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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一次流血[新五军军长孙魁元]
评论对象： 凡人 | 2010/6/9 17:01:00
评论言论：
南京失守后，抗战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军转进武汉，以期长期固守。为加强腹地山西、河南国民党军队的力量，防止孙殿英这支杂牌部队被共产党八路军“拉”过去，蒋介石有意将该部改编为直属军委会的正规军队。孙殿英闻知，很以为是，乃积极活动，托去武汉见蒋介石的河南省主席刘茂恩促成此事。刘打来电报说，编军一事曾为之多方奔走，但阻力重重，请孙亲来武汉办理，或可奏效。阻力是来自陈诚与何应钦，彼等对孙的印象极坏，以土匪流氓视之，不予认可。孙殿英接电后就急赴武汉先拜见原山西省主席、现任军令部部长的徐永昌，请其代为斡旋，又谒见诸多军政要员，善言相求，折冲樽俎，所耗钱财达数万余元。孙殿英将东陵盗得的玉雕西瓜，通过孔祥熙转送给宋美龄，然后才打道回府，返回河南林县。
孙殿英的一番活动没有白费，回河南不久，孙部便被改编为陆军新编第五军，孙任军长，邢肇棠任副军长，冯养田任参谋长，何明甫任参谋处长，郑铸久任军需处长，杨梓先任军法处长，魏星桥任军械处长，吉子高任副官处长，赵冬夫任军训处长；下辖两个师，师长分别为刘月亭、王廷英；此外还有两个独立团和两个补充团，总计10个团的兵力。由于新五军超编4个团，只有6个团的军饷，所以所有官兵一律发八成饷。新五军军部驻林县河涧镇，独立团及补充团驻河涧镇附近村庄，刘月亭师驻东姚镇，王廷英师驻姚村。
新五军编军后不久，有伪军吴朝汉反正来投。吴朝汉为伪治安军李福合部旅长，驻丰乐镇。吴为东北讲武堂毕业，为人有正义感，当了伪军之后一直有意率部反正，在第一战区军统人员徐靖远等人的带动下，决计脱离伪军，归附国民党军。徐靖远为此事与孙殿英相商，让孙接收吴部，但孙因此事乃军统人员所谋，不愿染指此事。但卫立煌下令由孙殿英接应吴朝汉，孙亦只好从命。1939年10月，吴朝汉以邀李福合到所部阅兵之机，将李干掉，率部3000多人反正，直奔林县而来。孙殿英闻知，即令刘月亭到观台接应，击退尾追之兵，安排吴部在林县驻扎。第一战区将吴朝汉部改编为暂编第六师，吴任师长，军统人员黄宇宙、石盘等担任副职。孙殿英见此，更无收留之意，乃电呈战区长官部，请其直辖暂六师，同时对吴朝汉说：“天宽地阔，何处都能安身。既已过来，就不必非投我老孙。今后但愿好自为之，事事多加谨慎小心就是了!”话中暗示吴不要上军统的当。后来吴朝汉与徐靖远等人在渡黄河时，吴所乘牛皮筏破裂漏水，葬身于黄河之中，而徐等人却无恙，暂六师即由黄宇宙代理师长。孙殿英大为感叹，“吴师长反了半天正，却只当了两个月的师长，实实可悲可叹！”一年以后，徐靖远、黄宇宙再渡黄河时，亦因皮筏漏水而葬身于黄河，孙殿英又说：“这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这帮人终于有今天的报应！”吴朝汉出事后，新五军官兵曾疑心军统在里面做了手脚，因此对徐、黄等人落水很为解气。还有一种说法，吴朝汉的部下曾表示要为吴报仇，用同样的手法将徐、黄收拾了。以后，军统派在新五军里的人是文强。
1939年秋冬之际，河北省主席鹿钟麟、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制造磨擦招致失败，逃往林县以北新五军防地。八路军太行支队追击至林县，为团结抗日，支队长赵基梅特派参谋孙延禄到新五军杨明卿团进行谈判。李鸿庆(即笔者，当时任上尉书记官)奉命与之在姚村师部洽谈，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即两军务守自己的阵地，坚决抗日，互不相扰。孙殿英奉战区命令将鹿钟麟、张荫梧等接应下来，让这些残兵败将都改戴新五军的特制灰色毡帽，才躲过八路军的追击。 就在鹿钟麟告急时，第一战区急调庞炳勋的四十军、范汉杰的二十七军渡过黄河，营救鹿钟麟。鹿走后，这两支部队均留下来，是以在黄河以北晋豫交界处驻有3支国民党军队，即新五军、四十军和二十七军。
