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主题：
金解禁纪念
评论对象： ss501 | 2009/3/18 20: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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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准之助
井上准之助(井上准之助 いのうえ じゅんのすけ,Inoue Junnosuke，1869-1932) 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时期银行家。大分县人。帝国大学毕业后进日本银行，又去英、美留学。1913年任横滨正金银行董事长。1919年任日本银行总裁。1923年任第二次山本权兵卫内阁的大藏大臣，并负责处理关东大地震的善后工作。1927年再次出任日本银行总裁，同年任滨口雄幸内阁的大藏大臣，并加入民政党，为该党核心人物。1931年留任于第二次若规礼次郎内阁。在滨口、若规两内阁任职期间，实行紧缩财政、发行公债、开放黄金出口，导致黄金大量外流，金融危机加深。1932年2月，在选举活动中被血盟团成员小沼正暗杀。著有《战后我国的经济及金融》等书。后刊有《井上准之助论丛》全四卷。 滨口雄幸
（はまぐち おさち,1870-1931） 日本第27任首相。高知县人。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
政友会田中义一内阁总辞职后，在野党民政党党首浜口雄幸于1929年7月2日被任命为首相。当时正值长期的经济不景气处于日趋严重的时期。浜口是第一位出生于明治时期的首相。浜口内阁成立得比较顺利，他办事认真的人品给国民以信赖感，所以内阁获得好评。本届内阁最引人注目是的起用日本银行总裁、倍受财界信赖的井上准之助担任藏相。浜口本人就是有名的财政专家，又起用了井上担任藏相，是希望实现国民期待的重振日本经济。浜口果断执行了其承诺的整顿财政和金解禁(恢复金本位制)政策，但由于同年10月24日纽约股市暴跌引发的世界性经济恐慌把日本也被卷入其中，发展为前所未所的经济大萧条。浜口采取的措施给处于这种状况之中的日本造成严重打击，形成所谓“昭和恐慌”。
浜口内阁承诺执行金解禁政策，并于1930年1月11日开始实行。1月21日浜口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这是在普选制下进行的第二次总选举，结果民政党在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浜口和井上等在选举中向国民表示，虽然金解禁政策会导致暂时的经济不景气，但只要克服了它，货币和物价就会稳定，出口和景气就会恢复，日本经济将重现生机。大多数国民对此抱有期待，把选票投给了执政的民政党。经济学家和大报社都持同样见解，支持恢复金本位制和财政紧缩政策。当时反对恢复金本位制的只有石桥湛三、高桥龙吉、小汀利得等少数民间经济学者和一部分财界人士。
井上本人在入阁之前也认为恢复金本位制为时尚早，所以他进入浜口内阁成为当时议论的一个话题。井上担任藏相后认为只要准备充分，不用担心金解禁会引起经济萧条。他决定人为提高兑换汇率，在此基础上恢复金本位制（即根据旧平价金解禁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各国纷纷恢复金本位制，从原敬内阁以来历代日本政府也都以此作为政策方向，问题在于恢复的时机和方法。石桥和高桥等反对派认为，经济紧缩时期实行金解禁将使景气进一步恶化，即使要恢复金本位制，也不应实行由政府操纵的根据旧平价金解禁制，主张根据现在日元比价降低金的日元价值，在此基础上实施（根据新平价金解禁制）。当时日元汇率下跌，已经失去了国际信誉。政府人为提高汇率，以一美元合两日元的旧平价恢复了金本位制。
