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主题：
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王先春）
评论对象： 黄嘉禾 | 2017/5/18 10:13:00
评论言论： 第七，捐款捐物支援前线抗战。抗日战争不仅需要投入巨大人力，也需要投入巨大的物力。在国力十分虚弱的情况下，只有全社会的支援，抗战才有望坚持下去。1936年印光在上海发出的献金息灾倡议在社会上立即引起积极的回响。为了支援抗战，江苏的许多寺院如常州的天宁寺、句容宝华山的隆昌寺等认购了巨额救国公债。当时的晋察冀边区银行为筹集抗日款项发行了救国公债，因为五台山当地农民比较贫困，发行极端困难，五台山的僧人们在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感召下，积极购买公债，仅台麓寺的喇嘛庙在当时就认购了2000元。在西北地区的甘肃省，酒泉、安西、敦煌等7县佛教联合会发起了捐献“佛教号”飞机运动，广大佛教徒纷纷响应，慷慨解囊，购买飞机，支援前线。1939年3月，XZ佛教界也派代表赴前方慰问抗日将士和伤兵难胞，捐献了5000元的医药费和一些慰问金。那时，拉卜楞寺嘉木样五世曾派兄长黄正清在兰州成立了“藏民文化促进会”，两次组团赴抗日前方慰问抗日将士，并捐献出可购30架飞机的巨资30万元银币。为了表彰嘉木样五世的抗日爱国精神，1946年国民政府特赐“疏财卫国”33匾额一块，至今仍保存在拉卜楞寺中。1944年10月，XZ僧俗群众省吃俭用，捐赠国币500万元。用这笔钱可购飞机25架，组成近3个空军大队34。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中国失去获取外援的重要国际通道时，古老的康藏印驿运线又发挥了它特殊的作用。有资料表明，这条驿运线上经常有驮马3 万多头往返，每月由印度运出物资约4000驮，合240吨。照此计算，每年可运物资3000吨(单程)。而在这些马帮中，有许多人是XZ寺庙派出的僧侣。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鲜血支援了抗日战争35。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为抗战募捐，到战地抢救伤患，被称为“战神之敌”。他通过各种渠道，在国内外募得国币3.24万元，分别汇给上海、浙江等地的慈善团体、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36。1938年秋，圆瑛回国视察各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的情况，了解到经费仍十分困难，遂于当年冬天再次到南洋一带进行爱国演说，发动筹募“一元钱救国运动”37，又为祖国筹集了一笔经费。中国佛教界的抗战捐款活动在当时形成一场全国性的运动，显示了中国佛教界炽热的爱国情怀，也激励了全国人民支援抗战的热情，在中国宗教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
第八，脱去袈裟，直接参战。随着日本侵略的不断加深，在解决了戒杀与抗日之间的矛盾、并理解成佛与降魔之间的关系之后，中国佛教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直接投身于抗日的战场。1938年3月2日，山东招远陈言忠利用普云佛教会负责人的名义，树起抗日大旗，称“普云佛教抗日救国军”，队伍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一次战役后队伍被击溃，余部由王先春率领投奔八路军。1938年4月，五台山台怀镇内48座青庙和21座黄庙的1700余名各族僧侣联合成立“佛教救国同盟会”，首开全国宗教界抗日的先例。五台山金阁寺僧侣组建了“僧人抗日武装自卫队”，他们除了踊跃认购根据地救国公债以及捐献衣食财物、为抗日部队提供食宿之外，还为抗日部队站岗放哨，传送情报，积极配合八路军打击日本侵略者，他们还派人参加地方武装，开展反“围剿”、反“扫荡”斗争，其中有些人直接穿起戎装，奔赴抗日的前线。