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七分校的师生们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带着党中央交给的镢头、枪杆子、笔杆子“三件宝”，在陇东的深山老林里开荒种地，练兵习武，学习文化，经受锻炼，争做抗日救国的有用人才。抗大七分校二大队学员何群老人1984年重游故地时回忆说，他们入驻凤川的时候没有粮食，学员们要到合水的太白、华池的山庄往回背粮，由于没有运输工具，他们就把被单和裤脚扎起来当口袋，沿葫芦河爬山涉水，来回180多里山路，两天背一趟。开始的时候没有有时没有地方住就索性依山架棚，露宿荒野，或住进废弃了的破窑洞。由于抗大七分校地处子午岭一带，山岳连绵，森林葱郁，土地肥沃，非常利于垦荒。为了不违农时，七分校学员们一到达便开始垦荒种粮、挖窑洞。在开荒中，“独臂将军”彭绍辉为自己特制了一把镢头，和大家一起劳动。当年秋天，新开荒地所种的粮食和蔬菜喜获丰收。1944年又开展了更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校部给各大队下达的任务是每人开荒23亩，种菜一亩。而女生队的主要任务则是纺线、织布、打毛衣、织手套和袜子等，解决学员们的穿戴问题。椐统计，到1944年年底全校共打出窑洞690孔，修建平房40多间；共开荒种地6万多亩，生产粮食8600石，蔬菜280多万斤，做到了粮食蔬菜自给有余。此外他们还大力发展养畜和开展各种工副业生产，每个队都养牛十几头，猪几十口，羊五六十只，鸡100多只，并开办了木器厂、砖瓦厂、酿酒厂、粉坊、豆腐坊、磨坊、商店、邮局、照相馆等，还在东华池街上为校部砌起了30孔石窑洞，修建了一座能容纳2000余人的大礼堂。

在子午岭的大山深处，在那些充满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在他们开辟出的这片崭新的天地里，学员们尽情挥撒着他们火一样炽热的青春。

抗大七分校学员们在大生产的同时，坚持学习和训练。由于当时学习条件极其艰苦，学员们用子弹壳制笔，用桦树皮当纸，垒起石板当桌子，搬来石块做凳子，在沙土上练字。尽管条件非常艰苦，但他们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积极学习好政治、军事、文化三门主课，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说起当时的文艺活动，当时的抗大七分校女生队学员王哲老人在2006年应邀参加华池县红色旅游文化节活动时，深情地回忆起往事说，当时的文艺工作开展得非常丰富多彩，校文工团及各大队经常自编自演各种文艺节目，如《豹子川大合唱》、《难民区》等，至今她还能哼唱起《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片段“……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承担……”。文艺活动的开展，既活跃了学员生活，又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文艺工作者。如陈博（解放后曾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任白戈（解放后成了作家）等。

1945年日本投降后，9月份，抗大七分校第三大队首先开赴晋冀鲁豫前线。10月下旬，校部和一大队在彭绍辉带领下奔赴晋绥，第二大队有几百名学员返回延安，分配到中共中央各部门工作。1946年7月1日，二大队其余人员在东华池校部举行了结业典礼，随后迁至延安附近的砖窑湾，改为步兵学校继续学习，学员们毕业后多从事文化艺术工作。

1947年春天，国民党调集23万兵力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重点进攻。边区军民主动撤离延安和所有县城。陇东分区、三边分区、关中分区与华池、庆阳、环县、曲子、合水、镇原、志丹、黄陵、正宁、宁县、定边、靖边等地的党政领导机关，以及延安大学和边区政府的一些机关单位转移来到南梁，避开锋芒，继续坚持斗争。胡乔木、江隆基领导的中央土改工作团，仍然在这里开展深入的土地改革运动。1947年5月下旬，安塞真武洞祝捷大会之后，彭德怀、习仲勋率领西北野战军，三路进军，挺进陇东，发起了陇东战役。5月30日，在悦乐、将台全歼国民党骑兵第二旅第三团和驻将台之马鸿宾部八十一师六十旅一七九团，生俘骑兵第二旅少将副旅长陈应泉、上校团长汪韬和马鸿宾的上校团长马奠邦以下1500余人，缴获战马394匹以及大批军用物资，获得了出师陇东的首战大捷。至此，抗大七分校学员均离开了陇东。

抗大七分校学员在陇东历时3年多时间里，他们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为部队生存和打破蒋介石的经济封锁作出了贡献；它为中国革命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干部，这批干部成为战争年代乃至新中国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和中坚力量；它培育和实践了抗大精神，使其成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永远激励和鼓舞着我们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