此后日本的经济果然象石桥和高桥等担心的那样，被称为“昭和恐慌”的经济大萧条导致生丝价格暴跌，尤其在农村表现得更为明显。东北地区由于粮食欠收，出现了卖儿卖女的现象。要摆脱经济萧条就必然果断实行包括降低利率在内的缓和金融政策，但浜口执着于实行根据旧平价金解禁制，反而继续对财政金融进行大规模紧缩，经济萧条对策方面走了后手。直到1931年12月浜口内阁倒台，政友会犬养毅内阁成立后，政府才终止金解禁制，再次禁止金的交易。
浜口内阁金解禁政策的失败是由于时机不对。在经济萧条时期打出经济紧缩政策有如让一个病人站到寒风中，可以说是政策失误。金解禁政策起到相反效果，使国民生活面临前所未所的经济萧条的打击。当时国民中大多数是农民，农村的穷困状况使军部内产生使用武力改造国家的思潮。另一方面，自由派官僚以昭和恐慌为机会，发起产业合理化运动，相继成立了《重要产业编制法》等产业统制立法，为日后战争时期总力战体制铺平了道路。浜口内阁的金解禁政策是否有这个意图另当别论，但它确实对日本以后的发展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浜口内阁另一项重要政策是缔结伦敦海军裁军条约。原敬内阁已为此做好了准备工作，高桥是清内阁缔结的华盛顿裁军条约规定了日、美、英三国拥有主力战舰的比率，即英、美比率同为五，日本为三。这个由美国提出的草案与日本一直谋求的对美国保持7对7比率的造舰计划目标相差很大。如果考虑到当时日本的国力和在国际环境中的地位以及与国际协调的外交政策，这个裁军条约内容是妥当的。为了交涉达成妥协，高桥首相和加藤友三郎全权代表等海军稳健派（条约派）作出很大努力。但是海军和一部分政治家对缔结条约表示不满，指责是屈服于英美压力。在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之外，还决定解除1902年以来的日英同盟，签订太平洋地区九国条约，向中国完全归还山东半岛旧德国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从德国手中攫取）。归返山东半岛招致对中国怀有领土野心和企图扩大在中国利益的政治家及军人们的不满和对英美的同仇敌忾的情绪。
从1930年1月21日开始的日英美法意五国伦敦裁军会议对辅助战船作出规定。日本政府派出前首相若槻礼次郎为首席全权代表和海相财部彪等参加会议。根据海军的要求，日方提出1、辅助舰比率对美保持7：7；2、确保大型巡洋舰对美7：7的比率；3、维持现有潜艇规模（七万零五百吨）等三大原则。对此英美两国均表示难以接受，交涉一度陷于停顿。3月12日，日本方面做出妥协，同意把辅助舰拥有量对美比率降为6?97成，交涉得以成立。日方全权代表团向政府建议以日本不可能再作让步为条件批准此方案。浜口从建立世界和平秩序、减轻国民负担立场出发，打出积极推动海军裁军的政策方针，对缔结此条约表示同意。
但是从华盛顿裁军会议以来海军就一直对政府心怀不满，以作战部门的军令部为中心反对缔约。特别是加藤宽治军令部长、末次信正次长等人最为强硬，他们说服日本海海战中成为英雄的东乡平八郎元帅和皇族伏见宫博恭等人，顽固地将反对缔约运动扩大化。海军稳健派的海军次官山梨胜之进、军务局长堀悌吉、军事参议官冈田启介等人对加藤进行说服工作。加藤宽治提出要直接面奏天皇，被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给压下了。此时天皇身边的元老西园寺公望、内大臣牧野伸显等都从与英美两国协调的立场出发希望签署条约，天皇也是这个意思。浜口在这次交涉过程中始终发挥了领导作用。天皇也鼓励他“为了世界之和平努力早日达成协议”，使浜口更加坚定了信心。4月22日条约正式签署。
签字的条约进入审议程序。战前，帝国议会没有条约批准权，必须经过天皇的咨询机构枢密院的批准条约才能生效。在野党政友会把海军军令部的反对意见当作攻击政府的绝好材料，在1930年召开的特别国会上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在议会召开前举行的普选制下的第二次大选中，民政党取得压倒性胜利。政友会大败，因此对民政党敌对心理十分强烈，指责浜口违背军令部意志签署裁军条约是“侵犯统帅权”，违反宪法，企图以此推翻内阁。政友会总裁犬养毅、鸠山一郎、内田信也等成为在议会上对政府发起攻击的中心人物。