从1938 年秋至1939 年春，大约有100余名五台山僧人参加了八路军，其中包括菩萨顶等10 处藏传佛教寺庙僧人30 余人。他们被编入晋察冀二分区四团，人称“僧人连”38。住锡厦门的一代高僧弘一法师提出“念佛不忘救国”并把自己的居室称为“殉教堂”之后，同在闽南的宏船法师也以出家人的名义加入抗日救护军。由于他宽宏大度，带兵有方，很快就由一般队员升为救护队大队长。江苏省宜兴县龙池山恒海和尚，出家前毕业于保定军校，后入佛门修习禅学，深得禅髓。日军进犯宜兴时，他召集僧俗千余人，组建抗日游击队，转战于苏皖等地，屡挫日军，不幸于1938年在一次战斗中以身殉国。像这种直接参展的僧人在当时虽然还只是少数，但他们却以实际行动和自我牺牲，代表了中国佛教界的抗敌激情，既为中国抗战史增添了鲜活的内容，也为中国佛教史留下凝重而新奇的记忆。
第九，对不辨是非、助纣为虐的日本佛教团体和佛教信徒的谬论与行为进行抨击。公元6世纪中叶，佛教自中国和朝鲜传入日本。佛教自传入日本之日起就表现出极强的“镇护国家”的政治色彩，因此日本佛教的发展得到国家、贵族的支持和扶助。早在明治六年（1873年），日本政府就发布训令，让佛界人士学习宣传“神德皇恩之说”、“人魂不死之说”、“爱国之说”、“神祭之说”、“君臣之说”、“父子之说”、“夫妇之说”等思想，利用宗教进行对外扩张也逐渐成为日本的基本国策。而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宗教徒不得不俯首听命。这样一段时间以后，日本“佛教教义的本色，已经灭绝难见了”3920世纪上半叶，日本佛教的绝大多数宗派都积极追随军国主义，鼓吹日本佛教必须对外扩张，提倡迎合统治者需要的“忠皇爱国”思想，公然宣扬:“发扬皇国宗教之本旨，从而走向大东亚共荣圈之建设，并期待着协助确立世界新秩序；献身于宗教报国之实践，以期通过各自职分戮力同心而效天业奉赞之诚。”40日本侵华战争发生后，侵略者竟然把这场非正义战争说成是“弘扬佛教的圣战”，对日本国内一些反对侵略战争的佛教宗派则予以迫害和镇压，而日本佛教界绝大部分都对战争表示支持。“战时日本佛教简直好象发了疯一般”41，他们完全“被顽冥不灵的黩武主义者拖入了这次中日战争与世界战争的漩涡里不能自拔”42，他们向前线派出随军僧，指使他们在战地传教、慰问官兵、为阵亡将士超度亡灵，充当日本军队的帮凶。面对多数日本佛教组织和佛徒昧于佛教大义、甘心受本国军阀的驱使、支持并参与侵略战争的现实，中国佛教徒深感遗憾和痛心。佛界人士首先对当时的日本佛教进行了分析，指出“日本人所信仰的佛教除了学理的研究以外，其余的部分都是半武士道的神社宗教”，“所以日本人所说的佛教不是纯正的释迦牟尼的教义”43，它已变了质，“成为侵略的最大利器”，“所以佛教国际间很早就有人说日本的佛教是没有灵魂的尸体”44。他们“已成为日本军阀的鹰犬”，“失却佛教伟大的精神，而偏陷入于狭隘的国家种族的观念了” 45，严重玷污了佛教和平、慈悲的形象。中国佛徒呼吁日本同仁迅速觉醒，弃恶从善，别再为虎作伥，别再做侵略中国的可耻工具。中国佛教界对日本佛教界的批判尽管在当时并没有起到唤醒日本佛教界的作用，但它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揭露了日本佛教界支持侵略的妄言与恶行，维护了正统佛教的形象，展示了中国佛教坚持真理、抑恶扬善的光荣传统。
第十，提出佛教关于制止战争的理论和方法。太虚认为，佛教“是世界上杜绝战争永保和平的最有效办法”，佛教徒则“是人类中消灭战争创造和平的最努力分子”46。居士黄健六则从战争期间民众心理建设的角度，论述了佛教“业报”理论对于抗战的重大作用。他说，此次中日战争，日军虽逞凶一时，但中国多数民众众志成城，不屈不挠抵抗到底，因此“霸者在彼，而王者在我”，抗日胜利，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可是难民区中，却有很多人动辄怨天尤人，把眼前的苦难归之于命数，不做抗日的努力而拱手安居，听天由命。这种心理对于抗战建国是有害的。这些人应该学习并遵循佛教“业报”法则，明了现实苦难的“业因”，其内因正是自身的“懒惰性与依赖性”，外因则是日本的野蛮侵略，而只有消除这些“恶因”，才会有安宁幸福的“善果”47。