1941年初，新五军、四十军、二十七军3个军被组编为第二十四集团军，由庞炳勋任总司令，孙殿英任副总司令。这3个军驻地在黄河以北的太行山中，南临黄河，北有八路军，东西两面则有日军。对此各军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时而派兵骚扰日军，以保住这块抗日根据地，但是由于战事不甚多，闲暇时便生出了争权夺势相互倾轧之事情。
首先是军统加强了对新五军的控制。唐佑樾为首的政工人员二三十人来到孙部后，唐任政训处主任，声言孙部兵源复杂，素质较差，原政工人员思想不纯，需接受军统徐靖远、石盘等人的甄别与训练才能被录用。孙部原政工人员大都是进步人士，其中还有中共党员。为万全之计，孙殿英乃秘密将他们召集在一起，讲清情况，安排他们从速离开。这些人大都沿太行山北上投奔了八路军。孙对于新五军中的军统人员，表面上毕恭毕敬，照顾周到，但从不让他们插手自己的事情，所谓政训处实际上是个空架子。不久，军部参谋主任靖任秋被指控有共产党嫌疑，孙只好将其秘密送走。一个月后的深夜，第一战区又密电孙殿英，要其将副军长刑肇棠解往洛阳。电报由秘书李鸿庆送至孙殿英处，孙看罢淡然一笑说：“晚了，电报送来的晚了，肇棠这时早已‘临洺四十五’了!原来，邢肇棠已闻讯带随员奔临洺关而去。邢肇棠是甘肃人，原在陕军任职，后投奔孙殿英，思想比较进步。时为1940年秋。
孙殿英与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的关系，也十分耐人寻味。庞常以长者自居，对孙颇为蔑视。孙殿英虽明知如此，却装做毫不介意，对庞十分殷勤，事无大小必向庞恭敬领教，唯庞的马首是瞻。二十四集团军总部离孙殿英驻地少说也有80里地，但每隔一段时间，孙必然去拜望，并带上为庞熬制的烟膏。庞炳勋吸了孙的烟膏后说：“殿英老弟的膏子味香、劲足、过瘾，现在别的烟膏我都抽不上口了。”原来孙殿英在烟膏里加上了海洛英，使庞烟瘾越来越大，越加离不开孙殿英。每到没有了烟膏，庞便坐卧不宁，念叨说：“怎么这多日子殿英老弟还不来呀！”孙殿英以此办法来控制庞炳勋，使庞对他无可奈何。
孙殿英在林县驻有4年多的时间，日常除去处理一些军务，就是打牌消磨时日，有时虽也对日军进行出击，但并不很多，此外，他有时也过问一些地方事务，和当地百姓关系还算不错。对庞炳勋及二十七军的刘进，他都应付得圆滑，面面俱到，谁都知道孙奸诈，但又抓不住什么问题。
时至1943年4月，日军向太行山发动了大规模“扫荡”。围攻太行山第二十四集团军的是日军香月第一军团及铃木第十二军团，共计30个旅团的兵力，超出第二十四集团军兵力的两倍，企图一举将孙部歼灭。4月21日，日军分别向太行山南麓的水冶、鹤壁、邢门口、西掌、塔儿岗、庙口、鹿岭、横水等出口500多里的防线发起进攻，主攻方向为新五军据守的邢门口、十八盘，以3倍于守军第四师第十一团的兵力猛扑过来。第十一团团长为张式平，作战极为勇猛，面对敌人飞机重炮的轰击、步兵的猛攻，沉着顽强指挥官兵反击。一连击退日军10多次冲锋。日军见一时难以攻下，便集中炮火猛攻该团阵地，几乎将阵地翻了个过，全团牺牲极其惨重，官兵所剩无几。孙殿英闻知邢门口岌岌可危，意识到敌人的意图是攻取渔村新五军军部，乃决定军部转移。因为邢门口据渔村新五军军部80里地，邢门口一旦被突破，军部必将难保。
4月21日傍晚，邢门口失守，孙殿英带领军部全体人员向关帝庙方向撤退。孙殿英身着士兵军装，骑着棕红战马，走在队伍的前面，后面是警卫及军部人员和家属孩子，约1000人左右。山路崎岖，加之是黑夜，行走十分艰难。忽又闻日军很快攻取渔村，向关帝庙撤退不安全，遂又改变路线，向西南山西省界疾进。时近三更，猛然听到“叭”的一声枪响，原来是走在前面的警卫团许志武部与南北寨的敌人接上火，敌人的机枪、六O炮向着这个方向猛射。孙殿英大惊，没料到这么快就与敌人遭遇，赶紧让护兵将自己扶下马来，令警卫部队进行抵抗。双方激战1小时，敌人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了山路，不能再向前走了，孙殿英命令向后转，顺原路返回。但是这时他这支与家属混合的队伍已乱作一团，前挤后拥，马嘶人喊，兵无队形，人无定向。孙殿英此时在担架上，由护兵抬着，他向这乱糟槽的人群大喝一声：“不许乱喊!谁再喊我毙了谁！”顿时人们静了下来，按照命令迅速掉头循原路退去。
