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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寒剑
--  发布时间:2009/3/10 20:48:00
--  民国 益阳樟树国药局总经理 熊永生当年赠送的婚俗瓷盘[长25.5cm宽27.8cm高1.9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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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寒剑
--  发布时间:2009/3/10 20: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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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益阳西帮中药业情况

日期: 2008-11-24 17:28:30 | 新闻主题: 赫山文史第二辑


                   •邹渊泉•

  一、经营情况
  旧社会有“无江西人不成药铺”的说法,益阳市也不例外。全市有56家中药店,江西人开的有40多家,占全市的70“以上。其中,批零兼营的中药店11家,江西人有9家,也占80%,而且资金都很雄厚,营业规模也大。例如福昌就是拥有10数万银元的大药店,在西安开设有福记药庄,在汉口开设有福昌药店,在广州开设有永泰和药行,在安化设有福昌分店,还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昆明、重庆等大商埠设有专驻药庄。其他江西人开设的大药店,有合资经营的樟树国药局、安记药行,有独资经营的王永泰、丁正源、王裕和、熊同济等家。本市小店一般都在本市江西人开的大店进货。福昌药店凭着自己庞大的资本,进手便宜,因此出手比别人价格低一、二成,批发业务之大,称雄于湘中地区。福昌老板陈禄元从安化廉价收购红茶、砖茶运往西安、兰州销售,又从当地购回甘草、当归以及麝香、鹿茸等地产药材转运至广州向外商推销,大获盈利。王永泰以益阳、桃江土产勾藤、枝子运往郑州、陕西销售,又从当地购回柴胡、生地、菊花、淮夕、淮药等药材,受益匪浅,这都是以廉价收购土产.运往外地兑换地道药材的发家办法。
  大的西帮药店以批发为主,零售为辅。一般都是前店后坊自己加工饮片和自制一个膏丹丸散等小成药应市。小药店老板看病,以医带售;大药店请时医坐堂。所谓时医是走运的中医例如王裕和的梁达安,樟树的刘福康,丁正源的谌鹏轩,王永泰的郑君甫、李星鹊等。西帮丁正源重视药品质量,货真价实,在顾客中信誉高,自制的膏、丹、丸、散颇负盛名。樟树国药局的当归精、补脑汁也畅销全区。王裕和的济众水、蜡壳乌鸡白凤丸、牛黄镇痉丸是独家产品,闻名遐迩。
  西帮中药店为了招揽生意,不惜本钱.装璜门面。例如樟树国药局里面破烂不堪,但门面较宽,油漆一新,张灯结彩,并在店里悬挂巨幅匾额,黑底金字,上书“遵古炮制”四个大字。店堂里还有“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之类的对联,甚至“不到樟树药不灵”之类的宣传,以此赢得顾客。1948年樟树国药局还买来一只活老虎,锁在铁笼子里,供人观赏,大作广告,以炫耀店业。
  在批发业务方面,都是赶发行情单到周围各地去争取业务。在零售经营中,江西帮药店常在药单上做些手脚。内部使用低于市场药价的暗码计价。因此同一张单子,“西帮”药店比“本帮”药店便宜,从而拉走生意,使顾客不上“本帮”药店的门。所以,市里中药批发业务大部分被“西帮”药店所垄断。在批发业务上,“西帮”内部之间也有竞争,竞相向县里拉业务,扩大赊销,用户或交一部分钱,电可交一些农产品或土药抵帐,谁给的方便多,谁的县外业务就好。
  二、西帮习俗
  江西人有很浓厚的乡土意识和传统习惯。西帮内部婚嫁,不与本地人通婚,也不收本地人学徒,讲话都要用江西清江口音对话,形成一种独特的帮派习俗。
  “西帮”药店每年端午节和中秋节都要放假一天,但端午节不停止营业,留店员轮流值班,只有中秋节关门停业。每年腊月十五称“倒牙”日,这天备酒聚餐,意思是一年快终了,准备收缩业务,收讨欠债,进行年终结算。从十六日起,老板自己领队或分配店员去外地收帐,直至除夕。
  春节的凌晨一点,全店员工聚在一起吃“团年饭”,席间举杯互祝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浅斟慢饮,猜拳行令,一直吃到东方发白,才罢席更衣,在老板的带领下,焚香点烛,鸣放鞭炮,大开店门,恭迎财神进堂。接着全店员工向老板及全家亲属拜年,尽情欢乐一天。
  正月初二为“起牙”日,新年第一次聚餐,酒筵丰盛。饭后,全店人员参与盘底,摸清库存。以便老板制订全年经营计划。
  正月初四为老板“说话日”,又叫“讲生意”。以前“说话日”原本定在正月初七,民国十六年(1927年)各行业店员工会成立后,因考虑店员有变动情况,为照顾被解雇员工有时间另觅雇主,所以提前三天,改为初四“说话”。这天老板必须备席,请员工们聚餐。入席前,所有老员工都窃窃私语,忐忑不安,生怕老板提名请他上座,因为上座的不言而喻,即意味着为他饯行。反之,如果老板自己首先上座,那就等于吃了“定心丸”,保准全体留用。但这天老板“说话”,还要宣布新的一年的营业计划,并指出某些员工工作上的优缺点,希望大家今后更加忠诚合作为本店服务。
  从正月初五到十五为春节休假期,全体员工尽可自由玩乐即使打牌赌博也不禁止。但十五的晚上吃过“元宵饭”之后,就算过年过完了。第二天各就岗位,恢复正常营业。
  三、药业公会与伙计会
