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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的政治、行政、经济、治安等机构全部陷入瘫痪，处于无Government状态。于是各地的一些名士及有实力的农会、商会纷纷出面组建地方自治自卫组织，维持地方治安。但关东军为了加强其长期统治地位，唆使在东北的一些日本浪人经常制造麻烦，于是，关东军以此为借口，成立了临时过渡Government自治指导部，并制定了自治指导部组织条例及自治指导部评议会章程。后来该机构随着伪满洲国的建立而撤销，其职能由国务院资政局代替。1931年9月22日，“九.一八”事变刚刚过了五天，日本关东军就急急忙忙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满蒙问题解决策案”，决定在日本支持下成立包括东北三省加上热河及蒙古地区以宣统皇帝为首的政权，由此可见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是蓄谋已久的了。


1932年1月29日，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受司令官之命，会见溥仪，就今后日满关系等各项问题进行了说明，同时指出：“当前，满蒙民众建立独立国家运动正蓬勃展开，并非拥戴阁下复辟清朝，而是作为新国家之元首。”溥仪同意出任新国家元首，但却坚持恢复帝制。与此同时郑孝胥、罗振玉也积极活动，恳请实行帝制。熙恰更是热心复辟运动，还亲自找到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表示实施帝制的强烈愿望。2月28日，在组建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建国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国号、年号、首都、国旗等方案。其中国号为“满洲国”出自于乾隆42年8月19日上谕中有：“我朝肇兴时旧称满珠，所属日珠甲，后改称满殊，而汉字相沿为满洲。”年号为“大同”取之于《易经》之“大同”。首都定为长春，因长春地处东三省中心，从对苏防御上优于哈尔滨，奉天位置偏南，且遗留有旧军阀的残余等问题，所以决定选址长春。国旗为五色旗：满洲国国旗是以1928年以前的“中华民国”国旗（五色旗）为基础，于1932年作成。周遭的黄色是指满洲民族与统一、红色代表大和民族的热情、蓝色代表汉族的青春、白色代表蒙古族的纯真、黑色代表朝鲜族的决心,国旗象征著五族协和，四个民族在满族的统治下联手建立满洲国,在旗的左上角四分之一处自上而下为红、蓝、白、黑四色横条等分。接下来在元首、国体等问题上，出现了分歧，熙恰、蒙古诸王、张海鹏主张实行帝制；而代表奉天派系的藏式毅、张景惠等人则主张共和制，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使会议一度陷入僵局。最后，本庄繁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遵循民本主义，政体为执政政治，执政施行善政数年后，如人民赞许并拥戴执政之德政时，即可即皇帝位。”于是执政便产生了。


2月29日中午，在奉天自治指导部礼堂内召开了“全满促进建国运动联合大会”，整个会议是在关东军的操纵下进行的，参加会议的人员共700人，大会由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代表分别发表宣言和决议，并通过了“全满促进建国运动联合大会宣言”及“全满促进建国运动联合大会决议”，最后，作为紧急建议案，大会通过了由溥仪就任满洲国“执政”，下午2时30分大会结束。会议结束后在奉天城内举行了由60辆汽车和2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巡游，挥舞着伪满洲国国旗，高唱伪满洲国国歌。整个活动一直持续到5时结束。

1932年3月1日上午9时，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在奉天以满洲国Government的名义发表了建国宣言，至此，由关东军操纵下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诞生了。3月9日下午3时，伪满洲国建国仪式及执政就职仪式在长春七马路长春市政公署举行，在音乐声中首先以张景惠为首的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各省文武官员、各省民众代表按次序入场，再次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满铁总裁内田等在指定的位置就位，最后由侍卫长张海鹏前导，溥仪由8名文武官员陪同在军乐伴奏下入场。溥仪身着礼服，结淡紫色领带，别钻石别针，手带洁白的手套，就坐于上座，参列的嘉宾垂臂直立，行三鞠躬礼。溥仪轻鞠一躬就座，张景惠代表“东北民众”行三鞠躬礼，呈上黄绢裹着铜匣内的国玺；藏式毅奉上执政印；由郑孝胥代表溥仪宣读执政宣言。然后，溥仪走下主席台，向来宾致礼答谢，后返回上座，由内田代表外宾献祝词，宝熙代表溥仪致答谢词。最后，在军乐声中，溥仪由侍从武官长引导退出会场，仪式结束。下午4时，溥仪同众人一起摄影留念，在高奏军乐声中举行国旗升旗仪式，之后，溥仪设宴招待Government要员及来宾，整个宴会持续近2个小时，在张景惠带头三呼满洲国万岁、元首万岁的呼声中结束了宴会。同时，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又决定把每年的3月1日定为建国纪念日，全国放假一天。

伪满洲国建国后制定的Government组织法中，没有关于恩赏的规定，后来，在伪满洲国Government的日系官员和关东军要求下，按日本的恩赏制度，制定了伪满洲国恩赏条例。并对恩赏工作进行准备。由总务厅人事处调查科负责对建国有功人员进行调查，决定向日满文武官员授予建国功劳章。以表彰建国有功人员。1933年3月1日，伪满洲国Government在建国一周年时公布了建国功劳章条例。建国功劳章是溥仪经咨询“参议府”后“裁可”以“教令”形式公布制定的一种奖章，该章为铜质圆形，直径30mm，正面嵌有银质“建国”二字，字的两边各有一株弓形高粱，高粱穗也为银质镶嵌。背面从右至左铸有三竖行字“大满洲国”“建国功劳章”“大同元年”。丝织章绶宽为35mm,由黑、白、黄、红、蓝五种象征日、满、朝、蒙、汉五族协和的五色旗，其中黑色为5mm,白色为5mm,黄色为15mm,红色为5mm,蓝色为5mm。1934年3月1日，在伪满洲国Government实现帝制的同时，又颁布了新的组织法，在其中规定“皇帝可受与勋章等其它荣誉褒赏”。并按规定，在国务院总务厅设立恩赏处，由总务厅人事处处长皆川丰治兼任处长，下设总务、调查两科，负责办理勋、奖章、纪念章及其他荣誉褒赏等事项。

与此同时，根据总务厅人事处调查科对建国有功人员的调查结果，向对伪满洲国有功的日满文武官员授予建国功劳章及建国功劳章证书。该证书由伪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签发，长为420mm,宽330mm。上为伪满洲国国徽，中间内容从右至左为：建国功劳章证书、兹依大同二年教令第十一号建国功劳章条例赠与***建国功劳章以彰劳勋此证、康德元年三月一日及满洲帝国国务院之印、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及国务总理大臣之印、查此证书以第*****号记入建国功劳章簿册、国务院总务厅恩赏处长皆川丰治，证书右上印有伪满洲国国徽水印。建国功劳章及证书大部分颁给侵华日军和参与“九.一八”事变的日本人，只有一少部分授给了参与伪满洲国建国的汉奸。

(文字来自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