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主题：
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王先春）
评论对象： 黄嘉禾 | 2017/5/18 10:13:00
评论言论： 第四，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谬论进行猛烈的批判，对其野蛮行径进行强烈的谴责。1932年，日本侵略者企图进犯热河一带。九世班禅闻讯后立即致电国民政府，严正声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近闻暴日不顾公理，藐视盟约，仗其武力，攻我热榆，视彼用心，无非欲实现其大陆政策之阴谋。”21XZ驻京(南京)总代表兼XZ驻京办事处处长的贡觉仲尼，于1938年4月在徐州前线的一次献礼仪式上，针对日本人“中国已赤化或耶教化，佛教已被灭，日本为保护佛教及东方文化，向中国作神圣的战争，所以凡信佛的国民都应与日本站在一条战线上以对付中国，并且中国是不消三月半年便可被日本征服”的宣传，以藏族高僧的身份向世人说明“日本纯是违反佛教的侵略性，与中国纯为求国家民族自主独立及人类正义和平之抵抗侵略的反侵略性，为国家民族自主独立而抵抗侵略”。他指出:“拉萨是佛教圣地，自从抗战发生以后，有20 万以上的喇嘛念经，在历史上是最伟大的表现。宗教是本于公理正义的，日本人从前有不少的到拉萨来学密宗，现在他们根本违背了教义。就宗教方面来说也应该制裁。”22“康藏民众抗战赴难宣传团”1939 年正月在拉萨传召大法会期间，深入到各大寺庙拜访高僧，介绍抗战情况，特别是针对日本所散布的中国为反佛教国家的谎言，强调中国宗教信仰自由，中央历来尊崇佛教，内地各省佛教素来兴盛23。那时，佛界人士普遍认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是因为“着了魔”，而佛教所说的“魔”又称恶魔，意译为杀者、夺命、能夺命者、障碍等，指夺取人类生命、妨碍善事的凶恶鬼神。日本侵略中国，滥杀无辜，已完全变成了破坏人类自由幸福、扰乱人世安宁的凶魔。中国人要想获得安宁与太平，就得首先降魔。日本的恶魔行径则是由于其恶魔之心造成的，而恶魔之心主要表现为狂妄自大和贪婪自私。福善法师说：“吾人以为，战争之所以发生，实由于人类之自私与自大，由于自私，便把自己的利益作为生活逻辑的最大前提，把他人及全世界人类的利益当作附属甚至根本抹煞。由于自大，便自认为是天之选民，而奴役他人，根本藐视了他人人格之存在。”日本军阀倡导“大日本主义”和“武士道”思想，就是自私与自大的表现。而只有“把这种夜郎自大的黩武哲学根本推翻，世界和平才有实现的可能”24。总之，佛教界人士既考虑到民族的大义，又紧紧依据佛教的义理，对日本的侵华行径进行了分析和批驳，有助于人们对日本侵华问题的思考和对民族危亡的深刻认识。
第五，利用佛教自身的国际性优势，开展积极的对外宣传，揭示事实真相，揭露日本侵华阴谋，争取国际同情与支持。抗战时期，中国GCD和中国国民党都主张或采取实际的措施推动宗教外交。1938年2月6日，《新华日报》发表专论《宗教与民族解放》，指出中国宗教界不但要负担起对国内同胞的抗日宣传，而且要通过国际性的宗教组织，联合各国民众，扩大反侵略运动，以争取各种财力和物力的援助。1939年7月21日，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称，日本在缅甸、越南、泰国等国家，大肆进行“种种不利于我之宣传活动……情形可虑”25。为了对付日本的反动宣传，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策划组织中国佛教访问团，前往缅甸、泰国、越南、印度、锡兰各国，进行抗战宣传。从社会部拟定的该团12条工作内容来看，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各方面的宣传工作，“联络各访问地区佛教及社会人士之感情”，“设法增进各访问地区政治当局对我之同情，募集救济难民捐款”，“搜集敌人在访问地区进行活动宣传之材料，并拟具对策”，“举行佛学讲演”等26。此次成立的中国佛教访问团以太虚为团长，从1939年11月到次年5月，先后访问了缅甸、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新加坡、马来亚(今马来西亚)等国家。访问团与各国佛教界人士、政府官员和各界民众广泛接触，促进了所访各国朝野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由于访问团的努力，缅甸华侨“倍增倾向祖国热诚”，掀起了献车运动，有的“个人独献一车”，有的捐献10部汽车27。1940年10月，时任重庆市僧侣服务队筹备主任的乐观法师致呈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拟组织中国佛教国际宣传步行队，赴印度、缅甸、泰国等国家，“宣传佛教正义和平主张，……唤起彼邦人士之同情，与我携手，……共同扑灭此人间之魔鬼”28。当局立即批准了这个计划。中国佛教国际宣传步行队共由5名具有佛学素养和实践经验的人员组成。