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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实：
　　抗战胜利后，我受中共中央南方局党组织派遣来到武汉开辟城市工作，从事地下斗争。我在武汉地下党中曾担任过中共武汉市工委书记。武汉地下党市委成立后，我又担任了市委委员，负责武汉三镇的工人运动。由于国民党对武汉地下党的活动防范很严，我们必须要找到合法的职业和公开的身份作掩护，才能在武汉立足。我那时只有二十多岁，会干一些技术活，于是我就进工厂当工人，用这种公开的合法身份作掩护。

　　武汉解放前夕，我们市委开了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对国民党撤退后、解放军进城前这段真空时期如何控制局势、保护城市、维持秩序、迎接解放作了具体部署，市委委员们都作了分工。当时武汉市区总共也只有几百名党员，党外积极分子和党的外围组织也只有两千多人，要完成这一任务还是很艰巨的!按照分工，我主要负责控制电信局这个通讯枢纽，防止敌人搬迁和破坏电信设备，保护全市电话网的正常运转和通讯联络的畅通，以便市委通过电话网络来指挥全市迎接解放的斗争。

　　1949年5月15日，最后一支驻守武汉的国民党军开始撤退南逃，长江边响起了阵阵破坏趸船和码头的爆炸声。我们得知国民党军撤退的消息后，几位市委常委和委员立即按预定方案和分工各就各位，分别进入各自的战斗岗位。我一到武汉电信局，就通过局里的地下党支部，动员全体职工紧急行动起来，把工人纠察队布置到各个岗位，将大门紧闭。我们还中断了长途通讯。将重要的机器设备拆下来分散藏到职工的宿舍中。对于目标较大的机器如发射机等，我们则悄悄地运到局外，隐藏到外商洋行的仓库中。15日傍晚，我派李循棠到国民党汉口地方法院，找里面的地下党员搞到了三支勃朗宁手枪、两支二十响驳壳枪和一批子弹，以加强电信局的保卫力量。为防止国民党军临走前破坏机房和正在运行的市内电话设备，我们预先作了三种准备：一是派代表同领队的反动军官到工会福利楼谈判，并准备了丰盛的酒菜“招待”他们；二是筹集了几千银元收买敌军；三是集中工人纠察队的力量，利用手中武器打击敌人。当时的武汉电信局局长尤箕照、副局长兼总工程师祝秉珩此时也都被我们争取过来了，同我们一起参加了迎接解放的战斗。当天晚上，我守候在电信局机房里，度过了一个紧张繁忙的不眠之夜。市委就是通过我们的电话网，同全市各个党的工作机构、基层组织以及联络点保持联系，控制全市局势，指挥迎接解放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