福善法师认为，心地是人类文明或野蛮的总根，要净化世界，首先要净化人类的心灵。心理上做到种族平等，就能除去自大；心理上能公平地提高人类福利，就能除去自私；心理上肃清黩武思想，就能永绝战争。所以，中国对日本应采取“攻心”的办法，帮助日本人“把所有心地的自大自私及黩武思想，一概扫除干净，而以‘世界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为心，以‘普利宇宙众生’为心”48。很多佛教徒也指出，现在日本到处侵略、强暴别国，“都是由于贪心的逼露，因为有了贪心，所以就侵略别人的土地，烧杀他人的生命、财产”。而佛教有“无贪”的教谕，强调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贪取。“这‘不贪’的心理，传遍到全世界的人心中去，个个都做到佛教所说的‘不贪’，那么，侵略强暴的现象就可消灭”49，日本就会停止侵略，亚洲就会出现和平。
通过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佛教界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的回顾与分析，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上马杀贼下马学佛”这种奇特的战时佛教形态，并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关于中国佛教特性特别是中国佛教与社会关系的启示：第一，中国佛教是慈悲为怀的宗教，在民族危难，百姓惨遭战争之苦的时候，佛教能够站出来采取各种方式救济和保护难民，充分显示了中国佛教的悲悯之心和救世之情；第二，中国佛教是善恶分明的宗教，它虽然讲“空”，但并不碍对“有”的全面体察，它对现实社会有深刻的理解，对人情世故有清晰的认识，对正义与非正义有明确的分别，这既符合大乘佛教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佛教的基本特色所在；第三，中国佛教是爱国的宗教，历史上佛教始终把护国作为自己的宗旨之一，把“帝道遐昌、皇图永固”作为理想的目标，把“报国土恩”、“报国主恩”作为内心修炼的重要内容，所以，中国佛教能够主动而积极地维护国家利益，在国难当头之时，更能够为国家着想，始终保持既爱国又爱教的优良传统；第四，中国佛教是“契机”的宗教，它能够与时俱进，随时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来调整自己，使自己的理论与实践在“契理”即符合佛教基本原理的同时，也能够“契机”即符合时代的要求，从而始终使自己与中国社会处于相适应的状态，这既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自己价值的充分发挥提供了可能，这种“契机”的传统直到今天依然十分浓厚；第五，中国佛教是入世的宗教，它把成佛作为佛教的最高理想，但强调成佛只能在现实世界中修行，只能在此岸最终实现，所以它的基本理念就是出世的精神和入世的行为，即以出世的心态做各种入世的事，特别是经过抗战时期的调整，中国佛教中的人间佛教思想深入人心，成为延续不断的佛教潮流，至今已经成为两岸中国佛教的主流；第六，中国佛教是爱好和平的宗教，它呼吁抗战和参与抗战的基本宗旨就是要以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来制止破坏和平的非正义战争，以维护人类的和平、众生的安详与社会的稳定。
总之，在60年前的那场正义与非正义激烈较量的战争中，中国佛教善恶分明，立场坚定，与全国其他各阶层力量结成广泛而坚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上马杀贼下马学佛”这种战时佛教形态是非常历史时期的非常选择，它既符合中国佛教的基本精神，也符合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大义。中国佛教的这一光辉历史，向世人昭示了中国佛教是一个慈悲的宗教、善恶分明的宗教、爱国的宗教、契机的宗教、入世的宗教以及爱好和平的宗教。