他们在访问期间，沿途散发日军轰炸中国各地寺院以及残害中国佛教徒的材料，发表演讲，用亲身参加战地救护的经历，控诉日军罪行，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总之，抗战时期中国佛教界的宗教外交活动，为拓展战时外交新局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六，参与抗战的各种后勤性工作，主要可以归结为五类：一是掩护和救治伤员；二是掩埋战死人员；三是收容救护难民；四是承担搬运战备物资；五是慰问犒劳抗日战士。福善法师在其所作的《僧人抗战史话》中说，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佛教界人士一方面在行动上组织救护队、掩埋队分赴战地服务，布施募款劳军，甚至从军，参加地下工作或游击队，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抗战将士29。福善法师的总结基本涵盖了抗战时期中国佛教界直接参与抗战的各种行为。我们则再将其分为抗战后勤、抗战捐献和直接参战三种情况分别说明。从总的趋势来看，战争初期，佛教界人士主要从事抗战后勤工作，如各地佛教界人士组织了大量救护队、掩埋队、担架队，出入枪林弹雨的战场，救护抗日战士，掩埋遇难同胞尸体，同时设立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救灾救贫。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军焚毁寺庙、杀害僧人的事件越来越多，特别是抗战形式的发展和全民抗战情绪的不断高涨，僧人所从事的抗日活动的范围逐步扩大，从军、参加游击队者不在少数。这里我们先通过一些具体的个案介绍中国佛教界的抗战后勤性工作。
早在1933年，日军侵占热河时，太虚法师便与普仁、普勇、普德等商议，拟组建“青年佛教护国团”。同年5月7日，太虚法师在上海永生无线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佛教与护国》，并发出通电，号召全国青年佛教徒成立护国团，支援前方抗战30。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为反对内战，赵朴初参与并联合佛教界人士成立“中国佛教徒护国和平会”，任总干事；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任常委，兼任战区难民委员会收容股主任，积极地投身于救济战区难民的工作，先后负责收容难民数十万，组织妇女支前，动员和掩护300多名青壮年奔赴前线。据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济会1938 年的一份报告称，佛教界救护队救护安置的负伤军人和租界难民共有8272 人31。上海沦陷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积极与新四军联系，把经过培训的千余名中青年难民，分批送往皖南新四军总部，其后陆续送往苏南、苏北等地参加抗战。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也在“七七事变”后于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界投入抗日救国斗争，并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圆瑛任团长。随后，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召集京沪各寺青年僧徒于申城成立了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京沪僧侣第一救护队。救护队员100人，编为3个大队，经过一周集训后，赴淞沪前线，从事战地救护工作。继上海之后，汉口、宁波、广州、重庆、成都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僧侣救护队，其中重庆僧侣救护队因救护工作卓有成效，得到了国民政府通令嘉奖。最近刚刚公映的、被称为“中国版《辛德勒的名单》”的《栖霞寺１９３７》则描写了位于南京的这座佛寺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保护难民的历史。1937年底，日军占领南京，进行了长达数周的血腥屠杀，南京城内大批难民涌入栖霞寺躲避日军。面对日军屠城，栖霞寺寂然法师、月基法师和志开法师率领僧众营救了两万四千多名难民，被救人士中还包括国民党政府将领、德国和瑞典工程师等。在与日军的抗争中，许多僧人惨死在日军的枪口下。寂然法师等人不畏牺牲，一边援助伤病难民，一边设法保护抗日军人，掩护他们安全过江，又冒着生命危险把记录着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证的胶片送出南京。手无寸铁的中国僧人们面对死亡，毫不畏惧，以普渡众生，慈悲为怀的佛教教义为武器，与凶残的日军进行了一场人性与兽性的较量。淞沪战役结束后，阵亡的中国军人及罹难平民尸横遍野，惨不忍睹。1938年春，上海各寺僧侣组织了掩埋队，在范成和慧开法师的带领下，从2 月至5 月，在上海、苏州等地共掩埋了1 万多具遗体32。