  民国初年,益阳市西帮药业同人为纪念药业祖师孙思邈,在五一路建起一座药王宫,同时成立药业公会。药王宫建筑宏伟,殿内塑有孙思邈座像,殿前两边厢房作为客房与集会用;殿后有一排僧侣住房,当时来宫求神问药的信士颇多,四时香火不绝。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药王祖师生日那天,与会同人云集殿内祭拜祖师,并举行议事例会。
  药业公会系全城私营药商为团结互助,维护自己事业的同业组织,由会员推举会长一人,会首若干人,主持会务,担负公议药价,统筹分配地方政府摊派的各种捐税,调解同行业内部纠纷等重要任务。这在当时是具有积极作用的药业群众团体也是当时官民联系的纽带。
  伙计会又名“集贤福”。这是解放前益阳西帮国药业职工自发组织起来的一个群众组织。该会宗旨是:团结同业职工,维护药工合法权益,保障药工的劳动权利和社会地位。凡本市药业职工或学徒出身的老板,均可申请入会。入会人员必须履行简单的入会手续,并缴纳入会费二至三块银洋,学徒只缴纳半费。
  当时的伙计会,下设若干个小组。一般按市区地段划分小组,规模较大的药店可单独设立小组,小型药店联合组成一个小组。伙计会通过各小组开展活动,小组不能解决的问题,则由总会出面解决。
  每逢农历四月二十八孙思邈生日,伙计会都要举行纪念活动。由会首组织全体会员到药王宫会餐(与药业公会错开聚会,一个上午一个就安排下午)。药工们往往借会餐之机,尽情发泄对老板的牢骚和怨气。伙计会站在自己会员的立场上,为会员说话。如会员受到老板欺压或无理解雇时,即以组织名义出面与老板交涉,以保护职工利益。但是,会员如不遵守会规,出现偷盗嫖赌、好逸恶劳行为的,即开除会籍,将其铺盖行李当众烧毁,以示维护组织声誉。
  伙计会会章还规定:会员死亡,又无亲人办理丧事的,会组织即出面要求老板资助或发动会员集资安葬。每年中元节(即传统习俗七月半烧包),会组织还给无遗属的已故会员烧包。
  解放后,伙计会改组为药业工会。
  四、学徒生活
  西帮药店收徒,大都来自江西贫家子弟,从不带自家子弟学徒。他们认为“易子而教”,经受三年磨炼,才能成器。学徒投师要履行拜师手续,拜师仪式。要焚香点烛,先拜宗师,再拜师傅(老板).然后参见全店先生、师傅和师兄们。
  我因家贫辍学,12岁就被送到樟树国药局当学徒。樟树国药局是益阳市较大的药号,设有零售和批发业务,西安、成都、郑州、广州、武汉等地都设庄,专门采购道地药材,生意除做到益阳、桃江、沅江、安化、南县外,还做到了宁乡、华容、汉寿、新化、湘阴、安乡、湘乡、涟源、汩罗、双峰等县。我曾拜熊永生、熊枚芳、徐天喜为师,熊永生是樟树国药局的总经理,习惯称呼“局长”。他文化水平虽不高,但勤奋好学,后来也能学会做古诗,中药的刀杂栈柜都行。熊枚芳能诗能文,能柜能杂,擅长炮制技术,熬膏药、酒丸药要超过能工巧匠杨明庚。徐天喜担任中柜,兼管帐务,是当时的内当家。学徒进店第一年,是服杂役。每天黎明即起,点火烧炉,准备炭盆茶水,把经理、师傅、先生们的茶具、水烟袋洗净擦亮,等到经理、师傅们起床后,先送上漱洗水、火盆,泡好茶,然后开饭。厨房挨河边, 离柜房约200米,每天三次要到厨房担几次水供大家洗脸用。吃饭如果桌上有客,学徒必须站在桌旁伺候,斟酒添饭。饭后服侍客人漱洗、泡茶、递烟。没有菜了,还要到附近馆里去喊菜,要待客人吃完离席才能吃点残菜剩饭。
  白天干活是踩碾槽、擂眼药、蒸制当归精、挑拣中药材等工作,冬天洗桑皮,揉了又搓,搓了又捶,一连几天,常把两手弄得红肿溃烂。熬制驴胶时,驴皮又脏又臭,一闻就呕,但还是将驴皮括洗干净,一搞就是几天不得休息。熬驴胶、龟胶、鹿胶时夜晚还得轮流值班,保证不烧坏胶。夏天制丸药,一台碾盘,手推脚踩,经常个把月不准停碾,弄得手麻脚肿,站立不稳。炮制饮片时,师傅们也没有防护用具,全身又麻又痒,甚至皮肉发炎溃烂。炒毛姜一类带绒毛的药材,一下锅浓烟黑灰,冲眼刺鼻,眼泪直流,鼻腔滴血,几天后吐出来的还是又粘又黑的口水。
  白天做以上粗活,晚饭后还要守在零售柜房里值班,一直守到转钟一点。三益街就在对门,摆摊设点的面店腊味店多,晚1O点钟以后其他副食南货店都已关门入睡,买酒不到,但面店腊味店生意兴旺,顾客们只好到樟树国药局推小门打药酒,所以晚上生意不差。我从小养成了好学的习惯,趁值班时间熟读《古文观止》、唐宋诗词和秋水轩尺牍,两晚背诵一篇,也钻研中药性能、鉴别、产地、产季、炮制、质量检查和中医药理论等书籍,还学习过潘序伦的高级商业簿记、会计学、成本会计等书籍。临睡前还要扫抹店堂柜房,把桌椅抹得干干净净,然后开临时铺睡在柜台上。夏天既无法挂蚊帐,也不准烧蚊烟(防火),一天劳累,倒头熟睡,听任蚊子叮咬。如遇有人叫门买药,要马上应声开门,如果自己不能应付,还要喊醒先生起床。有时碰上两三次叫门,那晚就无法睡觉了。
  樟树国药局经理熊永生对待学徒非常严酷,爱施行打骂教育。他经常说:“不打不成材。”徒弟们没有不被他打骂的,有的被打得头上起包,背上青紫,也只能忍受,不敢反抗。打得最多的是一个姓皮的师兄,因为他最笨,不会干活。我也打得不少,经常为一点小事挨打.我管细料(贵重药材)时,因为不小心烧坏了盖细料的木板子,被打得很厉害,把鸡毛帚都打断了。
  学徒期间,我先后担任过中药的挑拣整理、批发部发货、细料的保管、养护、发货、咀片的配方和核对等工作。由于刻苦学习,能胜任各项工作,所以也担任过中柜(即业务主管)徐天喜的助手,还接徐的手担任过帐务工作。在兰溪樟树分局担任过业务主管,身兼中柜、外柜、会计三个人的工作,每月工资大米8斗(吃饭不要钱),享受了一年。当时一般店员月工资只有大米一石(相当于15市斤),学徒没有工资,这可说是一种特殊待遇。
  我初进樟树国药局管细料期间,根据理论与自己的实践相结合,曾写过几十种贵重中药材的经验鉴别方法,因当时中药工不值钱,没有地方发表,反而我的十篇日记曾在《滨湖日报》连续发表过。当时全国中药材没有炮制加工的书籍,我只好请教素负盛名的熊枚芳老前辈,传授百多种中药的加工炮制方法,这些都作过详细记录。近百种膏丹丸散的药物组成,我也记录过。当时站柜台不容易,医师处方爱滥用别名,如有一个医师开九牛子,大家都检了丑牛子或牛子。只有熊枚芳检的山慈姑,这就引起了我迫切弄清中药别名的劲头, 因此我曾把近300种中药的别名作过一次归纳和汇总。
    作者简介:邹渊泉,中药师•会计师,系退休干部,赫山区政协文史资料通讯员。

