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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王先春）
评论对象： 黄嘉禾 | 2017/5/18 1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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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对象： 黄嘉禾 | 2017/5/18 1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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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马杀贼，下马学佛——中国佛教界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十大积极作用
“上马杀贼，下马学佛”是周恩来在抗日战争时期给南岳佛教僧人写的一句话，这既是对当时业已投身抗战的中国佛教界的肯定，也是对当时中国佛教界进一步参与抗战的激励，在今天来看，也是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佛教历史特征的高度概括。这句话饱含着中国佛教界参与抗战的丰富内涵，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尤其值得我们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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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向来以出世风格而著称，常被人视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遁世型宗教。然而，佛教毕竟是人间的宗教，它不可能脱离自身的生存环境，所以它总是和一定时空下的人与事密切联系在一起。当我们把时间聚焦到抗日战争时期，把空间视角调整到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时，我们发现，国难当头之际，中国各民族齐聚在抗战的大旗下，形成了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齐心协力、共赴国难的壮烈局面。一向清静自在的中国佛教，也自觉融入到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时代洪流之中，形成了“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特殊形态，为争取民族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今天我们回顾中国佛教界的这段既学佛又杀贼的历史，既是对抗战胜利的纪念，也是对宗教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反思，对今天在宗教领域所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也会有诸多有益的启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迅速沦陷，日本军阀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1937年，国共合作正式实现，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的伟大历史。在国家的抗战总动员和中国GCD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中国佛教界从实际出发，在坚持自己的佛教信仰的同时，也为挽救民族危亡做了大量工作，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
第一，呼吁“国难已到非常时期，凡属国民同有救国救民之责任”①，强调佛徒也是国民的一部分，也应肩负起守土抗战的责任。“九一八”事变后，太虚发表了《为沈阳事件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号召广大信佛民众要“以菩萨大悲大无畏之神力”，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与此同时，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也通告全国佛教徒，以宗教的形式表达爱国抗敌之情，制止日本军阀的侵华暴行②。身在南京的佛教居士欧阳渐先生也积极宣传，主张坚决抗日，反对投降妥协，提出“抗战到底是一条鞭，不可收容主和败类”③。1932年3月18日，太虚又撰写了《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表示要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大无畏精神，逼迫日本当局“撤兵回国”，使中日两国人民免遭涂炭，共享和平。1932年，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尼玛在给中央政府的电报中说：“班禅目击时艰，忧愤无已，虽身属空门，而于救国图存之道，何敢后人！”④五台山佛教僧会会长然秀法师说，羊羔还有跪乳之情，乌鸦还有反哺之恩，庙里老佛爷还要给他烧香点灯，我们出家人难道没有一点血性吗？日本鬼子把火烧到佛祖门口，我们岂能坐视不顾。整个抗日时期五台山僧侣们之间互相流传的一句话就是“虽然出家，但没有出国，所以我们至死不当亡国奴。”佛教界还公开宣传中国需要“武化”，以战争来收复失地，为此有必要强化一切组织和活动，统一政治，统制经济，一般的民众生活也要军事化纪律化，使整个国家像水泥钢筋那样结实耐久，以迎击日本的侵略。弘一法师也时常向僧俗大众宣传爱国思想，激励其投入抗战救国大业。1937年10月，他在厦门告诫当地青年僧侣:“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饮的是温陵之水，我们身为佛子，若不能共纾国难，为释迦如来张些门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在此前后，他大书字幅，广赠佛门信徒:“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⑤一些青年爱国僧人更是满怀杀敌护国的热诚。他们指出，国家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已不允许爱国青年徘徊不前，青年僧人必须暂时告别“清修”生涯而去从军。他们大声疾呼：“僧青年同志们，大家携手上前线，为着悲心的激发，为了正义与自由，为了争取民族的生存，为了光大佛教的前途，为了解脱人类的痛苦，不惜自我的牺牲，消灭日本军阀，实现和平安乐的世界。走！”⑥
