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种情况，雍正皇帝不得不通过政令禁止使用铜器，以此搜集铸钱的原料。雍正三年（1725年）御使觉罗勒洪特疏奏：欲杜私毁制钱之弊，必先加强铜禁。雍正帝命户邮等衙门议行。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户部建议：除乐部等必须用黄铜铸造的器皿外，一律不许再用黄铜制造；已成者，当作废铜交官，估价给值，倘有再造者，照违例造禁物治罪；失察官员，买用之人，亦照例议处。雍正批准实行（参见《清世宗实录.卷四十》）。同年九月再下令，惟准三品以上官员用黄铜器具，其他一概禁止；现有铜器一律要在三年内交清。十二月，雍正帝特谕京城文武百官满汉军民人等交售铜器。皇帝本人也亲自带头，宫中不用黄铜造物。从雍正皇帝的这些政令中我们不难看出，雍正四年时的"禁铜令"在京城及宫中影响很大：而且是自上而下地，从皇帝、群臣百官到平民百姓，部停止使用黄铜器。在如此大规模地收缴、禁止生产铜器之后，宫廷内大量的陈设器，祭祀器以及生活器皿又从何而来呢？这就必然要另外寻找其替代品大量应市以备其用。陶瓷器的生产，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相比之下铜器制造要比瓷器的生产成本高，又有与制钱争铜之弊，况且其艺术性和实用效果亦不如瓷器，瓷器因此就当作首选器皿在清廷及京畿各地大量出现便势在必然。为此，我们可以从请宫内大量的官窑藏瓷以及历史文献中窥视一般。

　　　　应运发展的官窑陶务

　　雍正时期，由于颁布了"禁铜令"，清宫内廷各类黄铜器皿的数量相对减少了，其替代品瓷器的需求也就有了大幅度的增加。综观雍正年间的瓷器生产，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当然这与督陶官的尽职尽责，景德镇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以及来自各地的能工巧匠的作用也是密不可分的。当时的生产情况是，雍正四年（1726年）即雍正帝颁布禁铜令的同一年，八月十七日年希尧被派任淮安关。转年正月，年希尧到景德镇御窑厂视察，督导御窑厂的生产。《景德镇陶录》载：雍正六年复奉烧造，遗内务府驻厂协理以榷淮关使，遥管厂事，政善工勤，陶器备盛。"一岁之成，恒数十万器"（《重修浮梁县志》）。这一现象的出现绝非是简单的巧合，而是雍正四年颁布"禁铜令"后的必然结果。囚为这时宫内无论是帝后还是文武百官，他们的陈设、祭祀、生活用具都转向使用瓷器，这就要求御窑厂提供大批制作精良的上品瓷器以供御朝廷。正如唐英在《陶成示谕稿》中所说：余于雍正六年奉差督陶江右……迄雍正十三年计费帘金数万，而进圆、琢等项不下三、四十万件，率免麼帘误公之咎。乾隆五年，唐英为《浮梁县志》作序时，总结十多年来御窑厂生产的情况时又说：岁虽縻帑项几及万金，而所得之大小瓷器，则岁亦不下数十万件，间有巨作，亦从未扰民间，而器足以成。雍正十三年唐英在《陶成纪事碑》中更有详细的记载：一岁用淮安板闸关钱粮八千两（按照《现行总管内务府则例》规定：御窑厂烧造瓷器每年可以动支一万两），每岁秋，冬两季，顾觅船只、夫役解送圆、琢器皿六百余桶。岁例盘、碗、钟、碟等上色圆器，由二三寸口面以至二三尺口面者一万六七十件，其落选之次色有六七千件不等一并装桶解京以备赏用，至于每月初二、二十六两期解送淮关总管年（年希尧）处呈样或十数件、或六七件不等在外。由此可见，自雍正帝颁布"禁铜令"后，每年景德镇御窑厂耗资之多，生产瓷器的数量之大，是前朝各代的瓷器生产无法比拟的。如万历十九年（1591年）御窑人：奉命造十五万九千件，既而复增八万。至三十八年末毕工。经过十九年漫长岁月，被派造的二十三万九千件瓷尚未造完。这说明此时的御窑生产能力比以前增加了数倍。而且质量、品种皆优于前代。下面我们再看一下雍正以后诸朝的耗资和生产情况。在乾隆初期经过一个暂短的生产高潮之后，在其后期生产费用较雍正时期削减了百分之三十左右，"年约用银七千余两"这不是简单的经费削减，而是到乾隆时，云南铜矿得到大量开采，国内铜的供给比较充足了，因而解除了禁铜令。乾隆元年，户部尚书海望疏陈禁铜四弊，于是收铜、禁铜之令皆停，惟南洋私贩铜者有禁。在这之后烧造瓷器的银两逐代削减，嘉庆四年规定：统以五千为率；十二年春旨：著减半烧造；十五年重申：酌核工价不得过二千五百两之数。道光二十七年内务府奏准，嗣后每年烧造御器：所需工价银两，不得过两千两。当然这与朝政的每况愈下有关，但与铜的解禁也不无直接的关系。从以上清朝逐代削减瓷器烧造费用的情况看，雍正时烧造费用使用之大是显而易见的，这正是当时宫廷中大量需求所造成的结果，与"禁铜之政"分不开的。从现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雍正一朝的瓷器质量、数量来看也能说明这一点。正可谓十三个春秋，尽藏仿古采今之精华，实属一朝独秀。