评论对象： 黄嘉禾 | 2017/5/18 10:13:00
评论言论： 第七，捐款捐物支援前线抗战。抗日战争不仅需要投入巨大人力，也需要投入巨大的物力。在国力十分虚弱的情况下，只有全社会的支援，抗战才有望坚持下去。1936年印光在上海发出的献金息灾倡议在社会上立即引起积极的回响。为了支援抗战，江苏的许多寺院如常州的天宁寺、句容宝华山的隆昌寺等认购了巨额救国公债。当时的晋察冀边区银行为筹集抗日款项发行了救国公债，因为五台山当地农民比较贫困，发行极端困难，五台山的僧人们在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感召下，积极购买公债，仅台麓寺的喇嘛庙在当时就认购了2000元。在西北地区的甘肃省，酒泉、安西、敦煌等7县佛教联合会发起了捐献“佛教号”飞机运动，广大佛教徒纷纷响应，慷慨解囊，购买飞机，支援前线。1939年3月，XZ佛教界也派代表赴前方慰问抗日将士和伤兵难胞，捐献了5000元的医药费和一些慰问金。那时，拉卜楞寺嘉木样五世曾派兄长黄正清在兰州成立了“藏民文化促进会”，两次组团赴抗日前方慰问抗日将士，并捐献出可购30架飞机的巨资30万元银币。为了表彰嘉木样五世的抗日爱国精神，1946年国民政府特赐“疏财卫国”33匾额一块，至今仍保存在拉卜楞寺中。1944年10月，XZ僧俗群众省吃俭用，捐赠国币500万元。用这笔钱可购飞机25架，组成近3个空军大队34。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中国失去获取外援的重要国际通道时，古老的康藏印驿运线又发挥了它特殊的作用。有资料表明，这条驿运线上经常有驮马3 万多头往返，每月由印度运出物资约4000驮，合240吨。照此计算，每年可运物资3000吨(单程)。而在这些马帮中，有许多人是XZ寺庙派出的僧侣。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鲜血支援了抗日战争35。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为抗战募捐，到战地抢救伤患，被称为“战神之敌”。他通过各种渠道，在国内外募得国币3.24万元，分别汇给上海、浙江等地的慈善团体、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36。1938年秋，圆瑛回国视察各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的情况，了解到经费仍十分困难，遂于当年冬天再次到南洋一带进行爱国演说，发动筹募“一元钱救国运动”37，又为祖国筹集了一笔经费。中国佛教界的抗战捐款活动在当时形成一场全国性的运动，显示了中国佛教界炽热的爱国情怀，也激励了全国人民支援抗战的热情，在中国宗教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
第八，脱去袈裟，直接参战。随着日本侵略的不断加深，在解决了戒杀与抗日之间的矛盾、并理解成佛与降魔之间的关系之后，中国佛教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直接投身于抗日的战场。1938年3月2日，山东招远陈言忠利用普云佛教会负责人的名义，树起抗日大旗，称“普云佛教抗日救国军”，队伍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一次战役后队伍被击溃，余部由王先春率领投奔八路军。1938年4月，五台山台怀镇内48座青庙和21座黄庙的1700余名各族僧侣联合成立“佛教救国同盟会”，首开全国宗教界抗日的先例。五台山金阁寺僧侣组建了“僧人抗日武装自卫队”，他们除了踊跃认购根据地救国公债以及捐献衣食财物、为抗日部队提供食宿之外，还为抗日部队站岗放哨，传送情报，积极配合八路军打击日本侵略者，他们还派人参加地方武装，开展反“围剿”、反“扫荡”斗争，其中有些人直接穿起戎装，奔赴抗日的前线。从1938 年秋至1939 年春，大约有100余名五台山僧人参加了八路军，其中包括菩萨顶等10 处藏传佛教寺庙僧人30 余人。