 


--  作者:寒剑
--  发布时间:2009/3/10 20: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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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益阳城区百年变迁历史笔记 
 公元一九四九年前纪实
  
  凡是熟悉益阳的人,都知道益阳人民常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十五里的麻石街”。但这是一个口误!
  笔者经过多年在益阳城区内拜访许多年事已高的亲历者、知情人回忆、述说,以及对益阳城区麻石街有关资料日积月累的收集,且实地考证;实际上益阳城区的麻石街只有十里左右,在GPS(Global Position System, 全球定位系统的英文缩写)定位器中测算到:从东门口老城墙起至将军庙上首的人和码头巷子止大约为五千米,这就是民国三十一年(公元一九四二年)后益阳城区内典型的标志性建筑。
  为使读者能理解本文的后续,这里提示一下:老益阳人对城区内街道两旁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别称,那就是城区主街道南边的称为“河岸边”,街道北边的称为“老岸边”(注:在地理位置上看主街道从娘娘庙过河码头起就拐了个近似九十度的弯,西为“河岸边”,东为“老岸边”)。
  在民国时期益阳城区的确有十五里的长街。
  笔者曾实地考证;城区主要街道在上游的延伸可至黄溪桥;
  从“人和码头巷子”到现在的大水坪这段距离为“聚庆街”,从大水坪(现在人们常说的“横堤子”)到接城堤为“涌泉街”。“接城堤”就是现在五里堆地域的河边上(关于“接城堤”的来由将在《益阳城区百年变迁历史笔记》[以下简称《益阳历史笔记》]地理章节中有述)。聚庆街的河岸边全都是吊脚楼和小型商铺,老岸边有“鑫福康南货铺”、“刘公馆”、“田公馆”、“长明电灯公司”、“寳群大戏院”等。涌泉街也是一样,河岸边清一色的吊脚楼,其中一个有名的“沙头巷子”,这些个吊脚楼大约是在公元一九九九年后加修防洪大堤时被全部拆除了。老岸边一个有名的“栅栏巷子”,还有“五福宫中学”(关于“五福宫”将在《益阳历史笔记》民国益阳城区文化教育及民俗文化章节中有详述)还有各种商铺,像“五福宫”上首又一个“南货铺”,“南货铺”的对面(河岸边)还有一个宽度为两个门面的“饮食店”,进深里面还是吊脚楼,笔者“文革”前跟随母亲在这里的南货铺、饮食店买过东西吃,沿上还有一个著名的“关王庙”,在“关王庙”的上首还有一个四九年后取名为“翻身巷”的巷子。在二○○二年笔者亲眼看到过“翻身巷”所在的老房子门楣上钉有这样的门牌(遗憾的是没有拍下来)。在“文革”前聚庆街和涌泉街还蛮热闹的。
  在GPS定位器中测算到:从接城堤到黄溪桥约2.8km,但在民国时期这段距离河岸边及老岸边只有一些零零落落的房子,因为在黄溪桥还有城里的商贾们在这里建有“福和”、“均益”两个铸锅厂,笔者在公元一九六八年曾亲眼看到过在黄溪桥的河边上有一栋八字大门的青砖老瓦房,规模较大,估计该是“福和”、“均益”两位老板其中一位的宅第(考证后再记述),大约在公元一九六九年加修河北大堤及七○年后的农田基本建设时拆除了。
  城区主要街道在下游的延伸可至清水潭(三台塔下面);
  从东门外也有主街道的延伸,但这里所延伸的街道像城区的主要街道一样没有街道的名称。
  在民国时期东门口老城墙脚下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水渠,出口处有一座约两米宽的“水北桥”。在东门外的老岸边仅有一条至今七八十岁的老人都叫不出称谓的巷子,沿下来是许家宗堂、药皇庙、葛公庙(即现在的益阳市东门口小学)等,而河岸边则由横巷子、谢家巷子、钟成茂巷子、陈金生(东门口有名的铸厂,生产犁头、犁壁、炉焦、鼎锅)巷子、杨七巷子(即现在人民织布厂家属区域)。就在民国三十年到“光复”时的这几年里、这个杨七巷子的河边上设有一个“益阳驿运站”,他的职责相当于现今的“行包房”,同时还向过境的来往船只进行登记抽取厘金,当时就引起了过往船民很大的意见,加之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秩序较乱,国军九十九军曾派一个排的兵力受“驿运站”调遣维持秩序(关于这些将在《益阳历史笔记》民国事略中有述)。沿下就是当时益阳城区为数不多的工厂之一“资阳工厂”,即现今益阳市人民织布厂原址,(关于“资阳工厂”将在益阳城区民国工商章节中详述),“资阳工厂”的下首就是民国时期有名的“橘园”,占地面积约三百亩(即现在的益阳市稀土材料厂一片),这个“橘园”的土地在民国初年是“公产”,归民国时期益阳县教育科(民国十六年后改称教育局)。在民国初年这里是一个“桑园”,后改成了“橘园”,每年所获利润为益阳县教育经费的补充(这些将在《益阳历史笔记》民国益阳城区文化教育及民俗文化章节中有述)。沿下来河边上也就是些零零落落的房子,居住者多为新、安二化驾放木排的移民,即在四九年后,清水塘下面都还有原益阳地区贮木场的“工人之家”近百户的村落,笔者在六、七十年代还亲眼看到过这里的情景,直到二○○○年为防汛安全将这些居民移居到防汛大堤之内。
 
 

