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阴名人李星沅登资阳城楼诗
　　　　　资阳一带水盈盈，苍翠如环拥石城。
　　　　　两岸危峰飞墙影，半江柔橹泊船声。
　　　　　荒亭日落裴休宅，故垒风凄鲁肃营。
　　　　　遥指前程通虎渡，荆门云树接天横。

　　楚文化导师——屈原 益阳古为楚地，早受楚（楚国，公元前841年熊勇为楚诸侯。传至公元前475年惠王称战国七雄之一）文化熏陶。屈原（约公元前340-278年）我国最早的大诗人，初辅佐怀王，官至左徒、三闾大夫，后被顷襄王放逐，长期流浪在沅、湘流域之间。相传在益阳桃谷山（今桃江县凤凰山）作《天问》。他接近人民生活，是楚文化的直接传播者。民间尊称他为“楚文化导师”。
　　
　　益阳之父——秦始王 公元前221年（秦始王26年）置益阳县，民间故称他为“益阳之父”。
　　
　　古城池之父——鲁肃 后汉建安20年（公元215年），吴遣鲁肃将兵拒关羽于益阳，鲁肃筑堤为城池，故为“古城池之父”。
　　
　　银城之父——刘激 字瑞亭。明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知县刘激，用砖石“始拓故址而城之”，并题匾为“银城”，民间称他为“银城之父”。（

益阳的由来

益阳之得名，据东汉时应劭说：“在益水之阳，当为县名”。清人周树荣有“益阳赋”云：“益水所经，水北曰阳，县以此名。”看来，经流益阳之大江资水，古或为益水。街市在江北向，故称益阳。有趣的是，益阳的名字，几千年来无论辖地怎样变异频繁，它一直没有改易过名称，这在我国地名中是比较少见的。

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益阳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距今5000年左右，在今益阳邓石桥、沅江漉湖等地，就已形成原始村落。青铜器时代，在赫山庙、羊舞岭、莲子塘、灰山港一带，均有密集的聚居群体。

传说帝誉分天下九州，益阳在荆州之区。唐虞夏商益阳均在荆州之辖。周成王封熊绎于楚，益阳属楚。公元前221年秦灭楚后，立长沙郡，下设益阳等九县。初置益阳县时包括今日之桃江、益阳、安化、新化各县和益阳市、冷水江市的全部以及宁乡、湘阴、涟源、新郡和沅江市的部分地方，范围广达18000平方公里。今益阳地区所辖县、市，除沅江部分和南县外，均在古益阳版图之内。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封吴芮为长沙王，改长沙郡为长沙国，设都临湘，领益阳等13县。公元30年汉光武六年复改长沙郡，益阳仍属长沙郡。统隶荆州刺史部。

三国鼎立，吴、蜀分荆州。这一时期，荆州处于魏、蜀、吴逐鹿争雄的疆场。赤璧之战后，曹操退出南方，吴、蜀为争夺荆州展开了一声称划综复杂的斗争。公元207年先为蜀刘备夺取。孙权索取荆州未成时，乃派吕蒙取长沙。刘备为救长沙，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令关羽屯兵益阳与吕蒙相拒。《吴志.甘宁传》载：“宁随鲁肃镇益阳拒关候，候择精锐士五千投县上流十余里浅濑，云欲夜渡。肃选兵益宁，宁乃夜往，候闻之，住不渡而结寨营。”鲁肃则率程普、甘宁据城东南龟山屯驻，于陆贾山溪口约会关羽。这次约会，便是名震千古的“单刀会”。而益阳城垣，即为肃筑土城屯兵所建。

三国吴太二年（公元357年）分长沙西部都尉设置衡阳郡。益阳属衡阳郡。这时分置南部地方设新阳县（即今宁乡），公元266年又从西部地方分设高平县（今新化和新邵县的一部分），益阳县疆域开始缩小。公元280年，晋灭吴后，分全国为20州，益阳属荆州。南朝宋时（公元420年），改衡阳郡为国，益阳属衡阳国。又划给湘阴一部分土地。南朝齐时（公元479年）复改衡阳国为郡，直到梁时仍属衡阳皇三年（公元583年）益阳属潭州。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废潭州立长沙郡，益阳又属长沙郡。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分全国为10道，开元中分为15道，道下州郡并称。益阳随潭州、长沙郡时更所属，变迁不定四次之多。