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第十二条），“有关军队的用兵、作战指挥权，即统帅权属于天皇”，这种权力被解释为在政务框架之外，俗称“统帅权独立”。同时宪法还规定“由天皇确定陆海军的编成与常备军员的定额”（第十二条），当然，与裁军相关的编制和舰艇整编以及与之相关的预算也可以解释为“国务”或“政务”，而由内阁负责处理。宪法中虽然写了天皇在各个领域大权在握，但也规定“天皇应依宪法之规定行使”统治权（第四条），“各国务大臣有辅佐天皇之责”（第五十五条），首相以下阁僚有义务进行辅佐。实际上在实行明治宪法时期的日俄、日清两场战争都是在政治主导下进行的，政治对军事终始占有优势，“统帅权独立”的说法在现实政治中也没有成为一个问题。日俄战争胜利后，军方势力开始上升，表现出军事摆脱政治控制、为所欲为的势头。1918年原敬内阁时代，陆军参谋本部曾打出统帅权独立的旗号对抗政府提出的从西伯利亚撤兵的要求。原敬对此抱有强烈的警惕感。
在宪法颁布之前，参谋本部已经形成独掌大权的惯例，即所谓“直属天皇参与帷幄”，这种惯例是由歌颂天皇亲率军权的“军人敕谕”的形式实现的。但在海军内部，相对于军令部，海军省和海相的权限要大得多。政友会和海军军令部中的强硬派对于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的立场相同，以“侵犯统帅权”为由制造事端，使这个问题成为政争的工具，这在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背景下是愚蠢的自杀行为。由于原敬被暗杀而失去顶梁柱的政友会内部产生派系对立和分裂，无法团结一致。在政策方面，以田中义一、铃木喜三郎、森恪等为代表，与军部和右翼势力关系深厚，主张奉行对大陆扩张主义政策和复古主义政治体制，右倾化进一步加强。反对党民政党的浜口和外相币原喜重郎反而继承了原敬推行的国际协调主义路线，对中国采取不干涉主义。政友会和一部分军人以及右翼势力以“侵犯统帅权”为由攻击政府，削弱了政治对军部的控制，甚至走上军事控制政治的道路。
8月18日枢密院审查委员会开始对条约进行审议，政友会从政党利益和策略出发继续对浜口内阁展开攻击。民政党与枢密院原本就存在反目对抗的关系。这是因为1927年民政党若槻内阁由于枢密院否决了救济银行紧急敕令案而倒台，为此民政党要改革枢密院，双方对立更加明显。枢密院中反政府势力的急先锋是与军令部长加藤关系密切的金子坚太郎、伊东巳代治等，他们指责政府无视军令部的意见而制定、签署条约，故意拖延审议条约时间。枢密院对政府进行如此强烈批判的背后是政友会做了工作。在枢密院加强对政府批判的同时，政友会内部倒阁论也日益高涨。当时掌握政友会指导权的是铃木喜三郎、森恪等与军部和右翼势力关系密切的势力。但是枢密院在10月1日突然改变强硬立场，决定无条件批准条约。
枢密院之所以态度变软是由于浜口首相采取了强硬姿态，准备如果枢密院不批准条约就直接上奏天皇，请其裁决，并开始讨论撤换所有枢密院顾问官。国民和舆论的支持，天皇和元老西园寺的鼓励，使浜口对裁军的信念更加坚定不移。他的信念是，如果交涉破裂，将给日本与英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使日本陷于国际孤立，与英美发生冲突，重新开始造舰竞赛，导致财政负担加重。正是由于浜口的信念和领导能力，使处于困境的伦敦条约获得批准成立。
在伦敦裁军条约问题上公开化的所谓“侵犯统率权问题”对日本今后发展留下很大祸根。1931年发生的导致太平洋战争的“满洲事变”就是由主张“统帅权独立”的关东军预谋出动军队，无视政府的不扩大事态方针，扩大在中国大陆的军事行动。陆军参谋本部在“统帅权独立”的旗号下逐渐垄断国政，政治家们特别是政友会政治家们对此表示认同，出现了政治家与右翼势力相勾结的动向。币原外交路线主张国际协调，与英美保持友好关系，对华亲善、不干涉内政。签署伦敦裁军条约后，这一路线开始被批判为“软弱外交”。