黎明时候，队伍来到了一个山坳，在叫疙瘩坡的小村庄里停留下来，此村也叫王家疙瘩，仅20几户人家，东北两面都是高山，西南两面山势较缓。孙殿英将随行的将领幕僚们召集到一间漆黑的小石屋里，商议对策。这些人中有参谋长冯养田、副军长杨明卿、作战处长李伯玉、高参文强、参议李国安、参谋处长何明甫、参谋李鸿庆等。有人提出，丢掉家属孩子这些“累赘”，用精干力量保护孙殿英出重围，有人则以安全为名，提出与日军谈判；文强等人则认为如果只有孙殿英离开了，其他人就会遭敌人杀害，如何行动还要再考虑。孙殿英也觉得舍了大家自己逃命亦非善策，但在面临绝境的情况下又想不出保全之策，于是决定请示蒋介石，希望蒋能派飞机和援兵救他一次。孙殿英亲自向重庆军委会通话，汇报了战况，请求支援和行动指示。时隔半小时，重庆方面回话，大意是孙“可暂时附敌”之语，孙殿英深知此乃蒋之“曲线救国”的把戏，又无力扭转现况，乃声音嘶哑地说：“弟兄们，现在完了!我很对不住大家，对不住牺牲的弟兄们，更对不住全国民众!”屋内人皆无话可说，气氛很为沉闷。孙殿英又让文强过目了重庆的指示，问他怎么办，文强说：“按照蒋委员长指示办就是了。”
4月23日早上，有日军飞机一架在疙瘩坡转了两圈，扔下一枚炸弹就飞走了。这时四周敌军已经围了上来，以机枪扫射和六0炮攻击，山头和山坳被炸得硝烟弥漫，乱石飞滚，警卫连顽强抵抗，才打退敌人进攻。适时又一架敌机俯冲下来，扔下一个小包，孙殿英让士兵捡起来，原来是个布包，上写有“告新五军将士书”字样，内有劝降书，要孙率部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他们全部消灭。孙殿英低下头，伤感地对作战处长李伯玉说：“请你代我宣布投降吧！”李伯玉派人传令停战，又派参议李国安举着白旗与日军接洽。不到半小时，从南山坡上下来一队日本兵，为首的小头目骑着马，挎着战刀，后面紧跟着十几个士兵，端着步枪，直奔孙殿英等人而来。孙殿英率其左右垂头不语站立在村外的大树下。日军走过来，为首的小头目翻身下马，孙殿英的日文翻译刘铁城上前搭话，介绍了孙殿英。那个小头目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照片，冲着孙殿英对照了一下，似带讥笑地说：“孙军长的，你好。”随即上前敬了个礼，与孙握握手。孙点点头，哼哈一声算是答应。日军小头目随即又递给孙殿英一封信，二人一同进到屋里坐定，孙表示了投降的意图。日军头目则让孙命令士兵，不准抵抗，原地不动，听候命令。双方谈了10余分钟，最后孙殿英向日本军人请求将队伍带到附近的河西村去，因此处房子太少，吃住都成问题，日本人同意。
4月25日，日军派来一名少佐，名叫野田顺次，到河西村来接头，让所有人员都到荷花村待命，后又到临淇镇。日军旅团长横光把孙殿英带到镇里，其余人员到空地集合，50人一组，四周有几百个日兵荷枪实弹，架起了机枪，一派杀气腾腾的样子。新五军的人不由惊恐起来，害怕被日军打死在这里。这时一日本翻译讲话说：“你们把枪支都交出来，不得私自隐藏!否则一经发现当场捅死！”副军长杨明卿的枪支被缴了，爱马也被拉走，日兵又要检查他的行李。杨明卿觉得大受侮辱，一气之下甩手向北走去。参谋长冯养田急忙跑过去将他拉回来，劝慰说：“现在可不能动气，那样会对咱们不利，会坏了大事。”在枪已收了半数左右的时候，天上飞来一架飞机，空投下来一个小包。不一会儿，日本人宣布，不再收缴枪支，各自携带，让孙殿英讲话。几天来，孙殿英唉声叹气，容颜憔悴，本来就有些佝偻的身体似乎更松松垮垮。他把帽子慢慢摘下，两眼一闭，老泪纵横，其部下也纷纷落泪。孙殿英张口说：“大家不要乱动，也不要害怕，明天下山去新乡，路上要听从命令，不要离队。”讲完话，新五军人马便在日军押解之下奔百泉而去。孙殿英骑着马，由日本人单独押着。到了鹿岭，孙殿英又对部下讲了一次话，大意是：“请各位弟兄相信我，我们下山以后祸福同享，生死与共。我绝不会对不起大家，请都放心好啦!”到了百泉之后，孙殿英即与日军旅团长横光乘汽车先行去新乡，余部则在百泉停宿一夜，次日到达新乡。
