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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主题: 民国 益阳樟树国药局总经理 熊永生当年赠送的婚俗瓷盘[长25.5cm宽27.8cm高1.95cm]
评论对象: 寒剑 | 2009/3/10 20:54:00
评论言论: 3 益阳城区百年变迁历史笔记 
   在清光绪二年 (公元一八七○年)一个叫:“吴兆熊”的知县,别出心裁的在全县境内将每担(每一百市斤)谷物中抽取一文钱,用以大规模的对老城区整个城墙进行了一次翻新修缮。直至现在我们还能看到残留的东南老城墙体砖上印有“光绪二年吴兆熊”等字样。
  到了民国五、六年间(公元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中华民国益阳县政府的“营产清理处”,好生奇怪地欲将古老的整个城垣作为一种“公产”进行拍卖,也许是新的政权建立不久没有钱用吧?!但这一政府的“举动”不光是遭到县城内全体人民群众的反对,而且还遭到了全县境内广大商贾、绅士、民众的抵制和反对,此一滑稽的“举动” 就这样不了了之。
  纵观老城区的变迁,王秉丞的“善举”我们无法揣测,但他对沿整个古城墙的周边修缮了一条约两米多宽的环城马路,路面虽不太宽绰,对居住在城池内的人们起居生活、休闲散步,商贾们贸易货运、对工商贸易都多少带来了一些方便。同时,也算对这古老的城区增添了一道风景吧。
  翌年(即公元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这年正值益阳县行政机构管辖区域的变更,将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所划分的青龙洲至临兴馆为龙兴镇、临兴馆至麒麟甲(麒麟甲在现在的东门口)麟兴镇,将这两镇合并为“龙麟镇”(新成立的“龙麟镇”行政驻地原址是在原益阳市服装一厂的位置)。新任的镇长叫——张士群,他是个益阳人,家底殷实,据回忆当年(现资阳区)鹅洋池的三口池塘都是张氏的家产。也许王秉丞在去年对老城区的环城路建设中尝到了一点甜头,就借此行政区域划分的机会,与新上任的张镇长一道制定了对整个县城街道的扩张。或许是整个城区的面貌制约了益阳经济的发展,借此乘抗日的狼烟还没有完全波及到益阳这块稍微稳定的县城。可以想象扩建旧城区的街道这个工程在当时是有很大的难度,一是资金上的问题,抗日期间国民政府的财力都倾注在抗击日寇的用途上,黄县长不可能向上级政府申请到扩建街道的资金;二是当时街道两旁的门面商铺全部都是私人老板,要扩建街道无疑要触动这些个私人老板的财产利益。要解决这些实际困难,作为一个不是原乡人的黄县长自然要利用原著有名望的商贾、绅士来进行这场城区街道扩展的建设。
  蔡润卿——益阳沧水铺鱼形山人(如今上了七十岁有点文化的老益阳人提起“蔡润卿”,基本上都能说出一二),读过两年私塾,家底平平。早年丧父,由于天资聪颖,大约公元一九二八年在三益街下首的河岸边(即“文革”前的“益阳市妇女儿童商店”或七八十年代的“英姿绸缎商店”的原址)开了一家“敦仁大纸铺”经营纸业、油纸伞等业务,由此发家。在三十年代与当时有名望的赵桂林、肖锡三等人合股组建了当时益阳声名卓著的“民权轮驳股份有限公司”,专跑东线至长沙、湘潭,北线西湖(沅江、南县),西线桃江的客、货运输,蔡润卿任董事长。经过十多年的摸爬滚打成为了当时益阳的巨富之一,人缘关系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在王秉丞眼中的蔡润卿担纲扩建城区街道这一个重任是恰当不过。同时在民国时期益阳县商会中也选派了向云龙、龙仲衡等名商士贾当任“街道扩建委员会”的委员。
  当时,益阳县惟一的一份报纸叫《益阳民报》(民国十九年创刊),也是国民党益阳县党部的机关报,在城区街道的扩建中,发动了一场以大力发展益阳城区的经济建设、支持前方抗日将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主题、空前规模的宣传鼓动工作。县商会,以及各行业帮会也都行动起来了。
  整个建设的规模是在旧街道的基础上向两边扩展一米,所有的门店牌楼基本上按照民国县政府所制定的统一规格,进行了拆除和重建,临街的所有门店一律用深灰色油漆颜料进行粉饰,市容为之一新,然而这笔费用就得由店铺商家自理。另外,街道扩建每一丈所需费用为稻谷十二担,如果按全程十里(5000km)约为1500丈,计算为稻谷一万八千担。在当时这么一笔庞大的开支基本上是由民间募集,由“街道扩建委员会”蔡润卿等人负责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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