反对派认为在伦敦裁军会议上日本是被英美两国逼迫签署了条约，华盛顿、伦敦两个裁军会议都是英美两国削弱日本实力的阴谋，因此产生危机感，反英美情绪上升，叫喊国防危机论的声音渐高。加之当时经济萧条、政党丑闻接连不断、对华政策搁浅，这些与危机联系在一起，使高喊“打破现状”进行“昭和维新”的青年军官和右翼势力的势头高涨。1930年，在伦敦裁军会议风波迭起的时期，陆军内部激进派成立了以采取军事政变手段改造国家为目标的秘密组织“樱会”。11月14日浜口首相在东京站站台上被一名右翼青年袭击，所幸浜口没有被刺死。失去强有力领导的内阁急速失去凝聚力，政局陷入一片混乱。浜口遇刺事件不仅成为内阁瓦解的导火索，也是日本走上太平洋战争毁灭道路的转折点。
浜口住院接受手术治疗期间由外相币原代理首相之职，为此民政党内阁发生纠纷。币原不是民政党员，而在他代理首相之职问题上浜口也没很好地向党内做说服工作。浜口长期住院使党内权力斗争表面化。责任感很强的浜口在年末曾决心辞职，但在党内元老们和天皇的挽留下没有实现。第二年，即1931年1月，国会复会。政友会的鸠山一郎等攻击由币原代理首相是蔑视宪政大义名分。币原的答辩也成为问题，国会持续混乱，还发生打斗事件。浜口担心国会中屡屡出现的丑态会使国民对政党和议会政治产生不信任，于是出于责任感，在病情尚不稳定的二月出席国会会议。但是由于体力衰弱不支，4月再次住院接受手术。4月13日浜口内阁决定总辞职，经历了一年十个月的政权拉上了帷幕。之后浜口出院回家休养，8月26日去世。他的死标志着日本近代政党政治的崩溃和军国主义时代的开始。“满洲事变”是在浜口去世后一个月爆发的。浜口的接班人是同为民政党的若槻礼次郎，他对“满洲事变”本想早期撤兵，不使事态扩大，同时又容忍军部势力为所欲为。为此内阁意见不统一，不久便倒台了。至此浜口内阁才算真正结束。
评论对象： ss501 | 2009/3/18 20: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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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准之助
井上准之助(井上准之助 いのうえ じゅんのすけ,Inoue Junnosuke，1869-1932) 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时期银行家。大分县人。帝国大学毕业后进日本银行，又去英、美留学。1913年任横滨正金银行董事长。1919年任日本银行总裁。1923年任第二次山本权兵卫内阁的大藏大臣，并负责处理关东大地震的善后工作。1927年再次出任日本银行总裁，同年任滨口雄幸内阁的大藏大臣，并加入民政党，为该党核心人物。1931年留任于第二次若规礼次郎内阁。在滨口、若规两内阁任职期间，实行紧缩财政、发行公债、开放黄金出口，导致黄金大量外流，金融危机加深。1932年2月，在选举活动中被血盟团成员小沼正暗杀。著有《战后我国的经济及金融》等书。后刊有《井上准之助论丛》全四卷。
（はまぐち おさち,1870-1931） 日本第27任首相。高知县人。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
政友会田中义一内阁总辞职后，在野党民政党党首浜口雄幸于1929年7月2日被任命为首相。当时正值长期的经济不景气处于日趋严重的时期。浜口是第一位出生于明治时期的首相。浜口内阁成立得比较顺利，他办事认真的人品给国民以信赖感，所以内阁获得好评。本届内阁最引人注目是的起用日本银行总裁、倍受财界信赖的井上准之助担任藏相。浜口本人就是有名的财政专家，又起用了井上担任藏相，是希望实现国民期待的重振日本经济。浜口果断执行了其承诺的整顿财政和金解禁(恢复金本位制)政策，但由于同年10月24日纽约股市暴跌引发的世界性经济恐慌把日本也被卷入其中，发展为前所未所的经济大萧条。浜口采取的措施给处于这种状况之中的日本造成严重打击，形成所谓“昭和恐慌”。