投靠日伪
孙殿英到新乡以后，被日本人安置在横光旅团的司令部里，日军团司令铃木要孙殿英在汪伪军队中任职，令新五军在山上的部队全部下山，听候日汪调遣改编。孙殿英不敢怠慢，派人带信给第三师师长杨克猷、第四师师长张锡珂及各团团长，令他们到新乡集结。杨、张等人接信后即下山，新五军全部投降了日军。该部仍沿用新五军番号，增加了汤阴伪军路厚斋的二十三师，兵力扩充了一个师，各师团长仍为原班人马。伪新五军军部设在新乡北大街路东一个商号里，孙仍住横光司令部，他每天早上到军部吃饭，然后处理安排事务，之后仍回横光司令部。
孙殿英降日不久，横光即令他对庞炳勋进行劝降。孙起初坚决不肯，说：“如今我已成为败将，再没有脸面劝别人投降，更何况庞总司令是我的上司，下级怎能劝上级投降呢?”最后在横光的软硬兼施下，孙殿英只得答应派一名副官带路，领着日军特务小队长田中彻雄及11名士兵来到林县深山中，寻找庞炳勋的下落。他们在山中碰到一个给庞炳勋送饭的小孩，得知了庞炳勋的下落。5月4日深夜，他们到达庞炳勋躲藏的地方，田中向庞讲明来意，说孙已投降日本，庞陷于四面被围中，不可能再逃出去，如想反抗，无非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庞面临这种境况，知道自己无力再战，只得同意与日本人到新乡，并给孙殿英写了—封信。5月 6日，庞炳勋到达新乡，与孙殿英见了面。二人没有说话，便抱头痛哭，大有悔恨愧疚之意。
庞炳勋部队亦被改编为伪军，庞任伪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孙殿英兼任副总司令。孙庞部队均换上伪军服装，帽徽为青天白日外套一红圈，是为汪伪军的标志。该两部驻在豫北一带。待安置完后，庞孙即按照汪伪南京政府的要求，通电全国，说明自愿参加所谓的“和平运动”。一时间日军及汪伪报纸均以头号新闻大肆宣扬，用套红标题刊出《欢迎庞孙下山参加和运》等文章。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到处响起一片斥骂之声。孙殿英居于新乡，除去军部外，其余时间则整天闭门不出，与同僚打麻将牌，或耽于其它享乐。
日军横光及田中，因收降庞孙有功，均得到提升。一个反常的情况则是在大后方的重庆，国民党的报纸对庞孙降日一事只字不提，实是耐人寻味。
一日，孙在伪军部吃早餐时对众官佐说：“我还是那句话，只要大家信得过我孙麻子，咱们就在一起，祸福相共。我决不会辜负大家，也不会把大家拉进深渊。现在到了这个地步，咱们只能忍耐着点，今后总会有出头之日。”后又与杨明卿、冯养田密谈半晌才离去。孙殿英对于不愿在日伪方面干事的人，送些盘费，遇机会派专人送他们过黄河。他对这些人说：“如今我已是下了浑水的人，绝不会勉强别人也下浑水，更不愿连累朋友。谁愿走，我送你们走，不愿走也不愿在这儿干事的，照样管吃管喝，不会受到亏待。我并不希望你们说我孙某如何如何好，只求少骂我两句，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孙殿英、庞炳勋在新乡虽都投降了日本，但同床异梦，彼此暗算，矛盾重重。孙殿英再也不给庞炳勋送大烟膏了，庞炳勋则仍在孙面前以长官自居，讲资格摆架子，在日本人面前二人互相拆台，互不服气。日伪方面了解到他们二人不和，便把庞炳勋调往开封，孙殿英仍驻新乡，分别编为伪第五方面军和第六方面军。伪第六方面军下辖第十一军(原孙部新五军)三个师，还有一个独立团。
10月间，孙殿英应汪精卫的召见到南京去，双方很是融洽。后来孙殿英满脸笑容对随去的人说：“这次咱们可没白来，不但没有送礼，反而加发给咱们一个月的军饷。便宜!便宜!”孙殿英为保住自己的实力，投降了日伪，却受到了以往不曾有的对待，自是欢喜不尽，甘心事敌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八年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