五代，十国割据，湖南属楚国。后梁（公元907年）益阳属潭州。后唐（公元923年）马殷为楚国王，益阳属长沙府。后晋后汉困这。后周（公元951～959）益阳属潭州市府。

宋朝，初分天下为15路，后分23路，南宋为16路，路设安抚司，直隶京师，路以下置府、州郡、军。北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益阳属湖南路潭州长沙郡。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以益阳梅山等地方分置新化、安化等县。宋史神宗本纪载：五年章享开梅山，置安化县。

公元1279年，忽必烈灭南宋建元朝，置路，元成宗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以益阳县民有万户升为益阳州。属潭州路。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随潭州路改为天临路属。

明朝分全国为13省，省设布政使司（后改承布政使司），省下置府、州、司，益阳属湖广行省，即湖广布政使司（江夏，今武汉市）长沙府。明代洪武初（公元1368年）复降益阳州为益阳县。

公元1636年，爱新觉罗氏改国号为清。采用“省”、“道”、“府和直隶厅、直隶州”、“县和散厅、散州”四级制，初分全国18省，后为23省，省设总督、巡抚、驻市政使司。益阳属湖南省长宝道长沙郡。

公元1852年十月二十日，洪秀全统率太平军经长沙转战益阳，即改益阳县为“得胜县”。尔后，太平军从水路挥戈武昌，占领南京。太平军取益阳时，据益阳蛇山（甘宁垒）大败清兵。

民国初，分全国22省、4特区，后增至35省及西藏。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湖南废府、厅、州，长宝道改为湘江道，精益阳。民国十一年废道，益阳属于省。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全省划为9个行政督察区，益阳属第1区；后又调整为10个区。1940年4月至1949年7月，第5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益阳县城，这是益阳建置地区一级行政区划之始。全区辖益阳、安化、湘乡、宁乡、汉寿、沅江6县（南县属第4行政督察区；南县原乃八百洞庭水域，同治末年即公元1874年藕池至西洞庭湖一带淤垫成洲，1891年设立西湖直隶厅；1895年成立南州直隶厅抚民府；1912年改南州为南县）。

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益阳县分23厢里，县城为“在城里”。民国元年，益阳县分为7城镇。民国二十二年，又分为7个区，县城为第1区，下设2镇：青龙洲至临兴馆为龙兴镇，临兴馆至麒麟甲为麟兴镇。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龙光、麟兴两镇合并为龙麟镇。

益阳县的县城，自秦汉以来，都在资江北岸（今市城内）。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避相幺，县治迁沦水铺，次年复是址。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因日寇犯境，伪县府曾辗转于新市渡、大桥乡、清塘、南坝诸地。至1945年3月日寇投降后才迁回旧城。解放后1950年冬，县府迁至桃花江桃谷山（今桃江县治），1951年7月分置桃江县时迁回益阳市，驻三堡五福宫（现五中）；1953年又迁至市学门口；1976年迁至赫山庙，并改赫山镇，至今为益阳县治。

1949年8月3日，益阳和平解放。8月13日成立益阳县人民政府，龙麟镇改益阳县城关区。1950年3月，城关区升为县级，改名为益阳城关区，直属益阳专署领导，同年9月23日，场面关区升格为益阳市，仍属益阳专署领导。1952年益阳专署撤销，益阳市划属常德专署领导。1953年4月益阳市升为省辖市，由省政府受权常德专署领导。1958年7月益阳市改属益阳县领导（行政级别不变），1961年7月复属常德专领导。1962年，益阳专署恢复，益阳市又归益阳专署领导。1984年4月27日，将益阳县的长春、迎丰桥、过鹿坪、李昌港、香铺仑、杨林坳、新桥河7个乡和新桥镇划归益阳市管辖，纳入益阳市行政区域。1985年，经省政府批准，为实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单列市。