--  作者:寒剑
--  发布时间:2009/3/10 20: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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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益阳城区百年变迁历史笔记 
   在民国时期,是有这些主街道的延伸,易产生后来人们的口误。据老益阳人回忆,在街道没扩展前,麻石、青石交错使用,街道两旁没有排水的下水道,全都是阳沟,即便街道的某一地段有阴沟,也是不很规范。虽然,现今我们看不到麻石街的痕迹,但称以“十里麻石街”史料作证还是基本可靠。
  公元一九四九年前对城区内街道划分的称呼,老益阳人至今都还延续有这样的称谓:从东门口到贺家桥称“一堡”,从贺家桥到临兴馆 (一说是至三益街,但从民国三十一年前的行政划分以临兴馆为止的正确性大些。)称“二堡”,从临兴馆到涌泉街称“三堡”。一般上了年纪的老益阳人直到现在还都这么个称谓。虽然现在的“十里的麻石街”荡然无存,但据益阳城区老人们的回忆;这条麻石街她始建于民国三十一年(公元公元一九四二年),街道扩建历时一年左右,也正处于抗日战争期间。现在的人们还可以在从西门口到东门口,也可以从向家码头到将军庙看到这部分街道宽窄的原貌。
  扩建前的城区街道并没有这么宽,大约只有三米宽左右(约扩建后五分之三的宽度),这样窄的街道从明代嘉靖年间起,在清代中期城内虽有几次改造,但益阳城区的街道的宽窄就还是这么延续着,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由扩建后造成某些原有建筑物的防火墙都不是那么的很对称。那种年月生活下的益阳人民,只能留下让现在的人们去采风、去追忆……。
  在民国三十年初(公元一九四一年)时任益阳县长黄识方(兼任国军四十三师参谋长)由于前方战事紧张不得不卸任县长一职。接替益阳县长职务的是——王秉丞,他是个湘潭人,小学教员出身,中等身材,门牙有点外露,喜欢打篮球。据说;他的一个姐姐是当时湖南省参议院一位高官的姨太太。也许是这个缘故,王秉丞放弃了穷教书的职业,报考了湖南省的一个“县政人员训练班”,毕业后也就得到了当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赏识,被分配到益阳就任县长。王秉丞的工作作风也许和他喜爱打篮球有关,干事雷厉风行,颇有气魄,走马上任的第一年就着手改造原老城区(即现在的东门口之西门口城内区域)的面貌。
  经笔者亲历实地考证:老城区在资江的南岸,东西长约1000米,南北宽约450米,占地面积为约0.45平方公里。城池的东、南、西、北各有一道进出的城门,南门距离东门约550米,距离西门约450米,这样南门在东西长度中基本上处在中间的位置,不同的是在南门下约150米处还一道南门,老益阳人都称之为“小南门”,所以就有“大南门”、“小南门”之分。而北门却在南门(老岸边)上首100米处,南北走向的一条约400米长、两米多宽的“北门巷子”。
  据清代不同时期《益阳县志》的史料记载:除小南门,每个城门都有自己的名称,自明代嘉靖年间至清代初期,称东门为“银城”、南门为“迎恩”、西门为“金城”、北门为“拱极”。
  在康熙二十一年 (公元一六八二年)修缮和加固这座老城池时,又将东门易名“永安”,西门易名为“常泰”,南北门未与易名。并将每座城门上加筑了堞楼,每个堞楼都还有个称谓;永泰门(东门)堞楼为“酹湖”(酹、音:lèi,意为;将酒倒在地上,表示祭奠或立誓),迎恩门(南门)的堞楼为“见岳”,常泰门(西门)的堞楼为“倚江”, 拱极门(北门)的堞楼为“汉寿”。
  清乾隆三十年(公元一七六五年)对老城池又进行了加固,同时又将南门易名为“资江”,将西门易名为“兴贤”,东北二门的名称没有变更,其间在各堞楼中增设了盾牌、刀枪剑戟的兵器库,并且在西门至南门的沿江边用块石修砌了一道一百三十二丈长(约440米)的护城堤岸,这主要是防止资江河在汛期时洪水对古城墙护坡的冲刷。
  清嘉庆五年((公元一八○○年)经民间商贾绅士的集资在护城堤岸上加设了栏杆,用以保护过往行人的安全。
  清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老城区内发生了一场特大的火灾,有的城门上的堞楼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焚毁,这个时候官衙对每个城门及堞楼又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缮。
 
 

--  作者:寒剑
--  发布时间:2009/3/10 20: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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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益阳城区百年变迁历史笔记 
   在清光绪二年 (公元一八七○年)一个叫:“吴兆熊”的知县,别出心裁的在全县境内将每担(每一百市斤)谷物中抽取一文钱,用以大规模的对老城区整个城墙进行了一次翻新修缮。直至现在我们还能看到残留的东南老城墙体砖上印有“光绪二年吴兆熊”等字样。
  到了民国五、六年间(公元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中华民国益阳县政府的“营产清理处”,好生奇怪地欲将古老的整个城垣作为一种“公产”进行拍卖,也许是新的政权建立不久没有钱用吧?!但这一政府的“举动”不光是遭到县城内全体人民群众的反对,而且还遭到了全县境内广大商贾、绅士、民众的抵制和反对,此一滑稽的“举动” 就这样不了了之。
  纵观老城区的变迁,王秉丞的“善举”我们无法揣测,但他对沿整个古城墙的周边修缮了一条约两米多宽的环城马路,路面虽不太宽绰,对居住在城池内的人们起居生活、休闲散步,商贾们贸易货运、对工商贸易都多少带来了一些方便。同时,也算对这古老的城区增添了一道风景吧。
  翌年(即公元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这年正值益阳县行政机构管辖区域的变更,将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所划分的青龙洲至临兴馆为龙兴镇、临兴馆至麒麟甲(麒麟甲在现在的东门口)麟兴镇,将这两镇合并为“龙麟镇”(新成立的“龙麟镇”行政驻地原址是在原益阳市服装一厂的位置)。新任的镇长叫——张士群,他是个益阳人,家底殷实,据回忆当年(现资阳区)鹅洋池的三口池塘都是张氏的家产。也许王秉丞在去年对老城区的环城路建设中尝到了一点甜头,就借此行政区域划分的机会,与新上任的张镇长一道制定了对整个县城街道的扩张。或许是整个城区的面貌制约了益阳经济的发展,借此乘抗日的狼烟还没有完全波及到益阳这块稍微稳定的县城。可以想象扩建旧城区的街道这个工程在当时是有很大的难度,一是资金上的问题,抗日期间国民政府的财力都倾注在抗击日寇的用途上,黄县长不可能向上级政府申请到扩建街道的资金;二是当时街道两旁的门面商铺全部都是私人老板,要扩建街道无疑要触动这些个私人老板的财产利益。要解决这些实际困难,作为一个不是原乡人的黄县长自然要利用原著有名望的商贾、绅士来进行这场城区街道扩展的建设。
  蔡润卿——益阳沧水铺鱼形山人(如今上了七十岁有点文化的老益阳人提起“蔡润卿”,基本上都能说出一二),读过两年私塾,家底平平。早年丧父,由于天资聪颖,大约公元一九二八年在三益街下首的河岸边(即“文革”前的“益阳市妇女儿童商店”或七八十年代的“英姿绸缎商店”的原址)开了一家“敦仁大纸铺”经营纸业、油纸伞等业务,由此发家。在三十年代与当时有名望的赵桂林、肖锡三等人合股组建了当时益阳声名卓著的“民权轮驳股份有限公司”,专跑东线至长沙、湘潭,北线西湖(沅江、南县),西线桃江的客、货运输,蔡润卿任董事长。经过十多年的摸爬滚打成为了当时益阳的巨富之一,人缘关系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在王秉丞眼中的蔡润卿担纲扩建城区街道这一个重任是恰当不过。同时在民国时期益阳县商会中也选派了向云龙、龙仲衡等名商士贾当任“街道扩建委员会”的委员。
  当时,益阳县惟一的一份报纸叫《益阳民报》(民国十九年创刊),也是国民党益阳县党部的机关报,在城区街道的扩建中,发动了一场以大力发展益阳城区的经济建设、支持前方抗日将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主题、空前规模的宣传鼓动工作。县商会,以及各行业帮会也都行动起来了。
  整个建设的规模是在旧街道的基础上向两边扩展一米,所有的门店牌楼基本上按照民国县政府所制定的统一规格,进行了拆除和重建,临街的所有门店一律用深灰色油漆颜料进行粉饰,市容为之一新,然而这笔费用就得由店铺商家自理。另外,街道扩建每一丈所需费用为稻谷十二担,如果按全程十里(5000km)约为1500丈,计算为稻谷一万八千担。在当时这么一笔庞大的开支基本上是由民间募集,由“街道扩建委员会”蔡润卿等人负责收取。
 