评论对象： 凡人 | 2010/6/9 17: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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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失守后，抗战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军转进武汉，以期长期固守。为加强腹地山西、河南国民党军队的力量，防止孙殿英这支杂牌部队被共产党八路军“拉”过去，蒋介石有意将该部改编为直属军委会的正规军队。孙殿英闻知，很以为是，乃积极活动，托去武汉见蒋介石的河南省主席刘茂恩促成此事。刘打来电报说，编军一事曾为之多方奔走，但阻力重重，请孙亲来武汉办理，或可奏效。阻力是来自陈诚与何应钦，彼等对孙的印象极坏，以土匪流氓视之，不予认可。孙殿英接电后就急赴武汉先拜见原山西省主席、现任军令部部长的徐永昌，请其代为斡旋，又谒见诸多军政要员，善言相求，折冲樽俎，所耗钱财达数万余元。孙殿英将东陵盗得的玉雕西瓜，通过孔祥熙转送给宋美龄，然后才打道回府，返回河南林县。
孙殿英的一番活动没有白费，回河南不久，孙部便被改编为陆军新编第五军，孙任军长，邢肇棠任副军长，冯养田任参谋长，何明甫任参谋处长，郑铸久任军需处长，杨梓先任军法处长，魏星桥任军械处长，吉子高任副官处长，赵冬夫任军训处长；下辖两个师，师长分别为刘月亭、王廷英；此外还有两个独立团和两个补充团，总计10个团的兵力。由于新五军超编4个团，只有6个团的军饷，所以所有官兵一律发八成饷。新五军军部驻林县河涧镇，独立团及补充团驻河涧镇附近村庄，刘月亭师驻东姚镇，王廷英师驻姚村。
新五军编军后不久，有伪军吴朝汉反正来投。吴朝汉为伪治安军李福合部旅长，驻丰乐镇。吴为东北讲武堂毕业，为人有正义感，当了伪军之后一直有意率部反正，在第一战区军统人员徐靖远等人的带动下，决计脱离伪军，归附国民党军。徐靖远为此事与孙殿英相商，让孙接收吴部，但孙因此事乃军统人员所谋，不愿染指此事。但卫立煌下令由孙殿英接应吴朝汉，孙亦只好从命。1939年10月，吴朝汉以邀李福合到所部阅兵之机，将李干掉，率部3000多人反正，直奔林县而来。孙殿英闻知，即令刘月亭到观台接应，击退尾追之兵，安排吴部在林县驻扎。第一战区将吴朝汉部改编为暂编第六师，吴任师长，军统人员黄宇宙、石盘等担任副职。孙殿英见此，更无收留之意，乃电呈战区长官部，请其直辖暂六师，同时对吴朝汉说：“天宽地阔，何处都能安身。既已过来，就不必非投我老孙。今后但愿好自为之，事事多加谨慎小心就是了!”话中暗示吴不要上军统的当。后来吴朝汉与徐靖远等人在渡黄河时，吴所乘牛皮筏破裂漏水，葬身于黄河之中，而徐等人却无恙，暂六师即由黄宇宙代理师长。孙殿英大为感叹，“吴师长反了半天正，却只当了两个月的师长，实实可悲可叹！”一年以后，徐靖远、黄宇宙再渡黄河时，亦因皮筏漏水而葬身于黄河，孙殿英又说：“这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这帮人终于有今天的报应！”吴朝汉出事后，新五军官兵曾疑心军统在里面做了手脚，因此对徐、黄等人落水很为解气。还有一种说法，吴朝汉的部下曾表示要为吴报仇，用同样的手法将徐、黄收拾了。以后，军统派在新五军里的人是文强。
1939年秋冬之际，河北省主席鹿钟麟、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制造磨擦招致失败，逃往林县以北新五军防地。八路军太行支队追击至林县，为团结抗日，支队长赵基梅特派参谋孙延禄到新五军杨明卿团进行谈判。李鸿庆(即笔者，当时任上尉书记官)奉命与之在姚村师部洽谈，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即两军务守自己的阵地，坚决抗日，互不相扰。孙殿英奉战区命令将鹿钟麟、张荫梧等接应下来，让这些残兵败将都改戴新五军的特制灰色毡帽，才躲过八路军的追击。 就在鹿钟麟告急时，第一战区急调庞炳勋的四十军、范汉杰的二十七军渡过黄河，营救鹿钟麟。鹿走后，这两支部队均留下来，是以在黄河以北晋豫交界处驻有3支国民党军队，即新五军、四十军和二十七军。
