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塑齐白石头像浮雕

作者：冯韵明

经过两个月的努力，齐白石头像浮雕石膏1比1的模型较为理想地完成了，生产单位21日取走，想试着做铜章。此章可以把玩，可以作章牌纪念，也可以作画画写字的镇纸用。石膏尺寸为14.2X6.2X8，将来出来的铜章可能会缩点尺寸，约为14X6X7.8。
为什么叫再塑？因为正好在上个世纪即1979年6月，为了配合在香港的“中国画展”曾做齐白石、徐悲鸿头像一对铜章发行香港，取得成功。以这次做正巧相距30年。
相距30年完全是巧合。5月初]在日坛公园的书市上见到齐白石先生像片的书，不知怎的，在那里来回看了好多遍，心里好像有种情节，有些激情，回家后要动手做他的浮雕。动手再做的冲动，使我几天就完成了作业，这可能也是种缘份，浮雕头像被对门邻居和同事小尹放到了电脑网上，得到较好的反响。
30年前我在北京首饰进出口公司做产品设计工作。当时香港珍艺工艺品有限公司要求做齐白石、徐悲鸿银章一对，以配合香港画展。凭着我在郑可老师那里学习的一点手艺和母校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郑先生有个实验车间，就勇敢地接下了这项订单。想着开发章币新业务，多次跑学院找院领导、找老师郑可先生，他们都非常支持，梦想搞学院、生产和外贸三结合的产口产品新模式，但因当时的想法和具体条件所限，没能行通。最后还是由郑可老师介绍到无线电仪器一厂，那里有郑先生从香港带来的徒弟李志源先生。李先生是厂的上级领导，他懂得生产章币工艺，得知这个出口任务后，大力支持，调配生产设备，组织技术人员开始了跨行业生产。我则在图书光找到齐白石、徐悲鸿的资料，赶紧开始用郑先生赠予的雕刀做，做的浮雕经外商认可后，翻成石膏后送工厂缩刻钢模。记得刻此钢模的师傅名叫陈宝生。刻时我就坐在他身边及时提出对浮雕头像的要求。又和他们一起试产，确认第一枚合格的银章，接着落实包装、验收产品。最后产品分三批送广州向珍艺公司交货。事后见珍艺公司送来有关他们在《大公报》上做的广告和当时香港居民排队抢购的情景照片的资料。从我自己的记录中看到齐白石、徐悲鸿银章生产了3000套，当时出口为19元外汇人民币一套。后来接着做了纪念鲁迅先生的金银章、中美建交通航纪念章、中国出土文物、孙中山与宋庆龄、古代科学家、汉瓦当、香港与内地上海杭州通航纪念等等。以上这些都是在当时的北京无线电一厂生产。由于国家的政策变化，外贸公司便失去了章币生产的积极性，并逐步放弃了对这项业务的兴趣，于是我也只得停止对章币业务的探索。邮件内心隐隐伤痛的事，美国钱币公司来公司洽谈章币业务，看到我做的齐白石、徐悲鸿等等浮雕作品后，认为不错，第二天恰谈时就提出一个他们公司出资让我去法国巴黎进修雕塑二年，后再回原单位为该公司的章币做设计业务的方案。在当时的政治环境条件下，作为一个“臭老九”、一个政治的“白丁”，也只是一夜天的兴奋高兴而已。
1986年进入轻工业部工艺美术总公司工作期间，由同事介绍接了中国林学会要求制作梁希奖章的任务，正面为中国林学家梁希1883-1958，背面为林学会标记，铜质直径为51mm。所塑梁希头像林学会非常认可并发来了表扬信。回想起来，如此这样尺寸的人物铜章，当时国内可能是屈指可数的，生产数量也就在50枚上下。要知道那时的生产设备工艺所限，浮雕作得稍高些，压满就困难，而我就是做得厚些，为此压制中没压满废了许多，如果现在再高些也没有什么难事了。
1996年在广西南宁工作期间，接广西自治区政协要为香港全国政协委员石景宜先生做浮雕像为礼品的任务。考虑到南宁没有做压铸精铸的企业，于是找了一家较大的电镀厂，用电铸的方法铸出，浮雕像直径约为18cm，电铸出的浮雕效果极佳，它能把雕塑的席位变化精细地表达出来。得到金属浮雕后也请了时任广西区政府李振潜副主席题字“石景宜先生”铜牌，同做在一块木质板上，作为自治区政府里礼物送出。可惜只有一件，没有留样。章牌的电铸工艺，在郑可先生生前曾为此奔走、推广、指导，那时听老师讲，去北京玩具厂、去北京金属工艺品厂、去北京特艺机修厂等，不知疲倦地去宣传、指导、办学习班，推广电铸工艺。不知道此工艺后来是否开花结果。近期去北京金属工艺厂，那里的业务人员说搞电铸工艺已经没有这样的师傅了。