1949年8月成立益阳专区。专员公署驻益阳县城关学门口，辖益阳、宁乡、安化、湘乡、沅江、汉寿6县。1951年4月置兰田县（后更名为涟源县）、永峰县（后更名为双峰县）；同年7月又将桃江、桃源、马迹塘三个区分置桃江县。至此，全区共辖9县1市。

1952年12月，恢复益阳专区，专员署驻益阳市桃花仑。全区辖南县、沅江、华容、益阳、宁乡、桃江、安化7县和益阳市以及大通湖、千山红、金盆、北洲子、茶盘州、钱粮湖共6个国营农场。

华容县和钱锒湖农场相继划归岳阳专区管辖

益阳专区改益阳地区，同年2月，组建益阳地区革命委员会。1979年2月，撤销益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益阳地区行政公署。

1983年7月，宁乡县划归长沙市辖。1988年11月，沅江由县改为市。至此，全区共辖安化、桃江、南县、益阳4县和沅江、益阳2市，以及大通湖、北洲子、金盆、千山红、茶盘洲5个国营农场和大通湖渔场。

“银益阳”十五里长街考

秦置益阳县后，建城于马良湖畔。汉时，朝延重经营开发，于益阳县置“亭”，城池加固。到后汉三国时，吴、蜀争夺荆州，益阳成为要冲，“鲁肃筑堤”、“甘宁垒堡”、“关羽单刀赴会”等史话，即缘于此。至晋、唐，佛教兴起，益阳沿资水两岸兴建多家寺、庵，加之唐时倡商重贾，由县城至西歧头市之间，逐渐形成竹木集散地。宋、元、明，国内多闪暴发农民起义，南方农民军亦屡与官兵会战于此。据民国时期《益阳县志》载：“凡争湖南者，必先争常德、宝庆，益（阳）特其门户。”又云“明洪武初，以宝庆卫设于益阳。”因而城堡逐步扩建，塘汛驿站陆续设立，相应发展了交通贸易。元末，益阳城垣一度毁于战乱七八糟，但“洪武落业”，很快又使城垣复苏，宗祠等建设无多。清时，国内海严格要求满面春风开，西人陆续传教入境，益阳城区西式教学和房舍相继兴建。城区人口逐渐增多，市场日趋繁荣。随后，外轮陆续入港，益阳水陆交通渐次打开。至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长（沙）常（德）公路兴建，益阳已同时享有水陆交通之便，竹木、鱼米、土纸等交易集散已大非昔日可比，堪称湘中北地区商业重镇。故从是时起，省内外皆以“银益阳”淮称此地。其后，抗日军兴，有段时期驻军及外地逃难商贾云集，纺织、制伞等乡土工业先后崛起，形成鳞次栉比的“十五里长街”，成为益阳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益阳“十五里长街”原分“城内”、“堡土”。“城内”以行政区为主，“堡上”以商业区为主。“堡上”又分“头堡”、“二堡”、“三堡”，是按城建设先后定各的。唐代建益阳城时，城西地载称歧头市，商埠多集中于志溪河红般埠对岸一线，城区与商埠之间，只稀疏建有部分寺庙和零星店铺。宋时重儒学，西门外临河处兴建学宫，其扣商铺渐兴。明嘉庆时，再次扩城，街市逐渐西延，至万历时筑土堡，派兵驻防，“头堡”、“二堡”、“三堡”自是诞生。至清初，堡内转畅，来此经商者日多。随后，“三堡”街区继续向西延伸至黄溪桥。城东魁星楼建在河中，淤沙严重，阴滞资水东流，至枯水季节，舟辑已难抵达“堡上”，城东沿水一线逐渐发展成为季节性般埠，导致益阳城区街道向东延伸，时称“东关河街”。以此计算，自城西黄溪桥到城东清水潭，益阳的长街尚不止十五华里（旧制，两华里等于1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