　　　　多彩多姿的以瓷代铜器

　　雍正瓷器的发展凭借了"禁铜之令"这一客观因素，才得以生产了大批官窑瓷器，并使其步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崭新的历史时期。此时的官窑陶务管理有序，生产景然，产品丰富多彩，质量上乘并屡有创新之作出现。正如督陶官康英所说：兹举其仿古采今宜于大小盘、碗、蛊、碟、瓶、罍、尊、彝岁例贡御者五十七种……其中下乏出现有替代铜器的用具。这时的瓷器生产，汇集了前代丰富的生产经验，具备了大规模生产的条件，宫中的大量需要，也是对御窑厂加速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一大促进。那些隽秀古朴，变化无穷的瓷器，对于沉缅于奢华生活，又很少出宫远行的雍正皇帝和清廷大内无疑是一种新的享受。

　　在禁铜之后，如何使瓷器更加完美地成为点缀宫殿厅堂的艺术品呢？

　　首先，景德镇御窑厂生产了一大批仿古铜礼器的瓷器。正如清人吴振棫曾描述：国初郊庙祭器，尚沿明制。徒存其名，皆以瓷盘代之。所谓礼器，就是王室贵族进行祭祀，燕享或朝会，歃盟等活动中，举行礼仪使用的器物，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傅振伦先生曾对古代礼器作过详细解释：礼器之名见《史记.孔子世家赞》指礼乐、祭祀等器皿，如尊、罍、鼎、卣、爵。其中鼎是烹饪器，其余的都是容器、酒器。尊形似瓶，但矮而短颈大口，罍似罐，彝似盘，而足高，又有多种形式，古代礼器也总称日彝。鼎如三足炉，方者有四足，卣是提梁壶，爵如杯，高而三足，有流、鋬和盖。（傅振伦《陶说.注释》）可以说古铜礼器的形制，在雍正官窑瓷器中均有仿制，且惟妙惟肖，无论造型、釉色都与铜器真伪难辨。例如现藏故宫博物院中的雍正仿哥釉兽耳古铜纹方尊，即仿商周晚期的一种方体罍的形制，与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兽耳饕餮业窦方罍的造型相近，在其颈部、肩部、足胫部有深褐色露胎，上面还特意模印出几组饕餮，使其更加具备仿古铜器的效果，深沉凝重的釉色与古拙质朴的造型，在这件方尊上达到了完美与合谐的统一。又如名噪一时的雍正哥釉双螭耳炉，它虽仿宋代哥窑釉色，器形是仿陕西宝鸡茹家庄出土的一件西周中期，颌口、扁鼓腹、双耳、矮圈足式儿簋的形制。商周时期簋是重要礼器，特别是西周时代，它和列鼎制度一样，在祭祀和宴飨时以偶数组合与奇数列鼎配合使用。据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上大鼎三簋，足以见其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此双耳炉过去一直被人们津津称道的是其成功地仿制出宋哥釉，在出窑后形成的金丝铁线纹，而忽视了它在宫中取代铜器、作为祭祀器在庙堂中应有的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