他们被编入晋察冀二分区四团，人称“僧人连”38。住锡厦门的一代高僧弘一法师提出“念佛不忘救国”并把自己的居室称为“殉教堂”之后，同在闽南的宏船法师也以出家人的名义加入抗日救护军。由于他宽宏大度，带兵有方，很快就由一般队员升为救护队大队长。江苏省宜兴县龙池山恒海和尚，出家前毕业于保定军校，后入佛门修习禅学，深得禅髓。日军进犯宜兴时，他召集僧俗千余人，组建抗日游击队，转战于苏皖等地，屡挫日军，不幸于1938年在一次战斗中以身殉国。像这种直接参展的僧人在当时虽然还只是少数，但他们却以实际行动和自我牺牲，代表了中国佛教界的抗敌激情，既为中国抗战史增添了鲜活的内容，也为中国佛教史留下凝重而新奇的记忆。
第九，对不辨是非、助纣为虐的日本佛教团体和佛教信徒的谬论与行为进行抨击。公元6世纪中叶，佛教自中国和朝鲜传入日本。佛教自传入日本之日起就表现出极强的“镇护国家”的政治色彩，因此日本佛教的发展得到国家、贵族的支持和扶助。早在明治六年（1873年），日本政府就发布训令，让佛界人士学习宣传“神德皇恩之说”、“人魂不死之说”、“爱国之说”、“神祭之说”、“君臣之说”、“父子之说”、“夫妇之说”等思想，利用宗教进行对外扩张也逐渐成为日本的基本国策。而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宗教徒不得不俯首听命。这样一段时间以后，日本“佛教教义的本色，已经灭绝难见了”3920世纪上半叶，日本佛教的绝大多数宗派都积极追随军国主义，鼓吹日本佛教必须对外扩张，提倡迎合统治者需要的“忠皇爱国”思想，公然宣扬:“发扬皇国宗教之本旨，从而走向大东亚共荣圈之建设，并期待着协助确立世界新秩序；献身于宗教报国之实践，以期通过各自职分戮力同心而效天业奉赞之诚。”40日本侵华战争发生后，侵略者竟然把这场非正义战争说成是“弘扬佛教的圣战”，对日本国内一些反对侵略战争的佛教宗派则予以迫害和镇压，而日本佛教界绝大部分都对战争表示支持。“战时日本佛教简直好象发了疯一般”41，他们完全“被顽冥不灵的黩武主义者拖入了这次中日战争与世界战争的漩涡里不能自拔”42，他们向前线派出随军僧，指使他们在战地传教、慰问官兵、为阵亡将士超度亡灵，充当日本军队的帮凶。面对多数日本佛教组织和佛徒昧于佛教大义、甘心受本国军阀的驱使、支持并参与侵略战争的现实，中国佛教徒深感遗憾和痛心。佛界人士首先对当时的日本佛教进行了分析，指出“日本人所信仰的佛教除了学理的研究以外，其余的部分都是半武士道的神社宗教”，“所以日本人所说的佛教不是纯正的释迦牟尼的教义”43，它已变了质，“成为侵略的最大利器”，“所以佛教国际间很早就有人说日本的佛教是没有灵魂的尸体”44。他们“已成为日本军阀的鹰犬”，“失却佛教伟大的精神，而偏陷入于狭隘的国家种族的观念了” 45，严重玷污了佛教和平、慈悲的形象。中国佛徒呼吁日本同仁迅速觉醒，弃恶从善，别再为虎作伥，别再做侵略中国的可耻工具。中国佛教界对日本佛教界的批判尽管在当时并没有起到唤醒日本佛教界的作用，但它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揭露了日本佛教界支持侵略的妄言与恶行，维护了正统佛教的形象，展示了中国佛教坚持真理、抑恶扬善的光荣传统。
第十，提出佛教关于制止战争的理论和方法。太虚认为，佛教“是世界上杜绝战争永保和平的最有效办法”，佛教徒则“是人类中消灭战争创造和平的最努力分子”46。居士黄健六则从战争期间民众心理建设的角度，论述了佛教“业报”理论对于抗战的重大作用。他说，此次中日战争，日军虽逞凶一时，但中国多数民众众志成城，不屈不挠抵抗到底，因此“霸者在彼，而王者在我”，抗日胜利，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可是难民区中，却有很多人动辄怨天尤人，把眼前的苦难归之于命数，不做抗日的努力而拱手安居，听天由命。这种心理对于抗战建国是有害的。这些人应该学习并遵循佛教“业报”法则，明了现实苦难的“业因”，其内因正是自身的“懒惰性与依赖性”，外因则是日本的野蛮侵略，而只有消除这些“恶因”，才会有安宁幸福的“善果”47。福善法师认为，心地是人类文明或野蛮的总根，要净化世界，首先要净化人类的心灵。