湖南南岳的僧人接受了GCD的抗日主张，慧旦、演文法师还请周恩来在各自的笔记本上留下了“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亲笔题词，在当时南岳佛道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僧道因此受到启蒙，纷纷投奔到抗战救国的行列中来，不久在叶剑英等人的直接指导下成立了南越佛道救国协会。叶剑英还参加了成立大会，并作了题为“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讲演。他说，当我国家民族危难之时，奉劝各位爱国僧侣不要再独坐禅房祈祷、祝福，逃避艰苦的现实而想象将来，那是空洞的无内容的幻想。在亡国灭种的大祸已临到我们头上时，要行动起来，走出禅房，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团结全国佛道教徒成为全民族的抗战的一部分。南岳宗教界上千名佛道爱国人士的抗日救难热情此后十分高涨，在巨赞、演文、暮笳等法师的带动下，许多青年佛道教徒成立流动工作团和宣传队、救护队、服务队，在长沙、湘潭、衡山、衡阳等地积极宣传抗日，抢救难民。其中于1938年成立的南岳僧侣救护队由五大寺的120余人组成，道安法师任大队长，大定、智圆任分队长，经过集中训练，每遇空袭，即赴战地救难。在内蒙的大青山地区，八路军大青山支队与蒙古族上层、宗教上层建立了密切联系和深厚友情，并依靠他们沟通了与一些伪军、伪蒙军的内线联系，取得了他们在各个方面的支持、合作和帮助。地处西北大后方的陕西也于1939年春由西北行营批准成立了“陕西佛教抗战救亡救护队”，该队由35位年轻僧人组成，经过红十字会医院两个月的培训后，奔赴山西中条山、潼关、华阴三个伤兵集中处进行救护工作。这些佛教救护队员除了进行包扎、换药、打针等医疗救护外，还每天早晚为伤员念经祈祷。该队的救护工作一直持续到1940年，然后队员返回各寺。皖南事变后，永宁寺住持雪松法师担任了盐城县抗日民主政府中的参议会参议员。他在陈毅、刘少奇等领导人的教育帮助下，拥护GCD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积极参加抗日文化宣传活动，组织了盐城县佛教界抗日救护队，自任教官，以自己会中医的一技之长，救护过不少新四军伤病员。他还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GCD的干部胡扬、苏海、还寄萍、李寄农等人，陈毅、刘少奇称他“革命和尚”。1939年5月，班禅大师行辕暨XZ僧俗民众又组织了以丁杰佛为团长、拉敏益西楚臣为副团长的14人代表团风餐露宿，赶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总之，中国佛教界在抗战时期所从事的抗战后勤性工作，从工作类型来讲是全方位的，从参加者来讲是全国范围内的，其数之大，其功之高，实难尽述。
评论对象： 黄嘉禾 | 2017/5/18 10:13:00
评论言论： 第四，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谬论进行猛烈的批判，对其野蛮行径进行强烈的谴责。1932年，日本侵略者企图进犯热河一带。九世班禅闻讯后立即致电国民政府，严正声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近闻暴日不顾公理，藐视盟约，仗其武力，攻我热榆，视彼用心，无非欲实现其大陆政策之阴谋。”21XZ驻京(南京)总代表兼XZ驻京办事处处长的贡觉仲尼，于1938年4月在徐州前线的一次献礼仪式上，针对日本人“中国已赤化或耶教化，佛教已被灭，日本为保护佛教及东方文化，向中国作神圣的战争，所以凡信佛的国民都应与日本站在一条战线上以对付中国，并且中国是不消三月半年便可被日本征服”的宣传，以藏族高僧的身份向世人说明“日本纯是违反佛教的侵略性，与中国纯为求国家民族自主独立及人类正义和平之抵抗侵略的反侵略性，为国家民族自主独立而抵抗侵略”。他指出:“拉萨是佛教圣地，自从抗战发生以后，有20 万以上的喇嘛念经，在历史上是最伟大的表现。宗教是本于公理正义的，日本人从前有不少的到拉萨来学密宗，现在他们根本违背了教义。就宗教方面来说也应该制裁。”22“康藏民众抗战赴难宣传团”1939 年正月在拉萨传召大法会期间，深入到各大寺庙拜访高僧，介绍抗战情况，特别是针对日本所散布的中国为反佛教国家的谎言，强调中国宗教信仰自由，中央历来尊崇佛教，内地各省佛教素来兴盛23。那时，佛界人士普遍认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是因为“着了魔”，而佛教所说的“魔”又称恶魔，意译为杀者、夺命、能夺命者、障碍等，指夺取人类生命、妨碍善事的凶恶鬼神。日本侵略中国，滥杀无辜，已完全变成了破坏人类自由幸福、扰乱人世安宁的凶魔。中国人要想获得安宁与太平，就得首先降魔。日本的恶魔行径则是由于其恶魔之心造成的，而恶魔之心主要表现为狂妄自大和贪婪自私。福善法师说：“吾人以为，战争之所以发生，实由于人类之自私与自大，由于自私，便把自己的利益作为生活逻辑的最大前提，把他人及全世界人类的利益当作附属甚至根本抹煞。由于自大，便自认为是天之选民，而奴役他人，根本藐视了他人人格之存在。”日本军阀倡导“大日本主义”和“武士道”思想，就是自私与自大的表现。而只有“把这种夜郎自大的黩武哲学根本推翻，世界和平才有实现的可能”24。总之，佛教界人士既考虑到民族的大义，又紧紧依据佛教的义理，对日本的侵华行径进行了分析和批驳，有助于人们对日本侵华问题的思考和对民族危亡的深刻认识。
