极为热情的接待。盛世才住在莫斯科城郊的一所旅馆。这次访问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甚至连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也不知道。很快，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盛世才，参加会见的有莫洛托夫与伏罗希洛夫。盛世才后来还回忆说：会见时，关于1937年新疆的叛乱，斯大林赞同这样一种看法，即叛乱是由托派策划的。纳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其给予了援助和支持，以建立进攻苏联的前沿阵地。伏罗希洛夫则侧重于谈可能把新疆作为侵略苏联薄弱地区的跳板这个与苏联有关的问题。

　　在莫斯科，斯大林曾三次会见盛世才。盛世才所受到的欢迎，是以前任何一位中国政要所没有得到的。这也反映了斯大林对新疆的利益很敏感。斯大林满足了盛世才的全部援助要求。盛世才事后说:“我浏览了一下项目表，看到了我们热切期待了五年的全部短缺设备。显然，斯大林心中消除了在援助我的政府问题上的疑虑。”

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回延安。盛世才热情接待了他们。在筵席上，盛世才适时地向王明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盛世才的“入党”问题，也在此次莫斯科之行中得以解决。盛世才在加入中共“无望”后，便秘密加入了苏联共产党。盛世才回忆说: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斯大林的心情也显得很好，所以，我决定谈谈涉及到我与延安今后关系的微妙的个人问题。

　　盛世才还转述了他对斯大林说的原话:“我是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1937年，我通过陈绍禹(王明)、康生和邓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政治局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绍禹、康生、邓发、陈云和任弼时等人对此一致同意了，但又说要与第三国际商量之后再作最后决定”；“我希望能迅速受到党的考验和教育。所以，我也很渴望知道你们关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定。”

　　斯大林很清楚此刻必须对盛世才拉一把，在盛的入党问题上一改前态，当即明确表示:“你现在就可以入党。你回新疆之前，我会再次和你谈这个问题。”由此可见，斯大林对盛世才的入党问题是十分重视的。

　　后，当盛世才正准备返回新疆的时候，一位苏共官员带着斯大林的指示来旅馆拜访他。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给予盛世才特殊的照顾，立即吸收他加入苏共。这位苏共官员又要盛世才签署了服从莫斯科政治局的宣誓书。盛世才迟疑了片刻后，表示同意。

　　根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解密的俄罗斯档案中的1938年9月2日盛世才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西洛夫的会谈记录，斯大林确实同意盛世才秘密加入联共，但是又担心此事泄漏后，会引起蒋介石的不满，给盛世才今后的工作带来不便。

　　关于盛世才加入联共的事，盛世才的二妹盛世同也证实了此事。她说：“他是个联共党员，并有党证。”盛世才关于他加入苏联共产党的叙述也许是可信的。但盛世才称自己“是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却是一个天大的谎言。

盛世才为了讨好苏联，曾多次提出在新疆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脱离中国，加盟苏联。但是苏联出于国际舆论的考虑，没有答应，苏联领导人莫洛托夫曾在第七届全苏维埃联盟代表大会上宣告：苏联“绝对维护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的独立、完整和主权”。

　　盛世才还不惜牺牲国家利益，把新疆的主权出卖给苏联。1940年11月26日，盛世才和苏联政府代表巴库林、卡尔波夫签订了为期50年的《新苏租界条约》，使苏联在新疆享有各种不受当地政府干预的独立特权，攫取了新疆的全部矿产以及交通、工业与各种资源，并且苏联可以在新疆驻军，苏联各类人员可以自由在全新疆活动，并对个别仇视苏联的军官进行清洗，承诺在当地扶植共产主义观念。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军一度处于优势，逼近莫斯科城下。善于见风使舵的盛世才认为，现在苏德战争在苏联境内举行，究竟什么时候结束，难以预测；即使苏联获胜，恐怕也不能如过去很有力量地援助新疆，不如投靠蒋介石。

　1942年6月27日，斯大林派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德卡诺佐夫携带莫洛托夫给盛世才的信来到迪化，试图阻止盛世才投靠蒋介石。虽然莫洛托夫表示愿意作出让步，但是盛世才不为所动。德卡诺佐夫对盛世才说：“你是联共党员，要永远信仰马克思主义，不能动摇。”盛世才此时的势利嘴脸暴露无遗，他毫不掩饰自己:“至于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必须非常坦率地告诉您，这是绝对不再可能的事情了。谈到我的政府的政策问题，我只能告诉您，作为三民主义的忠实拥护者，我要在新疆建立民主统治。”

　　为了对蒋介石表示忠心，盛世才对苏联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42年10月5日，盛世才通过苏联驻新疆总领事普式庚，向苏联政府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苏联政府从新疆撤走除外交人员以外的全部人员，其中包括军事人员，且须在三个月内撤离。