浜口内阁承诺执行金解禁政策，并于1930年1月11日开始实行。1月21日浜口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这是在普选制下进行的第二次总选举，结果民政党在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浜口和井上等在选举中向国民表示，虽然金解禁政策会导致暂时的经济不景气，但只要克服了它，货币和物价就会稳定，出口和景气就会恢复，日本经济将重现生机。大多数国民对此抱有期待，把选票投给了执政的民政党。经济学家和大报社都持同样见解，支持恢复金本位制和财政紧缩政策。当时反对恢复金本位制的只有石桥湛三、高桥龙吉、小汀利得等少数民间经济学者和一部分财界人士。
井上本人在入阁之前也认为恢复金本位制为时尚早，所以他进入浜口内阁成为当时议论的一个话题。井上担任藏相后认为只要准备充分，不用担心金解禁会引起经济萧条。他决定人为提高兑换汇率，在此基础上恢复金本位制（即根据旧平价金解禁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各国纷纷恢复金本位制，从原敬内阁以来历代日本政府也都以此作为政策方向，问题在于恢复的时机和方法。石桥和高桥等反对派认为，经济紧缩时期实行金解禁将使景气进一步恶化，即使要恢复金本位制，也不应实行由政府操纵的根据旧平价金解禁制，主张根据现在日元比价降低金的日元价值，在此基础上实施（根据新平价金解禁制）。当时日元汇率下跌，已经失去了国际信誉。政府人为提高汇率，以一美元合两日元的旧平价恢复了金本位制。
此后日本的经济果然象石桥和高桥等担心的那样，被称为“昭和恐慌”的经济大萧条导致生丝价格暴跌，尤其在农村表现得更为明显。东北地区由于粮食欠收，出现了卖儿卖女的现象。要摆脱经济萧条就必然果断实行包括降低利率在内的缓和金融政策，但浜口执着于实行根据旧平价金解禁制，反而继续对财政金融进行大规模紧缩，经济萧条对策方面走了后手。直到1931年12月浜口内阁倒台，政友会犬养毅内阁成立后，政府才终止金解禁制，再次禁止金的交易。
浜口内阁金解禁政策的失败是由于时机不对。在经济萧条时期打出经济紧缩政策有如让一个病人站到寒风中，可以说是政策失误。金解禁政策起到相反效果，使国民生活面临前所未所的经济萧条的打击。当时国民中大多数是农民，农村的穷困状况使军部内产生使用武力改造国家的思潮。另一方面，自由派官僚以昭和恐慌为机会，发起产业合理化运动，相继成立了《重要产业编制法》等产业统制立法，为日后战争时期总力战体制铺平了道路。浜口内阁的金解禁政策是否有这个意图另当别论，但它确实对日本以后的发展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浜口内阁另一项重要政策是缔结伦敦海军裁军条约。原敬内阁已为此做好了准备工作，高桥是清内阁缔结的华盛顿裁军条约规定了日、美、英三国拥有主力战舰的比率，即英、美比率同为五，日本为三。这个由美国提出的草案与日本一直谋求的对美国保持7对7比率的造舰计划目标相差很大。如果考虑到当时日本的国力和在国际环境中的地位以及与国际协调的外交政策，这个裁军条约内容是妥当的。为了交涉达成妥协，高桥首相和加藤友三郎全权代表等海军稳健派（条约派）作出很大努力。但是海军和一部分政治家对缔结条约表示不满，指责是屈服于英美压力。在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之外，还决定解除1902年以来的日英同盟，签订太平洋地区九国条约，向中国完全归还山东半岛旧德国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从德国手中攫取）。归返山东半岛招致对中国怀有领土野心和企图扩大在中国利益的政治家及军人们的不满和对英美的同仇敌忾的情绪。