第五，利用佛教自身的国际性优势，开展积极的对外宣传，揭示事实真相，揭露日本侵华阴谋，争取国际同情与支持。抗战时期，中国GCD和中国国民党都主张或采取实际的措施推动宗教外交。1938年2月6日，《新华日报》发表专论《宗教与民族解放》，指出中国宗教界不但要负担起对国内同胞的抗日宣传，而且要通过国际性的宗教组织，联合各国民众，扩大反侵略运动，以争取各种财力和物力的援助。1939年7月21日，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称，日本在缅甸、越南、泰国等国家，大肆进行“种种不利于我之宣传活动……情形可虑”25。为了对付日本的反动宣传，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策划组织中国佛教访问团，前往缅甸、泰国、越南、印度、锡兰各国，进行抗战宣传。从社会部拟定的该团12条工作内容来看，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各方面的宣传工作，“联络各访问地区佛教及社会人士之感情”，“设法增进各访问地区政治当局对我之同情，募集救济难民捐款”，“搜集敌人在访问地区进行活动宣传之材料，并拟具对策”，“举行佛学讲演”等26。此次成立的中国佛教访问团以太虚为团长，从1939年11月到次年5月，先后访问了缅甸、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新加坡、马来亚(今马来西亚)等国家。访问团与各国佛教界人士、政府官员和各界民众广泛接触，促进了所访各国朝野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由于访问团的努力，缅甸华侨“倍增倾向祖国热诚”，掀起了献车运动，有的“个人独献一车”，有的捐献10部汽车27。1940年10月，时任重庆市僧侣服务队筹备主任的乐观法师致呈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拟组织中国佛教国际宣传步行队，赴印度、缅甸、泰国等国家，“宣传佛教正义和平主张，……唤起彼邦人士之同情，与我携手，……共同扑灭此人间之魔鬼”28。当局立即批准了这个计划。中国佛教国际宣传步行队共由5名具有佛学素养和实践经验的人员组成。他们在访问期间，沿途散发日军轰炸中国各地寺院以及残害中国佛教徒的材料，发表演讲，用亲身参加战地救护的经历，控诉日军罪行，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总之，抗战时期中国佛教界的宗教外交活动，为拓展战时外交新局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六，参与抗战的各种后勤性工作，主要可以归结为五类：一是掩护和救治伤员；二是掩埋战死人员；三是收容救护难民；四是承担搬运战备物资；五是慰问犒劳抗日战士。福善法师在其所作的《僧人抗战史话》中说，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佛教界人士一方面在行动上组织救护队、掩埋队分赴战地服务，布施募款劳军，甚至从军，参加地下工作或游击队，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抗战将士29。福善法师的总结基本涵盖了抗战时期中国佛教界直接参与抗战的各种行为。我们则再将其分为抗战后勤、抗战捐献和直接参战三种情况分别说明。从总的趋势来看，战争初期，佛教界人士主要从事抗战后勤工作，如各地佛教界人士组织了大量救护队、掩埋队、担架队，出入枪林弹雨的战场，救护抗日战士，掩埋遇难同胞尸体，同时设立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救灾救贫。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军焚毁寺庙、杀害僧人的事件越来越多，特别是抗战形式的发展和全民抗战情绪的不断高涨，僧人所从事的抗日活动的范围逐步扩大，从军、参加游击队者不在少数。这里我们先通过一些具体的个案介绍中国佛教界的抗战后勤性工作。
早在1933年，日军侵占热河时，太虚法师便与普仁、普勇、普德等商议，拟组建“青年佛教护国团”。同年5月7日，太虚法师在上海永生无线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佛教与护国》，并发出通电，号召全国青年佛教徒成立护国团，支援前方抗战30。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为反对内战，赵朴初参与并联合佛教界人士成立“中国佛教徒护国和平会”，任总干事；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任常委，兼任战区难民委员会收容股主任，积极地投身于救济战区难民的工作，先后负责收容难民数十万，组织妇女支前，动员和掩护300多名青壮年奔赴前线。据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济会1938 年的一份报告称，佛教界救护队救护安置的负伤军人和租界难民共有8272 人31。上海沦陷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积极与新四军联系，把经过培训的千余名中青年难民，分批送往皖南新四军总部，其后陆续送往苏南、苏北等地参加抗战。