　　斯大林起初没有考虑撤军，但是1943年4月，鉴于国民政府任命的各部官员已到新疆任职，为了避免和蒋介石发生直接冲突，斯大林答应撤退驻新疆的苏军及顾问。6月，国民党中央军进驻哈密。斯大林知道新疆的局势已不可挽回，于是下令撤军。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就此彻底终结。1943年，盛世才加入国民党，并表示“矢志拥护中央，尽忠党国，绝对服从领袖”。随后，盛世才取消了六大政策，六星旗也改为了青天白日旗。
１９３８年２月，受党中央派遣，毛泽民化名周彬，与陈潭秋等同志到新疆做统一战线工作，先后出任新疆省财政厅、民政厅厅长等职。

　　１９４２年９月１７日，毛泽民和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在狱中，敌人对毛泽民等软硬兼施，严刑审讯，逼他招认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搞“暴动”的所谓阴谋，逼他脱离共产党，交出共产党的组织。毛泽民等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义正词严地回答：“决不脱离党，共产党员有他的气节。”“我不能放弃共产主义立场！”１９４３年９月２７日，毛泽民与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敌人秘密杀害。

　　盛世才和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关系很差，水火不容，所以把邓发赶走，换成陈潭秋。陈潭秋为团结盛世才做了大量工作，两人关系还算融洽，但最后还是因为盛世才决定反苏反共投靠蒋介石，陈潭秋和毛泽民就惨遭杀害。

　　1937年红军西路军余部在李先念带领下到达新疆，在陈云关心下，盛世才对这批红军做了妥善安排，特别是为中共培养了一批军事技术人才，这是他的历史功绩。(这批技术人才就是中国最早的飞行员。客观的说，盛世才是有阴谋的，他表明上市为红军培养飞行员，实则是借机向苏联索要更多的飞机和技术支援。)

　　１９４９年解放前夕，兰州郊外一栋豪宅发生一桩惊天大案：曾下令杀害毛泽民等共产党人的新疆军阀盛世才，其岳父一家１１口被东北军人所杀。血案震惊全国。

盛世才一向以“新疆王”自居，唯我独尊。他把新疆政府和共产党、国民党合称为中国三大政治集团，又以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领袖自居，而且还狂妄地把自己与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蒋介石、毛泽东一起并称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六大领袖”。但是国民党是不容许盛世才作为“领袖”的。国民党在新疆兵力不大时，对盛世才是竭力拉拢，但当国民党陶峙岳兵团的三个师全部进入迪化后，蒋介石对盛世才的脸色骤变。 蒋介石对新疆用兵，和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的建议有关系。陶峙岳就长期是胡宗南的部下。进入新疆的国军部队主要是中央军，还有马家军一部。

　　盛世才没想到投靠国民党是“引狼入室”。鉴于此，盛世才开始采取对策，准备把国民党势力逐出新疆。1944年8月11日，盛世才制造了逮捕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书记长黄如今、建设厅厅长林继庸等人的“八一一黄林案”。一时间，整个迪化处于恐怖之中。

　　为寻找退路，盛世才企图再次投靠苏联。他致电斯大林，要求重新加入苏联共产党和将新疆划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但此时苏联政府已经对盛世才彻底失望。斯大林拒绝了他的要求，并把其电报转给了蒋介石。

　　在此前的同年4月份，苏联政府已通过外交途径对国民党政府施压，要求撤换盛世才。6月，斯大林在接见美驻苏大使哈里曼时说，中国国民政府撤掉盛世才在新疆的职务，对于改善苏中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苏联在新疆三区(伊犁、塔城、阿山)的地下工作人员和苏联领事馆人员，分别在封建宗教上层和知识青年等各阶层群众中进行工作，建立秘密组织，在群众中开展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的活动。

　　此时的盛世才，已是众叛亲离，怨声载道。蒋介石决定把盛世才调离新疆，另任农林部长，由朱绍良代新疆省主席。1944年9月11日，盛世才离开了新疆到重庆赴任。至此，盛世才在新疆苦心经营了11年5个月的军阀统治结束了。后，盛世才去了台湾。

　　1949年，盛世才随蒋介石逃到台湾，先后受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国防部上将高参、行政院设计委员等闲职。可是，在台湾的众多受过其迫害的各界人士并没有放过他。在1954年3月召开的“国民大会”上，代表们纷纷提出控诉盛世才祸害新疆案，各种揭露其罪行的小册子也在会场内外广为散发。蒋介石正谋取在会上通过一部可以让他无限期连任“总统”的宪法，不便为一个盛世才与代表弄得太僵，于是便授意大会接受提案，正式开始对盛世才进行审查。虽然盛世才仍然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为自己撑起了一顶保护伞，但此后的每次“国民大会”上，总要掀起一阵阵反盛声浪，甚至有代表提出要盛世才自行了断，以谢天下。 后来的盛世才曾一度经商，在台北投资开办士林西菜馆。

　　晚年的盛世才主要从事著述，写了《牧边琐记》、《新疆十年回忆录》等书。1970年7月13日，昔日的“新疆王”盛世才在台北病逝，结束了其不平凡的一生，终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