1941年初，新五军、四十军、二十七军3个军被组编为第二十四集团军，由庞炳勋任总司令，孙殿英任副总司令。这3个军驻地在黄河以北的太行山中，南临黄河，北有八路军，东西两面则有日军。对此各军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时而派兵骚扰日军，以保住这块抗日根据地，但是由于战事不甚多，闲暇时便生出了争权夺势相互倾轧之事情。
首先是军统加强了对新五军的控制。唐佑樾为首的政工人员二三十人来到孙部后，唐任政训处主任，声言孙部兵源复杂，素质较差，原政工人员思想不纯，需接受军统徐靖远、石盘等人的甄别与训练才能被录用。孙部原政工人员大都是进步人士，其中还有中共党员。为万全之计，孙殿英乃秘密将他们召集在一起，讲清情况，安排他们从速离开。这些人大都沿太行山北上投奔了八路军。孙对于新五军中的军统人员，表面上毕恭毕敬，照顾周到，但从不让他们插手自己的事情，所谓政训处实际上是个空架子。不久，军部参谋主任靖任秋被指控有共产党嫌疑，孙只好将其秘密送走。一个月后的深夜，第一战区又密电孙殿英，要其将副军长刑肇棠解往洛阳。电报由秘书李鸿庆送至孙殿英处，孙看罢淡然一笑说：“晚了，电报送来的晚了，肇棠这时早已‘临洺四十五’了!原来，邢肇棠已闻讯带随员奔临洺关而去。邢肇棠是甘肃人，原在陕军任职，后投奔孙殿英，思想比较进步。时为1940年秋。
孙殿英与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的关系，也十分耐人寻味。庞常以长者自居，对孙颇为蔑视。孙殿英虽明知如此，却装做毫不介意，对庞十分殷勤，事无大小必向庞恭敬领教，唯庞的马首是瞻。二十四集团军总部离孙殿英驻地少说也有80里地，但每隔一段时间，孙必然去拜望，并带上为庞熬制的烟膏。庞炳勋吸了孙的烟膏后说：“殿英老弟的膏子味香、劲足、过瘾，现在别的烟膏我都抽不上口了。”原来孙殿英在烟膏里加上了海洛英，使庞烟瘾越来越大，越加离不开孙殿英。每到没有了烟膏，庞便坐卧不宁，念叨说：“怎么这多日子殿英老弟还不来呀！”孙殿英以此办法来控制庞炳勋，使庞对他无可奈何。
孙殿英在林县驻有4年多的时间，日常除去处理一些军务，就是打牌消磨时日，有时虽也对日军进行出击，但并不很多，此外，他有时也过问一些地方事务，和当地百姓关系还算不错。对庞炳勋及二十七军的刘进，他都应付得圆滑，面面俱到，谁都知道孙奸诈，但又抓不住什么问题。
时至1943年4月，日军向太行山发动了大规模“扫荡”。围攻太行山第二十四集团军的是日军香月第一军团及铃木第十二军团，共计30个旅团的兵力，超出第二十四集团军兵力的两倍，企图一举将孙部歼灭。4月21日，日军分别向太行山南麓的水冶、鹤壁、邢门口、西掌、塔儿岗、庙口、鹿岭、横水等出口500多里的防线发起进攻，主攻方向为新五军据守的邢门口、十八盘，以3倍于守军第四师第十一团的兵力猛扑过来。第十一团团长为张式平，作战极为勇猛，面对敌人飞机重炮的轰击、步兵的猛攻，沉着顽强指挥官兵反击。一连击退日军10多次冲锋。日军见一时难以攻下，便集中炮火猛攻该团阵地，几乎将阵地翻了个过，全团牺牲极其惨重，官兵所剩无几。孙殿英闻知邢门口岌岌可危，意识到敌人的意图是攻取渔村新五军军部，乃决定军部转移。因为邢门口据渔村新五军军部80里地，邢门口一旦被突破，军部必将难保。
4月21日傍晚，邢门口失守，孙殿英带领军部全体人员向关帝庙方向撤退。孙殿英身着士兵军装，骑着棕红战马，走在队伍的前面，后面是警卫及军部人员和家属孩子，约1000人左右。山路崎岖，加之是黑夜，行走十分艰难。忽又闻日军很快攻取渔村，向关帝庙撤退不安全，遂又改变路线，向西南山西省界疾进。时近三更，猛然听到“叭”的一声枪响，原来是走在前面的警卫团许志武部与南北寨的敌人接上火，敌人的机枪、六O炮向着这个方向猛射。孙殿英大惊，没料到这么快就与敌人遭遇，赶紧让护兵将自己扶下马来，令警卫部队进行抵抗。双方激战1小时，敌人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了山路，不能再向前走了，孙殿英命令向后转，顺原路返回。但是这时他这支与家属混合的队伍已乱作一团，前挤后拥，马嘶人喊，兵无队形，人无定向。孙殿英此时在担架上，由护兵抬着，他向这乱糟槽的人群大喝一声：“不许乱喊!谁再喊我毙了谁！”顿时人们静了下来，按照命令迅速掉头循原路退去。
