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皇会，亦称中国维新会.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于1899年7月20日（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与李福基等在加拿大创设.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团体.
《会例》提出“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准备在美洲、南洋、港澳、日本各埠设会，以澳门《知新报》和横滨《清议报》为宣传机关，以保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刚毅等顽固势力为宗旨。义和团运动发生，八国联军侵入，保皇会认为这是反击后党、“扶救皇上”的时机，主张“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先订和约以保南疆”，酝酿“讨贼勤王”，同在国内的唐才常联系、准备起事。但保皇会及其首领康有为拒绝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合作，对自立军的经费也延宕未交，自立军失败。
此后，它的斗争锋芒渐由针对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顽固派转向革命派，由保光绪帝转为保清朝封建政府，想以孔子的权威和光绪帝的“圣德”感化会员，说革命要“有流血之惨”，要“引起分裂”
1906年，清政府颁布预备立宪，康有为发出文告，“以为中国只可君主立宪，不能行共和革命，若行革命，则内讧分争，而促外之瓜分”。又说：“今上不危，无待于保”，宣布旧保皇会“告蒇”，于1907年2月13日（光绪三十三年元旦）改为“国民宪政会”。3月23日，在美国纽约召开大会，康有为自欧洲赶赴，“议行君主立宪”。国民宪政会正式定名为“帝国宪政会”，对外则称“中华帝国宪政会”，“以尊帝室为旨”，成为继续抵制革命、鼓吹“宪政”的政治团体。
光绪
二十四年八月（9月）戊戌政变爆发，康有为在英国军舰保护下，由北京逃往上海，又转香港，后乘日轮去日本，九月十一日（10月25日）到达东京，与先期到达的梁启超会合。康有为对于戊戌变法的失败、六君子被杀，心情异常悲愤，唯一使他感到欣慰的，是光绪帝尚健在，变法新政或许还有中兴的希望。于是，在百日维新期间依靠君权变法的幻想，凝成了保皇复辟的决心，以为欲救中国，惟有迫使慈禧归政、光绪皇帝复辟之一途。为此，他与梁启超首先考虑重建自己的宣传阵地。当年十一月十一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发刊《清议报》，以“尊皇”为宗旨，认为中国能立与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能改革与否，又全系乎皇上有权无权，故当前“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同时也深刻指出民族危机的严重，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侵略手法；尖锐抨击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所谓“逆后贼臣”之凶残守旧和昏庸腐朽；批判封建专制，阐述“国”与“民”的关系，谓“不有民，何有国；不有国，何有民。民与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提出资产阶级“国民”的概念，其民权思想比戊戌时期更进一步。康、梁当时又以“维新志士”流亡海外，在爱国华侨中颇具威望，故此《清议报》在舆论界有相当影响。其次，拒绝与革命派合作。当时孙中山、陈少白（1869―1934）等革命派人士也在日本，曾主动托日本友人居间斡旋，试图与康、梁维新派商谈合作。康有为声称他奉有光绪帝的“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往来，竟拒而不见，并表示：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拒绝了革命派的合作要求。但清朝统治者却仍把他们看做“孙文羽翼”，多次向日本政府交涉，不许康有为在日本居留。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4月3日），康有为离日本赴加拿大。三月初七，抵温哥华。曾先后在温哥华、鸟？士晚士？等地对华侨演讲，谓“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希望华侨“齐心发愤”，“洒血以救圣主”。四月赴伦敦，拟通过英前海军大臣柏丽斯辉运动英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扶助光绪帝复辟，未果。不久，返回加拿大。六月十三日，与李福基等创设“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或称“保救大清皇帝公司”，简称保皇会，亦称中国维新会。据康有为长女康同薇云，当时“那拉后与守旧派正谋危光绪”，为“抗那拉氏之谋而言”，故称“保皇会”。保皇会成立后的第一个举动便是在海外遥为光绪帝祝寿。当年六月二十八日是光绪帝30岁寿辰，是日康有为率领当地华侨多人到维多利亚中华会馆庆祝“圣寿”，在龙旗飘舞中“北望行礼”，“拳跪起伏”，祝愿皇上健康长寿，早日“复政以保中国”。康并吟诗谓：“遥从文岛瞻琼岛，波绕瀛台梦几回。”
保皇会以“忠君爱国”相号召，以保救光绪皇帝为宗旨。光绪二十五年冬刊印《保救大清皇帝会例》，宣称“今同志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凡有“忠君爱国救种之心”的，都是会中同志。次年又刊印《保皇会草略章程》，谓“本会专以保全中国为主”，“欲保中国，非保皇上复位不可，故本会名保皇”。他们把“忠君”和“救国”联系在一起，把国家兴亡和光绪帝复位联系在一起，揭露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专权卖国的种种罪状，对其“卖地鬻权”表示愤慨，故此会仍具爱国救亡性质。其次，保皇会还有第二宗旨――保护侨商。保皇会又称“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会例”第二条规定：“此会为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即保种会、保国会，亦为保工商会之事，皆同一贯。”还规定会员捐款作宣传、通讯、办报之用，并以集资作工商、开矿的股份。在捐款奖励办法中，捐巨款者，除政治上给予官职外，还给予开矿、筑路、工商等事的优先权，体现了侨商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要求，所以保皇会又带有资本主义经营色彩。据康有为估计，当时海外华侨约有500多万人，广大爱国华侨身在海外而心系华夏，他们当中大多对戊戌变法的失败表示惋惜，对六君子被杀表示愤慨，对光绪帝被囚表示同情。所以保皇会以忠君救国相号召，再加上它具有保商性质，便对广大海外华侨具有很大吸引力。保皇会成立以后，总会设在香港和澳门，康有为任总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会长。以澳门《知新报》、横滨《清议报》为其喉舌。康有为陆续派出门弟子分赴南北美洲、澳洲等有华侨居住的200多个城市宣传保皇会宗旨，发展组织，总共建立保皇总会11个，支会103个，会员发展至百余万人，成为近代史上颇具影响的群众性华侨爱国团体。但是保皇会宣传的“爱国”最终归结为“保皇”，把挽救中国危亡、图中国之富强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光绪帝一人身上，一味赞颂的是“圣主”之德政，一味渲染的是康有为个人思君之幽情，这就把变法救亡的政治理想蜕变为眷恋光绪皇帝个人的不幸遭遇，由维资本主义之新，转而为保光绪皇帝之位，维新派变成保皇党。在保皇会成立初期，其斗争锋芒主要指向清朝顽固派，并于光绪二十六年支持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起过进步作用；但它对帝国主义怀抱幻想，仇视义和团农民反帝爱国运动，提出“分兵北上勤王，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的错误口号，结果是与虎谋皮，造成了自立军的惨败。特别是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逐渐高涨以后，保皇会的斗争锋芒也逐渐由针对清朝顽固派转向资产阶级革命派，曾在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与革命派展开大论战，坚决反对同盟会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成为阻碍民主革命运动的绊脚石。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康有为通告各地保皇会于当年十一月十七日（1907年元旦）改名国民宪政会，次年二月二十一日（1907年4月3日）又定名为帝国宪政会，与国内立宪分子相呼应，敦促清政府加速立宪步伐，妄图以立宪抵制革命，成为资产阶级立宪派政治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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