从1930年1月21日开始的日英美法意五国伦敦裁军会议对辅助战船作出规定。日本政府派出前首相若槻礼次郎为首席全权代表和海相财部彪等参加会议。根据海军的要求，日方提出1、辅助舰比率对美保持7：7；2、确保大型巡洋舰对美7：7的比率；3、维持现有潜艇规模（七万零五百吨）等三大原则。对此英美两国均表示难以接受，交涉一度陷于停顿。3月12日，日本方面做出妥协，同意把辅助舰拥有量对美比率降为6?97成，交涉得以成立。日方全权代表团向政府建议以日本不可能再作让步为条件批准此方案。浜口从建立世界和平秩序、减轻国民负担立场出发，打出积极推动海军裁军的政策方针，对缔结此条约表示同意。
但是从华盛顿裁军会议以来海军就一直对政府心怀不满，以作战部门的军令部为中心反对缔约。特别是加藤宽治军令部长、末次信正次长等人最为强硬，他们说服日本海海战中成为英雄的东乡平八郎元帅和皇族伏见宫博恭等人，顽固地将反对缔约运动扩大化。海军稳健派的海军次官山梨胜之进、军务局长堀悌吉、军事参议官冈田启介等人对加藤进行说服工作。加藤宽治提出要直接面奏天皇，被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给压下了。此时天皇身边的元老西园寺公望、内大臣牧野伸显等都从与英美两国协调的立场出发希望签署条约，天皇也是这个意思。浜口在这次交涉过程中始终发挥了领导作用。天皇也鼓励他“为了世界之和平努力早日达成协议”，使浜口更加坚定了信心。4月22日条约正式签署。
签字的条约进入审议程序。战前，帝国议会没有条约批准权，必须经过天皇的咨询机构枢密院的批准条约才能生效。在野党政友会把海军军令部的反对意见当作攻击政府的绝好材料，在1930年召开的特别国会上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在议会召开前举行的普选制下的第二次大选中，民政党取得压倒性胜利。政友会大败，因此对民政党敌对心理十分强烈，指责浜口违背军令部意志签署裁军条约是“侵犯统帅权”，违反宪法，企图以此推翻内阁。政友会总裁犬养毅、鸠山一郎、内田信也等成为在议会上对政府发起攻击的中心人物。
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第十二条），“有关军队的用兵、作战指挥权，即统帅权属于天皇”，这种权力被解释为在政务框架之外，俗称“统帅权独立”。同时宪法还规定“由天皇确定陆海军的编成与常备军员的定额”（第十二条），当然，与裁军相关的编制和舰艇整编以及与之相关的预算也可以解释为“国务”或“政务”，而由内阁负责处理。宪法中虽然写了天皇在各个领域大权在握，但也规定“天皇应依宪法之规定行使”统治权（第四条），“各国务大臣有辅佐天皇之责”（第五十五条），首相以下阁僚有义务进行辅佐。实际上在实行明治宪法时期的日俄、日清两场战争都是在政治主导下进行的，政治对军事终始占有优势，“统帅权独立”的说法在现实政治中也没有成为一个问题。日俄战争胜利后，军方势力开始上升，表现出军事摆脱政治控制、为所欲为的势头。1918年原敬内阁时代，陆军参谋本部曾打出统帅权独立的旗号对抗政府提出的从西伯利亚撤兵的要求。原敬对此抱有强烈的警惕感。
在宪法颁布之前，参谋本部已经形成独掌大权的惯例，即所谓“直属天皇参与帷幄”，这种惯例是由歌颂天皇亲率军权的“军人敕谕”的形式实现的。但在海军内部，相对于军令部，海军省和海相的权限要大得多。政友会和海军军令部中的强硬派对于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的立场相同，以“侵犯统帅权”为由制造事端，使这个问题成为政争的工具，这在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背景下是愚蠢的自杀行为。由于原敬被暗杀而失去顶梁柱的政友会内部产生派系对立和分裂，无法团结一致。在政策方面，以田中义一、铃木喜三郎、森恪等为代表，与军部和右翼势力关系深厚，主张奉行对大陆扩张主义政策和复古主义政治体制，右倾化进一步加强。反对党民政党的浜口和外相币原喜重郎反而继承了原敬推行的国际协调主义路线，对中国采取不干涉主义。政友会和一部分军人以及右翼势力以“侵犯统帅权”为由攻击政府，削弱了政治对军部的控制，甚至走上军事控制政治的道路。