 
 

--  作者:寒剑
--  发布时间:2009/3/10 20: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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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益阳城区百年变迁历史笔记
  据公元一九四九年前夕民间资料统计,当时在城区内亟对河的李家洲、铁铺岭、三里桥等处约有近1400户的商业户。而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富卓商户的老板们中对这些收取的费用自然是九牛一毛。
  像在三堡的“长明电灯公司”、田公馆和刘公馆的田、刘老板,将军庙码头下首的“同福百货商号”的甘蕊生老板,“聚丰园面馆”的汤五爷老板,灯笼泡巷子上首的“陈寳元绸缎铺”陈老板,魏公庙上首的“余庆福南货店”的“福昌药号”的陈鸣九老板,新码头下首“九馨阁酒馆”的朱发光老板,魏公庙下首“熊同济药号”的熊老板,“美孚正太煤油公司”的陈政权,向家码头上首“迎宾面馆”的高玉和老板。
  石码头地段的“仙鹤楼酒馆”的奚保生老板,“天昌南货商号”和“裕记钱庄”的丁镜堂老板,“吉昌钱庄”的曾海楼经理,石码头河边上“益阳民权轮驳股份有限公司”的蔡润卿、赵桂林等老板,石码头对面的“同亿楼金号”经理杨松荣,石码头下首“曙光照相馆”的胡学采老板,“曾永顺笔墨店”的曾镛丰老板,三益街上首“有成利”的彭会皆老板,“有成斋”的丁建仁老板,二堡“中美大药房”的张永年老板。
  三益街下首的“介昌绸缎铺”的杨老板,“新都会酒馆”的潘子斌老板,“长沙公寓客栈”的汤桂和老板,“谢新泰钱庄”的谢老板,“孙云记纸行”的孙老板,大码头巷子下首(河岸边)“和丰米厂”王怀清老板,三益街后街“养性花园”的莫福生老板,鹅洋池(即现在的资阳区总工会原址)“秾积花园”的李龙海老板,白马庙河边上的“涤华楼酒馆”符老板,白马庙河岸边下首的“有成协”南货店的,“达人袜厂”董事长高伯融,“戴同友客栈”的戴老板,“张荣记客栈”的张老板,“樟树国药店”的熊永生老板,公码头巷子对面的“余益盐纱号”的盛荣森老板,临兴馆上首“怡怡场南货铺”的周云樵,临兴馆河边上的“益丰面粉厂”朱建仁老板,老岸边的“王裕和药店”黄老板,江神会馆巷子下首(现利晶宾馆正对面)“益阳小郁铺”(竹艺)曾明昌老板,七公庙下首“盛光保米粉馆”(加上盛佑林为两兄弟)的盛老板,药皇宫上首的“徐长盛木屐铺”的徐老板,药皇宫下首的“雷鸿盛小木铺”的雷老板。
  紫霞巷(即现在的人民路)上首河岸边“颜昌记纸艺铺”的颜老板,老岸边“鸿茂衡玻璃店”的刘振汉老板,紫霞巷下首老岸边 “珍记福袜厂”(兼百货店)的张矩正老板,珍记福下约八个门面的“潘家大屋”的潘贵和老板,东洋楼巷子(即现在汽车路办事处巷子)对面 “隆盛园酒馆”(即在今大庆剧院位置)陈四喜老板,万寿宫河边上“黄洲河锯木场”(民国时期的益阳人对锯木加工称为:架子场)的崔岳亭、郭星田老板,贺家桥上首老岸边“高源茂皮蛋铺”的高枚章老板,西门口“”
  西门口地段“夏鸿泰纸伞号”的夏老板,“张岳保客栈”的张老板,“桂华客栈”的周桂华老板。(关于以上城区内工商界代表人物,将在工商名贾章节中有详述)南门口河岸边下首第一家“同泰顺南货铺”的彭老板,南门口“老石祥兴纸伞号”的石老板,“蔡义大纸伞号”的蔡老板,“曹裕记酒馆”的曹老板,东门口“利人洪南货商号”的徐文佑老板,“郭泰顺绸缎铺”及“资阳工厂”(织布业、原址在东门外即现在的人民织布厂)的郭德钦老板,“李生泰酒面馆”的李老板,同时还囊括资江南岸大渡口“新泰客栈兼面馆”的老板(姓名有待考证),铁铺岭“阜南锅厂”的老板,“太和锅厂”的蔡芷泉老板。
  三里桥“周正泰伞号”的周老板,“鸿顺裕油行”的曾天喜老板,“洪兴裕油行”的傅启祥老板,“同德顺油商”、“同福祥油商”的两位老板(姓名有待考证)等。
  当然还有很多的老板们是通情达理,主动地将自己的商铺向后拆除,及向民国政府捐款、捐物。比如;以铁业加工的邵阳帮会,以帆船运输为主体的新、安二化帮会,以小木(泛指家具制作)大木(泛指房屋建筑)加工业的江西帮会,以丝绸经商业为主的苏州帮会,以锯木加工商行的益阳本地帮会(俗称本帮)等等其它的帮会都组织了本行业的龙头业主捐钱、捐物、捐劳力,积极支持这场城区街道的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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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寒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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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益阳城区百年变迁历史笔记 