退休前一直在珠宝首饰圈里工作，尤其是近八、九年里，不断不停地在《北京晚报》五色土版发表有关翡翠的文章，很少有人就是同事也少有知道我会点浮雕手艺。说起做浮雕，我的那两下，完全是郑可先生点拨知道的结果。在知识分子被打翻在地的“文化革命”年代里，“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同学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学习人物素描什么的，老师傅一般不敢沾边，只有郑可老师出来，指导学生做浮雕。在伟人像普天下的年代里，做伟人像谁也不敢干涉，我也就在郑可老师手把手地教到下，做了我第一件浮雕伟人头像——戴八角帽的毛泽东。郑可老师特别给我们讲在浅浅厚度起伏的空间里如何处理高低之间的关系，如何用洼代鼓等。又特别强调厚不一定立体、薄浅不一定不立体，关键是各个面之间的关系处理。我想浮雕给人感觉的立体效果是在于各个部位起伏的相对辩证关系，做好了，浅浅的浮雕同样能表达物体的空间。当然，光线的方向来源也会影响浮雕效果。至于哪些地方用浅浮雕、哪些地方用高浮雕，这要应时应地迎要求而定。
上个世纪在金属工艺方面特别是做章牌方面的工艺限制，只能做浅、做薄、做小，稍厚些就压不满，另方面，我们见界浅，没有见世面，不知道国外早就有许多艺术家投入。生产工艺上，只要艺术家所能表达，在技术上绝对支持，没有难度地做出来。而我们只看见货币面上只有20道左右厚度的浮雕，以为浮雕就是如此了。看到现在的铜章牌，就知道生产设备方面有了极大的改善与提高，工艺也过关了。如此，雕塑艺术家在铜章牌艺术方面可以得到充分地发挥与表现。
郑可先生的家原住在北京西城阜成门宫门口四条，鲁迅纪念馆后墙的一个小院里。我也住在这条胡同的西头口上，去郑先生家不需1分钟。他家的西厢房是郑老师的工作室，工作台上放有台钳、各种锤子、钳子、锉子、剪刀、竹筷、木条木块、铁丝铁条，大大小小满满登登，只留下走道和他工作位子，墙上也挂着有张光宇等人的浮雕石膏头像，郑先生总是很幽默地说他是个“破烂教授”。他教我如何就地取材用吃饭的竹筷子做成雕刀、调石膏、配隔离膜水等等。他强调做浮雕一定先学会做工具，做合适自己用的工具。还送了几把他做的雕刀，那把竹子雕刀大小适合，用起来得心应手，非常好，用他和自己做的雕刀配合着一起使。这几把郑先生送我的雕刀，现在我都不舍得用，老先生已仙游多年了，见到此物就如先生在身边一样，它们是我的金不换。
老先生精瘦有神，有精力，到处去办班、去讲授工艺技术。由于我住在胡同口，郑老先生下班回家时一般都会先到我这里落落脚，聊聊他去哪里去办什么学习班、去解决什么技术问了题、在艺术上有什么争论等等，我也将外贸出口产品生产的一些问题向他介绍。有时候聊晚了，先生的女儿郑芳就知道到我家来找他。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到北京，我将公司发的塑料布和粗木棍搭起了棚棚，郑老先生的一家和我们就凑合在一起过了好久天。看到老先生老当益壮地跑东跑西去传授知识技术，让人感到担心，每次到我家都要劝其注意身体，并建议他坐下来整理自己的知识和教材，希望成书留给我们后人，可他总是认为自己身体不错很健。看他走起路来直身挺腰很硬朗，他不服老。老先生像我父亲那样不倦地工作，只是想把自己的知识先给我们。由于那个时代的政治环境，老先生的才能得不到发展和发挥，他只好如此辛苦走了。遗憾的时代过去了，留给我们的只是惋惜和可惜，要不然中国的章牌艺术有郑老先生在，早该有好多丰富瑰丽的花朵、精彩的艺术作品贡献人民大众了。章牌艺术的繁荣恐怕会提早二、三十年了。
对门邻居于福辉先生是位年青有知识有鉴赏力的铜章牌收藏家，他给我看了许多国外的各种表现形式表现手法的章牌，有现代的有百年前的，对章牌艺术及历史、章牌艺术家都颇有研究，在他的博客上发表了许多有见解的文章和资料，我也大开了眼界，也有了新的认识，要是郑可先生在世，一定能成为知心。如今我再提起以前向郑可老先生学习的浮雕手艺，也缘于小于的宣传和鼓动，铜章牌圈艺术收藏圈里多几位像他那样的人，我过着门类艺术的发展，也会像油画、中国画一样深入人心的。
章牌艺术，在视觉艺术系列里可能是较小的、为广大民众认识较少的门类。过去我们只是看到熟视无睹的钱币，由于货币的严肃性，阻碍了雕塑艺术家们对它的亲近，如今章牌生产工艺、技术、生产设备的先进。可以使雕塑家充分地发挥。将铜之类的金属材料变成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物证。他可以将历史事件、人物、动物、环境、科学发现等等凝聚在一枚小小的章牌上。他可以有艺术家不同的表现风格、手法与技巧，就像中国画的大写意、小写意、工笔、重彩工笔等等一样丰富多彩，历史上我国古代有个辉煌的青铜器时代，那么，由众多艺术家、收藏家、爱好者的投入与努力，中国的章牌艺术也会迎来灿烂的明天。
我想，退休了的我重提浮雕手艺，和大家一起参与这项艺术活动，对人生第三阶段生活会很有意义。在此应缅怀我的老师郑可先生，还有郭孝儒先生等，如他们知晓今天章牌艺术的发展成果，一定有莫大的欣慰。今天是章牌艺术发展的春天，让我们去拥抱吧，它将是百花齐放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