8月18日枢密院审查委员会开始对条约进行审议，政友会从政党利益和策略出发继续对浜口内阁展开攻击。民政党与枢密院原本就存在反目对抗的关系。这是因为1927年民政党若槻内阁由于枢密院否决了救济银行紧急敕令案而倒台，为此民政党要改革枢密院，双方对立更加明显。枢密院中反政府势力的急先锋是与军令部长加藤关系密切的金子坚太郎、伊东巳代治等，他们指责政府无视军令部的意见而制定、签署条约，故意拖延审议条约时间。枢密院对政府进行如此强烈批判的背后是政友会做了工作。在枢密院加强对政府批判的同时，政友会内部倒阁论也日益高涨。当时掌握政友会指导权的是铃木喜三郎、森恪等与军部和右翼势力关系密切的势力。但是枢密院在10月1日突然改变强硬立场，决定无条件批准条约。
枢密院之所以态度变软是由于浜口首相采取了强硬姿态，准备如果枢密院不批准条约就直接上奏天皇，请其裁决，并开始讨论撤换所有枢密院顾问官。国民和舆论的支持，天皇和元老西园寺的鼓励，使浜口对裁军的信念更加坚定不移。他的信念是，如果交涉破裂，将给日本与英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使日本陷于国际孤立，与英美发生冲突，重新开始造舰竞赛，导致财政负担加重。正是由于浜口的信念和领导能力，使处于困境的伦敦条约获得批准成立。
在伦敦裁军条约问题上公开化的所谓“侵犯统率权问题”对日本今后发展留下很大祸根。1931年发生的导致太平洋战争的“满洲事变”就是由主张“统帅权独立”的关东军预谋出动军队，无视政府的不扩大事态方针，扩大在中国大陆的军事行动。陆军参谋本部在“统帅权独立”的旗号下逐渐垄断国政，政治家们特别是政友会政治家们对此表示认同，出现了政治家与右翼势力相勾结的动向。币原外交路线主张国际协调，与英美保持友好关系，对华亲善、不干涉内政。签署伦敦裁军条约后，这一路线开始被批判为“软弱外交”。
反对派认为在伦敦裁军会议上日本是被英美两国逼迫签署了条约，华盛顿、伦敦两个裁军会议都是英美两国削弱日本实力的阴谋，因此产生危机感，反英美情绪上升，叫喊国防危机论的声音渐高。加之当时经济萧条、政党丑闻接连不断、对华政策搁浅，这些与危机联系在一起，使高喊“打破现状”进行“昭和维新”的青年军官和右翼势力的势头高涨。1930年，在伦敦裁军会议风波迭起的时期，陆军内部激进派成立了以采取军事政变手段改造国家为目标的秘密组织“樱会”。11月14日浜口首相在东京站站台上被一名右翼青年袭击，所幸浜口没有被刺死。失去强有力领导的内阁急速失去凝聚力，政局陷入一片混乱。浜口遇刺事件不仅成为内阁瓦解的导火索，也是日本走上太平洋战争毁灭道路的转折点。
浜口住院接受手术治疗期间由外相币原代理首相之职，为此民政党内阁发生纠纷。币原不是民政党员，而在他代理首相之职问题上浜口也没很好地向党内做说服工作。浜口长期住院使党内权力斗争表面化。责任感很强的浜口在年末曾决心辞职，但在党内元老们和天皇的挽留下没有实现。第二年，即1931年1月，国会复会。政友会的鸠山一郎等攻击由币原代理首相是蔑视宪政大义名分。币原的答辩也成为问题，国会持续混乱，还发生打斗事件。浜口担心国会中屡屡出现的丑态会使国民对政党和议会政治产生不信任，于是出于责任感，在病情尚不稳定的二月出席国会会议。但是由于体力衰弱不支，4月再次住院接受手术。4月13日浜口内阁决定总辞职，经历了一年十个月的政权拉上了帷幕。之后浜口出院回家休养，8月26日去世。他的死标志着日本近代政党政治的崩溃和军国主义时代的开始。“满洲事变”是在浜口去世后一个月爆发的。浜口的接班人是同为民政党的若槻礼次郎，他对“满洲事变”本想早期撤兵，不使事态扩大，同时又容忍军部势力为所欲为。为此内阁意见不统一，不久便倒台了。至此浜口内阁才算真正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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