   据考证,整条街道的麻石铺垫的全长是从东门口起,到现在的大水坪(即新石堤)截止,就是原有“十里麻石街”。
  一说是:麻石街东门口到“人和码头巷子”(即现在的将军庙老岸边上首的第一个巷子)为止。笔者在文革前曾亲眼看到;从人和码头巷子至新石堤这一段“聚庆街”,沿河边上还整齐的建有吊脚楼,而四九年后经过三次新建的防洪大堤确将这些个吊脚楼又隔离在外,另根据现有亲历者的回忆录说:麻石街到水府庙(即现在的将军庙)止。可以推断“十里麻石街”应从东门口至人和码头巷子截止,这一说法比较有据。
  顺便提一下:从地理位置上看,在民国时期整个益阳城区资江北岸没有修筑防洪大堤,大水坪这个地段一旦到了汛期最容易遭受洪水的冲击,成为泽国“大水坪”,大约在公元一九五○年的冬季到翌年春上止,沿江北岸全部修筑了防洪大堤(这次筑堤基本上奠定了现有防洪大堤的基础),唯独只有“大水坪小学(现在叫益阳市实验小学)”沿江岸堤段的防洪大堤两面护坡用麻石铺切成坚固的防洪大堤(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后来就叫着“新石堤”。
  扩建街道所铺垫的麻石主要的来源有两个,一是桃江的麻石、二是长沙的丁字湾。丁字湾的麻石是很有名的,可惜的是由于公元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长沙“文夕大火”后,日本鬼子久攻不克长沙,只能对长沙的周边进行骚扰,而从丁字湾运输麻石无疑受到了日本鬼子的阻止,这样断断续续从丁字湾运输了一些,铺垫街道的麻石主要还是多用于桃江的麻石。
  以全长五公里粗略计算,所铺垫的麻石至少需要八千个立方米(排渍下水道的基础所用麻石不计在内)。
  开凿麻石、雕凿成型的麻石,工具主要是优质的钢钎、钢凿,制作优质的钢钎、钢凿,自然就靠邵阳帮会了。
  因为在益阳的邵阳人大部分是从事铁匠行业,在益的邵阳帮会中有个行会叫:“炉头会”。当时邵阳(以下皆称寳庆)帮会中的一个领袖级人物——尹岳生,是寳庆邵东人,出自一个书香门第,满腹经纶,在二十年代初就来益经商,为人谦和义道,经常扶助从寳庆来益的同乡,所以在邵阳帮中比较有威望。此公当即就召集“炉头会”的同乡们,深明大义,以支持发展城市经济建设、打败日本侵略者为己任,热情很高的制作出大批的优质钢钎、钢凿,参加制作工作的寳庆人铁匠有尹姓、李姓、申姓、鲁姓等。特别是笔者亲眼所见的街道两旁排入下水道的麻石漏器,就很体现了石匠们较高的艺术性,那就是在一块八寸见方(约26、7厘米)、厚度约六寸(20厘米)的麻石中间画一个约六寸的圆,将圆分成四个等分,就有了四个扇形,把这四个扇形凿成上底大、下底小形的一个锥形漏斗,用以阻止街道杂物随水流入下水道。再又麻石从山上开采后是不同的形状,有时同样的一块麻石上有不同的硬度。所以对钢钎、钢凿的原材料和热处理有很严格的有求,不然的话钢钎、钢凿在使用方面就会存在不耐用的问题,加之钢凿头有尖形、有半圆形、有扁形、有方形,光形状也有好十几种。尹岳生就选派比较优秀的铁匠对钢材质量和锻造钢钎、钢凿的形状进行了规范的管理,因为过去的铁匠都是私人作坊,分布也不均匀,从一堡到三堡都有,优秀的铁匠们将各私人作坊的半成品收集,统一进行最后一道技术含量较高的工序——热处理(就是人们常说的“淬火”),这样有条不紊的保障加工麻石所需的工具。
  运输麻石主要是帆船运输,这项工作就受到了新、安二化帮会的鼎力相助,这里介绍一位在当时益阳城内具有影响力的新化人士。
  向云龙——新化琅塘人,民国初期随父母来益,民国十二年(公元一九二三年)考入北京农业大学,在校期间曾是中共预备党员,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当局关押了一年之久,民国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年)毕业。回益之后经商,民国二十四年(公元一九三五)年曾任“珍记福袜厂”的经理,并当任“益阳县五福小学”的校长兼“益阳县龙洲师范”(现益阳市第二中学)农业课的教师。公元一九三七年当任益阳县商会常务委员,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民国三十二年(公元一九四三年)五月五日由向云龙和谢锟创办了“益阳县私立五福中学”(即原五中、现六中高中部)并任校长。在当时的民国益阳县城内新化帮中是一位德才兼备的人物。所以在他的感召之下,在益的新、安二化航运业中为城区街道扩建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关于向云龙的生平事迹将在《益阳历史笔记》民国时期益阳城区工商名贾的章节中有详述)。
 
 