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也在“七七事变”后于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界投入抗日救国斗争，并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圆瑛任团长。随后，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召集京沪各寺青年僧徒于申城成立了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京沪僧侣第一救护队。救护队员100人，编为3个大队，经过一周集训后，赴淞沪前线，从事战地救护工作。继上海之后，汉口、宁波、广州、重庆、成都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僧侣救护队，其中重庆僧侣救护队因救护工作卓有成效，得到了国民政府通令嘉奖。最近刚刚公映的、被称为“中国版《辛德勒的名单》”的《栖霞寺１９３７》则描写了位于南京的这座佛寺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保护难民的历史。1937年底，日军占领南京，进行了长达数周的血腥屠杀，南京城内大批难民涌入栖霞寺躲避日军。面对日军屠城，栖霞寺寂然法师、月基法师和志开法师率领僧众营救了两万四千多名难民，被救人士中还包括国民党政府将领、德国和瑞典工程师等。在与日军的抗争中，许多僧人惨死在日军的枪口下。寂然法师等人不畏牺牲，一边援助伤病难民，一边设法保护抗日军人，掩护他们安全过江，又冒着生命危险把记录着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证的胶片送出南京。手无寸铁的中国僧人们面对死亡，毫不畏惧，以普渡众生，慈悲为怀的佛教教义为武器，与凶残的日军进行了一场人性与兽性的较量。淞沪战役结束后，阵亡的中国军人及罹难平民尸横遍野，惨不忍睹。1938年春，上海各寺僧侣组织了掩埋队，在范成和慧开法师的带领下，从2 月至5 月，在上海、苏州等地共掩埋了1 万多具遗体32。湖南南岳的僧人接受了GCD的抗日主张，慧旦、演文法师还请周恩来在各自的笔记本上留下了“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亲笔题词，在当时南岳佛道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僧道因此受到启蒙，纷纷投奔到抗战救国的行列中来，不久在叶剑英等人的直接指导下成立了南越佛道救国协会。叶剑英还参加了成立大会，并作了题为“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讲演。他说，当我国家民族危难之时，奉劝各位爱国僧侣不要再独坐禅房祈祷、祝福，逃避艰苦的现实而想象将来，那是空洞的无内容的幻想。在亡国灭种的大祸已临到我们头上时，要行动起来，走出禅房，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团结全国佛道教徒成为全民族的抗战的一部分。南岳宗教界上千名佛道爱国人士的抗日救难热情此后十分高涨，在巨赞、演文、暮笳等法师的带动下，许多青年佛道教徒成立流动工作团和宣传队、救护队、服务队，在长沙、湘潭、衡山、衡阳等地积极宣传抗日，抢救难民。其中于1938年成立的南岳僧侣救护队由五大寺的120余人组成，道安法师任大队长，大定、智圆任分队长，经过集中训练，每遇空袭，即赴战地救难。在内蒙的大青山地区，八路军大青山支队与蒙古族上层、宗教上层建立了密切联系和深厚友情，并依靠他们沟通了与一些伪军、伪蒙军的内线联系，取得了他们在各个方面的支持、合作和帮助。地处西北大后方的陕西也于1939年春由西北行营批准成立了“陕西佛教抗战救亡救护队”，该队由35位年轻僧人组成，经过红十字会医院两个月的培训后，奔赴山西中条山、潼关、华阴三个伤兵集中处进行救护工作。这些佛教救护队员除了进行包扎、换药、打针等医疗救护外，还每天早晚为伤员念经祈祷。该队的救护工作一直持续到1940年，然后队员返回各寺。皖南事变后，永宁寺住持雪松法师担任了盐城县抗日民主政府中的参议会参议员。他在陈毅、刘少奇等领导人的教育帮助下，拥护GCD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积极参加抗日文化宣传活动，组织了盐城县佛教界抗日救护队，自任教官，以自己会中医的一技之长，救护过不少新四军伤病员。他还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GCD的干部胡扬、苏海、还寄萍、李寄农等人，陈毅、刘少奇称他“革命和尚”。1939年5月，班禅大师行辕暨XZ僧俗民众又组织了以丁杰佛为团长、拉敏益西楚臣为副团长的14人代表团风餐露宿，赶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总之，中国佛教界在抗战时期所从事的抗战后勤性工作，从工作类型来讲是全方位的，从参加者来讲是全国范围内的，其数之大，其功之高，实难尽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