心理上做到种族平等，就能除去自大；心理上能公平地提高人类福利，就能除去自私；心理上肃清黩武思想，就能永绝战争。所以，中国对日本应采取“攻心”的办法，帮助日本人“把所有心地的自大自私及黩武思想，一概扫除干净，而以‘世界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为心，以‘普利宇宙众生’为心”48。很多佛教徒也指出，现在日本到处侵略、强暴别国，“都是由于贪心的逼露，因为有了贪心，所以就侵略别人的土地，烧杀他人的生命、财产”。而佛教有“无贪”的教谕，强调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贪取。“这‘不贪’的心理，传遍到全世界的人心中去，个个都做到佛教所说的‘不贪’，那么，侵略强暴的现象就可消灭”49，日本就会停止侵略，亚洲就会出现和平。
通过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佛教界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的回顾与分析，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上马杀贼下马学佛”这种奇特的战时佛教形态，并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关于中国佛教特性特别是中国佛教与社会关系的启示：第一，中国佛教是慈悲为怀的宗教，在民族危难，百姓惨遭战争之苦的时候，佛教能够站出来采取各种方式救济和保护难民，充分显示了中国佛教的悲悯之心和救世之情；第二，中国佛教是善恶分明的宗教，它虽然讲“空”，但并不碍对“有”的全面体察，它对现实社会有深刻的理解，对人情世故有清晰的认识，对正义与非正义有明确的分别，这既符合大乘佛教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佛教的基本特色所在；第三，中国佛教是爱国的宗教，历史上佛教始终把护国作为自己的宗旨之一，把“帝道遐昌、皇图永固”作为理想的目标，把“报国土恩”、“报国主恩”作为内心修炼的重要内容，所以，中国佛教能够主动而积极地维护国家利益，在国难当头之时，更能够为国家着想，始终保持既爱国又爱教的优良传统；第四，中国佛教是“契机”的宗教，它能够与时俱进，随时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来调整自己，使自己的理论与实践在“契理”即符合佛教基本原理的同时，也能够“契机”即符合时代的要求，从而始终使自己与中国社会处于相适应的状态，这既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自己价值的充分发挥提供了可能，这种“契机”的传统直到今天依然十分浓厚；第五，中国佛教是入世的宗教，它把成佛作为佛教的最高理想，但强调成佛只能在现实世界中修行，只能在此岸最终实现，所以它的基本理念就是出世的精神和入世的行为，即以出世的心态做各种入世的事，特别是经过抗战时期的调整，中国佛教中的人间佛教思想深入人心，成为延续不断的佛教潮流，至今已经成为两岸中国佛教的主流；第六，中国佛教是爱好和平的宗教，它呼吁抗战和参与抗战的基本宗旨就是要以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来制止破坏和平的非正义战争，以维护人类的和平、众生的安详与社会的稳定。
总之，在60年前的那场正义与非正义激烈较量的战争中，中国佛教善恶分明，立场坚定，与全国其他各阶层力量结成广泛而坚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上马杀贼下马学佛”这种战时佛教形态是非常历史时期的非常选择，它既符合中国佛教的基本精神，也符合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大义。中国佛教的这一光辉历史，向世人昭示了中国佛教是一个慈悲的宗教、善恶分明的宗教、爱国的宗教、契机的宗教、入世的宗教以及爱好和平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