--  作者:寒剑
--  发布时间:2009/3/10 20: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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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益阳城区百年变迁历史笔记 
   像住在堤碓码头(这个码头在现在的人民路下首河岸边,也是属新化人的码头)两位帆船运输大户,一个陈姓、另一个卢姓(人称卢老二),这两位是当地有名的开明绅士,新化县琅塘镇人。他们组织手下一百多号人进行装卸麻石的工作。还有“珍记福”(“珍记福” 主要是制作棉纱袜子,解放后“珍记福” 旧址为“珍记福”百货商店,“文革”中改称“益阳市人民路百货商店”)的老板张正矩也是新化琅塘人,和住在“五福宫”(即现在的十六中高中部)下首的戴姓新化人(据说是做木材生意的,原址房屋现还尚存),除了这两位开明绅士捐钱捐物,新化很多在益阳的老板都积极的支持了这项工作。安化帮会(在“石码头”河岸边的下首)的也不甘示弱,组织了在益阳的安化人有钱的出钱、有物力的出物力参与运输麻石的工作。
  当时在益阳以经营油盐业、国药业、南货业、金银业、小木业、皮坊业、帽业等绝大部分都是江西人所为,整个城区内林林总总的商铺约有六百家左右,在民国时期益阳工商界中,江西人所占有的资金约百分之六十之多。如经营金银首饰的大户“同亿楼”就有杨升荣,国药业的大户“樟树国药店”就有丁正源、“福昌药号”就有陈鸣九。南货业的大户“怡怡场南货铺”的周云樵,“王裕和药店”的黄老板。木器业的大户“雷鸿盛小木铺”的雷老板。雕花板的大户“怡生和”的李凤池老板。还有油盐业的大户“鸿顺裕油行”曾天喜、曾怡顺,皮坊业的大户有徐发祥等等。
  像闻名益阳城区的“九宫十八庙”,在益的江西人就占有“两宫”,一“药皇宫”、二“万寿宫”,还有一个“豫章学校”(建国后改为益阳市四中,八十年代建益阳大厦原有建筑全部拆除),“豫章学校”和“万寿宫”的建筑群规模很大,与之相隔的操坪里有几棵上百年的参天银杏大树,(即使益阳大厦建成后,时至今日我们都还能看到在“大富豪酒店”旁边还有两棵断枝的大银杏树,笔者清晰地记得这正是“万寿宫”正门前两旁的银杏树。)江西会馆建在“豫章中学”上首百米处(大约现在资阳区步行街“大庆舞厅”的下首位置),江西会馆门面不大,进深也不长。但在当时像江西帮会能在益阳建“两宫一校”的帮会绝无仅有。所以,这也体现了江西帮会的财力雄厚,自然也体现在这次的扩建街道中在益的江西人从财力物力上做出了很大程度的贡献。
  在扩建街道不光是铺设麻石,两旁的下水道同样要建造,这个工程所需的跳板几乎全都是木跳板,这些所需的木板材料几乎都是由益阳人(俗称为“本帮”)开设的锯木场(当时益阳人称锯木场为“架子厂<场>”)所提供。
  民国时期益阳木业商行有三个帮会,分别为洪帮、歧帮、清帮(在地域上也称之为“埠”),他们所管辖地段是:洪埠的范围从洪船埠、李家洲、将军庙至学门口为止;歧埠的范围从将军庙以上至青龙洲、谢家河(即现在的黄溪桥)为止;清埠的范围从学门口以下至清水潭为止。在这三帮中地域分布的情况看,歧帮埠基本上是在城区的中心位置,她的经济力量较三帮中之首,其中又以崔文焕、崔德先、崔云洋、崔岳亭为龙头老大,他们不光在城区这一地段中开设“架子厂”,还在乡下有不等数量的田产。像崔岳亭在光复后至四九年这段时间内还很“牛”呢!约在五二年被人民政府判刑后在狱中了此残生。
  洪帮、歧帮、清帮在平时的帮会戒律中井水不犯河水,但在益阳城区街道扩建的目标中都和互相配合,为这一城区标志性建筑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在这次扩建街道的过程中,唯一地对老岸边的万寿宫巷子和三益街巷子也进行了扩建。在扩建前这两条巷子和其它老岸边的巷子一样只有约两米来宽,扩建后约三四米来宽左右。(但与此相对应的河岸边巷子没有扩建改造。)
  “三益街”的命名是在民国二十四年(公元一九三五年),由当时在益阳的江苏、福建、安徽三个帮会的商人合资组建饮食、娱乐一条街。“三益街”南北走向约两百来米,但在那年月这里却是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
 
 

--  作者:寒剑
--  发布时间:2009/3/10 20: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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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益阳城区百年变迁历史笔记 
   “万寿宫”始建于民国初期,二十年代陆续建了豫章中学逐步形成了一个较大规模的建筑群。现在资阳区文艺路我们都能看到“万寿宫”巷子扩建后所栽种的仅存的两棵老槐荫树(有关“三益街”、“万寿宫”的内容将在《益阳历史笔记》的益阳城区老岸边的变迁章节中将有详述)。
  当然,在这个街道扩建工程中也有不太配合的临街商铺的私人老板,黄县长和张镇长进行了细致地说服工作。有些工作实在不行的,就由蔡润卿等出面,用“铁腕”解决这些问题!是的,蔡润卿在几十年的商海生涯,不免也得罪了一些人,积怨甚多,像前面所说的木行老板崔岳亭就对蔡润卿特别的反感,在县商会中总是不买蔡润卿的帐,所以,蔡润卿在公元一九五○年下半年,即“镇压反革命”运动前被人民政府所枪毙。但在八七年人民政府又戏剧性的为蔡润卿平了反(关于蔡润卿的生平事迹将在《益阳历史笔记》民国时期益阳城区工商名贾的章节中有详述)。
  除了民间对街道扩建的一点点阻力之外,当时的《益阳民报》对此也颇有微词,一位署名“为民喉舌”(此公名叫卢三,在民国时期益阳的新闻界较有影响力)的撰稿人写了一篇《论父母官》的文章,文中直言不讳的说:“借修街之名,行勒索之实。……目睹百数十户小商摊贩,无栖身之所,有断炊之虞,作为父母官者其心何忍!”作为县长的王秉丞看到此文甚是恼怒,但又无奈“民主宪政”的大环境。此时王县长随召卢三面对面地训斥了一顿也不了了之,但没多久卢三辞出了《益阳民报》编辑职务离开了益阳……。
  也无怪乎国民党的机关报《益阳民报》有微词,确实王县长所挑选的“街道扩建委员”蔡润卿等人,将各大户中收集来修街道的钱存入“钱庄”折息,而且还虚报工程造价、扣克包工工资等私吞瓜分。到民国三十二年(公元一九四三年)下半年一小部分的街道扩建工程未予竣工,却时常遭到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但这些个工程款项就最终就落进了蔡润卿等人的腰包囊中了。
  整个工程进行得最不顺顺当当的,莫过于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侵扰。
  民国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公元一九三九年至公元一九四四年)日本鬼子与国军进行了有四次的长沙大会战,特别是从民国三十二年(公元一九四三年)的下半年对益阳城区也进行了狂轰滥炸和大举侵犯。
  这一年九月的一天申时,日本鬼子有五架轰炸机空袭了益阳城区,从马良堡巷子(即现在资阳区一桥下首)至临兴街(即现在资阳区人民电影院的上首),对这一地段进行了轰炸,顿时一片火海。所幸的是当时的民国政府在城区内安装了空袭报警系统(因为在这之前也曾遭到过日本鬼子的轰炸),加之也准备了一些灭火的工具,财产和人员的伤亡损失就相对减少了。像这一地段的豫章学校、福星宫、张飞庙(此庙四九年前后还办过一所“园龙学校”,后为福星街小学即现在的人民路小学)、潘贵和大屋、珍记福袜厂、雷鸿盛小木铺、徐长盛木屐铺、龙麟镇警察局(即四九年后的益阳市公安局、现在的“利晶宾馆”)、王裕和药铺等这些房子都是青砖瓦房,并设有防火墙,自然也就没有遭到烧毁。
  这一年的冬季,日本鬼子的飞机再次的在三堡的人和巷至罗明畅巷投掷了大批的燃烧弹,从现今看这一带的房屋除了刘公馆青砖瓦房外(当然包括田公馆,笔者在五、六十年代亲眼目睹了田公馆确属青砖瓦房,只是在七十年代因益阳市线路金具厂(她的前身为益阳市鐡钉生产合作社)扩建改造,田公馆被拆除了),基本上全都是木结构的房子。
  值得一提的一个真实事件是:当年,益阳人民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的轰炸,很多的人逃到三益街的后面,就是现在的益阳市住宅公司及资阳区武装部、资阳区公安局的后面一片的地域,当时哪个地方是一片零落的树林和一些个零星的坟茔土丘,日本鬼子的飞机一来轰炸,城里好多的人都往这个地方躲。据回忆说:有一次轰炸一说是有汉奸向日本鬼子的飞机示意,结果在这片树林里就炸死了百十几人。打那以后,哪个地方就一直叫着:“白骨塔”,大约在五九年时,在临三益街西侧(即现在的资阳区乒乓球训练基地)建了一栋坐西朝东的工人新村,据说;居住在那里的人常常有“闹鬼”一说。“文革”中的六九年“白骨塔”曾作为“阶级教育”的基地,笔者当年曾亲历过此地。七十年代初这块地方开辟为益阳市农业社的“优质鱼种”基地,曾挖出过好多的白骨。后来就陆续的被益阳市住宅公司、轻工局的家属房子、资阳区人大、政协等单位征用,成了办公、住宿等一片稠密的居民区。
 