黎明时候，队伍来到了一个山坳，在叫疙瘩坡的小村庄里停留下来，此村也叫王家疙瘩，仅20几户人家，东北两面都是高山，西南两面山势较缓。孙殿英将随行的将领幕僚们召集到一间漆黑的小石屋里，商议对策。这些人中有参谋长冯养田、副军长杨明卿、作战处长李伯玉、高参文强、参议李国安、参谋处长何明甫、参谋李鸿庆等。有人提出，丢掉家属孩子这些“累赘”，用精干力量保护孙殿英出重围，有人则以安全为名，提出与日军谈判；文强等人则认为如果只有孙殿英离开了，其他人就会遭敌人杀害，如何行动还要再考虑。孙殿英也觉得舍了大家自己逃命亦非善策，但在面临绝境的情况下又想不出保全之策，于是决定请示蒋介石，希望蒋能派飞机和援兵救他一次。孙殿英亲自向重庆军委会通话，汇报了战况，请求支援和行动指示。时隔半小时，重庆方面回话，大意是孙“可暂时附敌”之语，孙殿英深知此乃蒋之“曲线救国”的把戏，又无力扭转现况，乃声音嘶哑地说：“弟兄们，现在完了!我很对不住大家，对不住牺牲的弟兄们，更对不住全国民众!”屋内人皆无话可说，气氛很为沉闷。孙殿英又让文强过目了重庆的指示，问他怎么办，文强说：“按照蒋委员长指示办就是了。”
4月23日早上，有日军飞机一架在疙瘩坡转了两圈，扔下一枚炸弹就飞走了。这时四周敌军已经围了上来，以机枪扫射和六0炮攻击，山头和山坳被炸得硝烟弥漫，乱石飞滚，警卫连顽强抵抗，才打退敌人进攻。适时又一架敌机俯冲下来，扔下一个小包，孙殿英让士兵捡起来，原来是个布包，上写有“告新五军将士书”字样，内有劝降书，要孙率部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他们全部消灭。孙殿英低下头，伤感地对作战处长李伯玉说：“请你代我宣布投降吧！”李伯玉派人传令停战，又派参议李国安举着白旗与日军接洽。不到半小时，从南山坡上下来一队日本兵，为首的小头目骑着马，挎着战刀，后面紧跟着十几个士兵，端着步枪，直奔孙殿英等人而来。孙殿英率其左右垂头不语站立在村外的大树下。日军走过来，为首的小头目翻身下马，孙殿英的日文翻译刘铁城上前搭话，介绍了孙殿英。那个小头目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照片，冲着孙殿英对照了一下，似带讥笑地说：“孙军长的，你好。”随即上前敬了个礼，与孙握握手。孙点点头，哼哈一声算是答应。日军小头目随即又递给孙殿英一封信，二人一同进到屋里坐定，孙表示了投降的意图。日军头目则让孙命令士兵，不准抵抗，原地不动，听候命令。双方谈了10余分钟，最后孙殿英向日本军人请求将队伍带到附近的河西村去，因此处房子太少，吃住都成问题，日本人同意。
4月25日，日军派来一名少佐，名叫野田顺次，到河西村来接头，让所有人员都到荷花村待命，后又到临淇镇。日军旅团长横光把孙殿英带到镇里，其余人员到空地集合，50人一组，四周有几百个日兵荷枪实弹，架起了机枪，一派杀气腾腾的样子。新五军的人不由惊恐起来，害怕被日军打死在这里。这时一日本翻译讲话说：“你们把枪支都交出来，不得私自隐藏!否则一经发现当场捅死！”副军长杨明卿的枪支被缴了，爱马也被拉走，日兵又要检查他的行李。杨明卿觉得大受侮辱，一气之下甩手向北走去。参谋长冯养田急忙跑过去将他拉回来，劝慰说：“现在可不能动气，那样会对咱们不利，会坏了大事。”在枪已收了半数左右的时候，天上飞来一架飞机，空投下来一个小包。不一会儿，日本人宣布，不再收缴枪支，各自携带，让孙殿英讲话。几天来，孙殿英唉声叹气，容颜憔悴，本来就有些佝偻的身体似乎更松松垮垮。他把帽子慢慢摘下，两眼一闭，老泪纵横，其部下也纷纷落泪。孙殿英张口说：“大家不要乱动，也不要害怕，明天下山去新乡，路上要听从命令，不要离队。”讲完话，新五军人马便在日军押解之下奔百泉而去。孙殿英骑着马，由日本人单独押着。到了鹿岭，孙殿英又对部下讲了一次话，大意是：“请各位弟兄相信我，我们下山以后祸福同享，生死与共。我绝不会对不起大家，请都放心好啦!”到了百泉之后，孙殿英即与日军旅团长横光乘汽车先行去新乡，余部则在百泉停宿一夜，次日到达新乡。
