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雍正白釉凸印夔龙纹盖罐是仿商周晚期饮酒之杯--觯；仿汝釉三足樽是仿盛行于汉晋之时的温酒器--樽；仿官釉贯耳方瓶则是从春秋时期的一种盛酒器--慫的器形演变而来；而雍正青花水纹匜是受春秋早期盥手注水器--齐候匜的影响，而孔雀绿釉夔纹四足鼎、白釉暗花钟、青釉圆腹觚等等则更直接效仿青铜礼器的形制。总而言之，青铜礼器中的一些重要器皿，在雍正官窑瓷器中均有仿制。其实，人类烧制陶器以替代青铜礼器的努力，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开始，完全仿制古铜礼器的原始瓷就是证明。到宋代由于考古风气的兴盛，人们向往远古的礼仪之器，作为复古的遐思，在陈设器中出现了瓷质的鬲、鼎、尊、壶、觚等仿商周及汉代的青铜器造型。清代由于制瓷工艺技术的发展，加之雍正禁铜令的实施，因此摹仿商周铜器之风大甚；兼有仿制宋代五代名窑之作，井具有极高的造诣和成就。

　　其次，景德镇御窑厂成功地创造了一种具有铜器效果的茶叶末釉色，并大批生产。这是雍正官窑将出现在唐代以后断烧的釉色恢复生产，并将釉色的质量加以提高。如雍正茶叶末釉牺耳尊。它不仅成功地效仿了西周早期流行的一处铜壶的形制，其宽口、扁椭圆体双兽耳造型，以及腹部凸起的几何形纹饰，与现收藏于美国佛利尔艺术博物馆的伯矩铜壶一模一样，而且其暗绿色的釉面中隐约闪现着星星点点的黄斑，如同锦上添花更具黄铜器的效果。这种釉色因颇具茶叶末的色泽而得名，又因其酷似鳝鱼肌肤之色亦称鳝鱼黄、鳝鱼青等。它的着色剂为铁和锰，土坯挂釉后入窑经高温还原焰烧成。它在雍正时的复出，与禁铜之事有着直接的关系，铜器在宫中的禁用，才得以使这种更接近黄铜器效果的特殊釉色应运而生。施有这种釉色的器皿在宫中大量存在，随处可见，在陈设观赏器中有双耳葫芦瓶、纸槌瓶、弦纹瓶、六连瓶、三牺尊、兽环耳尊等；文房用具中有水丞、四足洗、盖盒等；生活实用器中的玉兰花盆、三系小缸、鱼篓尊、花浇等等，可谓一应俱全。这其中最具典型的是一件茶叶末釉花浇，仿黄铜器效果更为绝妙。此器口与流较小，细长颈，腹部呈扁圆形，颈肩部凸起弦纹数道，肩部与下腹部凸印菊瓣纹一周，制作精细规整，即便不作为浇花器，而作为陈设器，也是一件优雅精美的观赏品。然而最让人们称赞的不仅是精致的造型，而是在其黄绿色俱有黄铜器效果的釉色，以及凸印在上面的花纹好似人工在铜体上凿錾的纹饰。真是惟妙惟肖。我们从中不难看出，皇帝、督陶官以这种釉色取代宫中大量黄铜制品的苦心。

　　再次，为推行"禁铜令"，雍正皇帝在宫中身先上行，率先改用瓷器作为赏赐王公大臣的物品。在雍正八年十月，皇帝传旨：再将赏用瓷瓶烧造些来。因此一种被称作"赏瓶"的撇口、细颈、圆腹、圈足之瓶，在雍正时大量涌现。此瓶颈部绘青花焦叶，腹部绘缠枝莲纹，因为"青"与"清"谐音；"莲"与"廉"谐音，取其为政清廉之意，此种器形一直沿用至晚清。又如雍正十年二月，景德镇御窑厂奉命烧制高足碗、高足盘、高足杯等，也专门为赏赐蒙古王公之物。用这些瓷质品代替了蒙古族长期使用的黄铜制品。作为供奉的佛像，雍正时亦多见释迎牟尼、达摩、观音、八仙、土地神等，皆神志飘逸，栩栩如生，以瓷代铜之事为此我们可以窥视一斑。又如雍正时后宫内插花风俗盛行，宫中禁铜后，一些造型新颖，釉色莹润的等瓷质描花器皿，则迅速取代黄铜制品成为后妃们玩赏的艺术品，如雍正时出现的侈口、圆唇、扁腹的三系花囊，肩部有三个环形小系，既可置于几桌上，又可悬于厅堂内，不仅美观而且实用性强。三孔花插则是在平面盘口上品字排例有三孔，可分别插入三朵不同的花卉，俏丽无比。另一种多联瓶则由多个相同的小瓶连在一体，重新组合成一个新颖奇特的器形，双联瓶也称珠联瓶，取珠联璧合之意。还有三联、四联、五联、六联甚至九联瓶。多联瓶是为几个高低不平直立的瓶体组合而成，喻意"五岳齐天"，这些小巧精致的瓶体却包含着博大高深的气派，乃匠心独具。此外，有一件青花喷壶，仿铜制喷壶，在喷壶口莲蓬头的顶部开有若干个小孔，水可通过小孔喷洒出来，腹部一侧为便于提携还设一个曲柄，并留有注水的圆洞，这件器物可称得上升一代瓷质喷壶的先河。

　　　　结语

　　陶瓷的制作过程是一个延续生产的过程，它脱离不开前朝工艺的影响。特别是前代制瓷工艺出现一个高潮后，对它后代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正像明宣德生产的瓷器保有了浓厚的永乐风格，而万历瓷又带有嘉靖时期的韵味一样，雍正在"禁铜"之后，生产的瓷器特征也留给了乾隆。雍正一朝虽只有短短的十三年，然而"禁铜令"的影响则是巨大的，它直接地刺激了景德镇的官窑瓷业的发展，直至乾隆时期。虽然乾隆初年由于云南等的铜矿得以开采。使铜禁已开，瓷器生产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但宫中所需的仿古铜瓷器已成为定局。特别是自诩风雅的乾隆皇帝，对此更是津津乐道，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时期在宫中出现的仿古铜彩夔纹兽耳活环尊、仿古铜鎏金双耳三足炉、仿古铜彩出戟觚、仿古铜彩八卦纹钟、仿古铜彩儀耳尊等，皆是仿古铜器精品。这些器物以瓷代铜，在器物外表多以金彩装饰，以粉彩绘出斑驳的锈迹。囚此这类仿古铜器无论造型还是釉色更加逼真神似。同时在仿铜器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出了仿石釉、仿木纹釉、仿漆及竹器、玉器等，在陶瓷工艺制作上形成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但是这些器物虽能以假乱真，然而由此却掩盖了瓷器本身的质地美，改变了雍正时期以瓷代铜的初衷。这种从猎奇出发的仿制品，失去了瓷器的艺术特色，其结果只能是导致制瓷工艺走向片面追求形式，走向玩弄技巧的死胡同。这是清王朝强盛时期经济文化发展到顶点的反映，也是封建统治者饱食终口，骄奢淫逸生活的体现。它与雍正最初颁布禁铜令之后的官窑瓷业虽有历史的承袭关系，但其本质则是截然不同的。

　　综上所述，对于雍正官窑陶务的发展，我们不能只是单从其陶务的生产方式和工艺方面进行探讨，还要究其发展的历史背景及其根源，使我们对其有更深一步的了解，并将其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研究，这样才能得到一种更加完备的更合乎逻辑的解释，对此时陶务处于巅峰状态及新造型、新釉色、新品种的出现作出一个正确的结论。（蔡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