 

--  作者:寒剑
--  发布时间:2009/3/10 20: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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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益阳城区百年变迁历史笔记 
   据笔者亲历整个城区内以前的旧建筑结构来看,当年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益阳比较严重的是学门口至临兴街地段,从解放后老城区的建筑物来看,就能证实这一地段土木结构的房子较多、青砖结构的房子零落有点不很集中。
  民国三十三年(公元一九四四年)的四月二十六日(农历四月初四),日本鬼子从汉寿、湘阴两地在飞机的轰炸的前到下分兵两路侵犯益阳,当时驻守益阳的国军七十三军(老益阳人称之为“大庸部队”),这支部队平时纪律很差,口碑不良。日本鬼子一来,七十三军就退守李昌港、黄泥湖一带,幸得国军一百军从桃江分两路向益阳进军,此时的日本鬼子也进行了垂死的抵抗,但在国军两个军的优势兵力猛攻下,日本鬼子也唯恐腹背受敌,一个多月后不得不从益阳城区退到湘阴的东兴垸(即现在的西林寺一带)。据老益阳人回忆;日本鬼子虽离开了益阳城区,但对城区还有所控制,而且对城区的周边地区不时地进行侵扰。有时候日本鬼子来益阳城区一般是坐洋船,也叫气轮船(蒸汽机船)来,在东门口一带上岸,每当汽笛鸣响,船还没有靠岸,益阳城区的老百姓尤其是妇女孩子就跑得无影无踪了,这年冬季整个城区内除后街菜地的一些零星的居民及河边上漂泊的极少数船民,总共约莫两三百人留了下来。笔者在城内西门口拜访到一些七八十岁老人们的回忆;当时西门口的“信性旅社”大门内横卧一具被日本鬼子枪杀的尸体,屋内被抢劫一空。当年有钱的大户人家将财产转移到桃江、安化一带,整个益阳县城几乎变成一座空城。
  笔者走访到看见过日本鬼子的益阳老人们回忆;真正来益的日本鬼子并不全是日本人,有一部分是“蒙古人雇佣兵”,因为从这些个“日本鬼子”说话的口音就能听出来。
  在民国三十四年(公元一九四五年)三月三日(农历正月十九),日本鬼子再次从沅江方面分三路进攻益阳城区,当时驻守益阳城区的国军只有一个连(三个排)的兵力,分别守在五里堆、三益街、东门口。日本鬼子先从黄溪桥向五里堆的国军进攻,有一个班的十几名国军被日本鬼子包围,弹尽粮绝后全部被日本鬼子杀害在现在的窑湾附近,在三益街的国军,由于无法与日本鬼子匹敌,随后从石码头过河向桃江方向撤退。另一路的日本鬼子从清水塘向东门口的国军进攻,驻守在东门口的这一个排的官兵全部遇害。笔者在三堡(即现在的大水坪)拜访到上了年纪的老人们回忆;这次日本鬼子侵占益阳城区还从沅江带来一批汉奸,为首的姓甘,绰号叫“甘苦力”,没过半个月大概是“甘苦力”对“太清”(时称日本鬼子为“太清”)效劳不力,在接城堤(现资阳区六中高中部上首两百米处)被日本鬼子用麻袋捆装丢进沸腾的大锅里活活煮死(汉奸的可耻下场!郭德纲语:“活该,死——去!”),大约在六月日本鬼子利用一些汉奸成立了日伪益阳县政府,他的行政机构就设在龙山港(即现在的白马庙过河码头的南岸),这个日伪县长叫陈炳光辉,这年底陈炳辉被国民政府活捉枪毙了。
  虽然益阳城区再一次的沦陷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之下,但英勇的国军十八军十八师师长覃道善并没有放弃在城外对日本鬼子的抵抗,其中还包括县警察大队和各乡的民团大队(有关益阳城区周边的抗日情况将在《益阳历史笔记》中的益阳抗日章节中有述)。
  从民国三十三年五月(即公元一九四四年)起,民国益阳县政府就从城区内撤退,辗转于新市渡、大桥乡、南坝、安化的清塘等地,至民国三十四年(公元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益阳城区正式宣告“光复”,九月六日日本鬼子将在益的所有部队集中在沙头(当时沙头的行政划分属沅江)接受投降。历经了十五个多月流浪的民国益阳县政府于九月七日正式迁回益阳县城内。
  在历史上益阳的行政机构还有过一次迁徙,那就是在宋代时期沅江的“杨么农民起义”,后来“民族英雄”岳飞率兵来益阳、沅江等地对“杨么农民起义军”进行了残酷地镇压,也是一年多后当局的行政机构才得以迁回城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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