投靠日伪
孙殿英到新乡以后，被日本人安置在横光旅团的司令部里，日军团司令铃木要孙殿英在汪伪军队中任职，令新五军在山上的部队全部下山，听候日汪调遣改编。孙殿英不敢怠慢，派人带信给第三师师长杨克猷、第四师师长张锡珂及各团团长，令他们到新乡集结。杨、张等人接信后即下山，新五军全部投降了日军。该部仍沿用新五军番号，增加了汤阴伪军路厚斋的二十三师，兵力扩充了一个师，各师团长仍为原班人马。伪新五军军部设在新乡北大街路东一个商号里，孙仍住横光司令部，他每天早上到军部吃饭，然后处理安排事务，之后仍回横光司令部。
孙殿英降日不久，横光即令他对庞炳勋进行劝降。孙起初坚决不肯，说：“如今我已成为败将，再没有脸面劝别人投降，更何况庞总司令是我的上司，下级怎能劝上级投降呢?”最后在横光的软硬兼施下，孙殿英只得答应派一名副官带路，领着日军特务小队长田中彻雄及11名士兵来到林县深山中，寻找庞炳勋的下落。他们在山中碰到一个给庞炳勋送饭的小孩，得知了庞炳勋的下落。5月4日深夜，他们到达庞炳勋躲藏的地方，田中向庞讲明来意，说孙已投降日本，庞陷于四面被围中，不可能再逃出去，如想反抗，无非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庞面临这种境况，知道自己无力再战，只得同意与日本人到新乡，并给孙殿英写了—封信。5月 6日，庞炳勋到达新乡，与孙殿英见了面。二人没有说话，便抱头痛哭，大有悔恨愧疚之意。
庞炳勋部队亦被改编为伪军，庞任伪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孙殿英兼任副总司令。孙庞部队均换上伪军服装，帽徽为青天白日外套一红圈，是为汪伪军的标志。该两部驻在豫北一带。待安置完后，庞孙即按照汪伪南京政府的要求，通电全国，说明自愿参加所谓的“和平运动”。一时间日军及汪伪报纸均以头号新闻大肆宣扬，用套红标题刊出《欢迎庞孙下山参加和运》等文章。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到处响起一片斥骂之声。孙殿英居于新乡，除去军部外，其余时间则整天闭门不出，与同僚打麻将牌，或耽于其它享乐。
日军横光及田中，因收降庞孙有功，均得到提升。一个反常的情况则是在大后方的重庆，国民党的报纸对庞孙降日一事只字不提，实是耐人寻味。
一日，孙在伪军部吃早餐时对众官佐说：“我还是那句话，只要大家信得过我孙麻子，咱们就在一起，祸福相共。我决不会辜负大家，也不会把大家拉进深渊。现在到了这个地步，咱们只能忍耐着点，今后总会有出头之日。”后又与杨明卿、冯养田密谈半晌才离去。孙殿英对于不愿在日伪方面干事的人，送些盘费，遇机会派专人送他们过黄河。他对这些人说：“如今我已是下了浑水的人，绝不会勉强别人也下浑水，更不愿连累朋友。谁愿走，我送你们走，不愿走也不愿在这儿干事的，照样管吃管喝，不会受到亏待。我并不希望你们说我孙某如何如何好，只求少骂我两句，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孙殿英、庞炳勋在新乡虽都投降了日本，但同床异梦，彼此暗算，矛盾重重。孙殿英再也不给庞炳勋送大烟膏了，庞炳勋则仍在孙面前以长官自居，讲资格摆架子，在日本人面前二人互相拆台，互不服气。日伪方面了解到他们二人不和，便把庞炳勋调往开封，孙殿英仍驻新乡，分别编为伪第五方面军和第六方面军。伪第六方面军下辖第十一军(原孙部新五军)三个师，还有一个独立团。
10月间，孙殿英应汪精卫的召见到南京去，双方很是融洽。后来孙殿英满脸笑容对随去的人说：“这次咱们可没白来，不但没有送礼，反而加发给咱们一个月的军饷。便宜!便宜!”孙殿英为保住自己的实力，投降了日伪，却受到了以往不曾有的对待，自是欢喜不尽，甘心事敌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八年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