太虚还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遭人欺负的自身原因，并由此出发，用佛教的理论来激励中国人的抗战热情。他说，“我们亦必有自取之道，孟子说道：‘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国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就是此意”⑦。他认为，中国政治机构不健全，国民具有“依赖苟安”的缺点，民族意识不强烈，才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所以，要取得抗战建国的胜利，中国人就必须以“业报”理论作指导，主动改过，树立自立与爱国的精神，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若不能抗战以达到最后之胜利，既不能建国而反为强寇所灭亡”⑧。
为了鼓舞士气，抗战时期的中国佛教界还大力弘扬佛法积极救世的“乐观”、“无畏”精神，鼓励人们以昂扬的精神状态投入抗战。如太虚法师曾说，“以地大人众，新兴蓬勃之中华民族，又岂能为日本完全吞灭!”⑨1941年1月，暮笳法师在《狮子吼》上发表了《培植青年的心》一文，呼吁广大青年以乐观的精神迎接中华民族的明天。他指出:“在民族再生的新天地中，我们只有狂歌，而没有半点忧伤。”他希望广大爱国爱教的佛教青年，“要将自己的人格和庄严而神圣的佛事结合在一起……就是在参加现阶段的解放事业中，把我们的全副身心交给那个光辉的事业”。要像佛陀教导的那样，勇于下地狱。“不惟下地狱也，且常乐地狱，且庄严地狱”，从而更深切地把握佛法“乐观”、“无畏”的人生观，真正培养出崇高的人格。中国佛教界的这些抗战呼吁和抗战激励，充分体现出中国佛教界炽烈的爱国情怀和将佛法与时代主题有机契合的历史自觉。
第二，对佛教的理论与戒律做了重新的阐释，使佛教与抗战大局相适应，既为佛教界投身抗战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持，也为全民族抗战的合理性提供全面的论证。面对日本铁蹄对中国的肆意践踏，中国全社会都处于激愤状态，人们对佛教的要求也变成了“放下法器，举起屠刀”。佛教界爱国人士顺应这一时代大潮，对佛教理论体系与修道体系做了全面的解释，指出佛教徒的最高目标是成佛，但是，如果不在现世降伏日本这一凶魔，佛徒们就根本无法成佛。他们认为日本法西斯就是佛经中所说的魔，佛魔誓不两立，修行成佛的僧人只有战胜了魔，才算完成了僧人的任务，所以，降魔就是成佛必经的过程。他们认为，“中国为保国家民族而自卫，为世界正义和平，为遮止罪恶、抵抗战争而应战，与阿罗汉之求解脱安宁不得不杀贼，佛之建立三宝不得不降魔，其精神正是一贯的”⑩。他们还以《护国般若经》为根据，认为国家有内乱和外患时，佛教徒必须起而护国。而护国之法，当“内聚众力，外集多援”。所以，佛教徒“为保全其国家民族之自由独立，抵抗强寇侵掠，解除外力拘压，自属合理之正当行为”11。
佛教界还充分阐释了“杀敌”与“戒杀”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二者并不矛盾。如太虚就认为，“佛教徒是反对杀任何生物为食品的”，“但当侵略者破坏国家伤害人民时，则任何人皆负有抵抗之义务，为正义而引起战争惨杀，虽甚遗憾，然实不得已之事”12。弘一法师的弟子、著名画家丰子恺居士说得更加明确:“我们为什么要‘杀敌’？因为敌人不讲公理，侵略我国，违背人道，荼毒生灵，所以要‘杀’。故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战。”13一些青年爱国僧人更为激昂，他们坚定地认为，“以沸腾的热血清洗国族的耻辱，于情理上实属应分，并与佛戒不相违背”14。他们还以佛经为证，“菩萨见恶劫贼，为贪财故，欲杀多生……以怜悯心而断彼命，由是因缘，于菩萨戒无所违犯，生多功德”15。所以，他们认为武力抗日是菩萨的救世行为，挽救中国民众的生命财产则是最好的积善行德。他们号召佛教徒“以悲心入军阵”，“以怜悯心而断彼命”。佛教有三种布施之说，即所谓“财施”、“法施”、“无畏施”。太虚认为，这三种布施都适于抗战的需要，他解释说：“在今抗战建国时期内的中国人，当以认清并宣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义为最大法施；以抵抗侵略，驱除暴寇，达到军事胜利为第一的无畏施；能将意志、力量集中于求国家民族抗战胜利上，为最扼要的财施。”16佛教界的教义阐释极大地激励了全国佛教徒的抗日救国热情，也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
第三，举行各种形式的护国息灾法会，以宗教的方式表达对国家与民族未来的祝愿，对抗日战士的激励和对死难者的哀思。早在1932年1月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得知日寇在上海的暴行，立即令XZ各大寺庙数十万僧人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祈诵经文，诅咒侵略者，“冀中央政府取得最后胜利”。在这期间，他还多次派僧俗官员到南京，加强与国民政府之间的联系，“发表了坚决支持中央政府，呼吁全国团结共同抗日的主张”17。抗战前夕与初期，九世班禅多次在内蒙、青海、四川等地召集各大寺庙的喇嘛修建坛城，虔诵靖国消灾大经，祈祷和平，超荐抗日阵亡将士。如1934 年5 月13 日至18 日，他在杭州灵隐寺主持了宗旨为祈祷世界和平，超度阵亡抗日将士的“时轮金刚大法会”。XZ昌都地区著名活佛诺那呼图克图，除了呼吁“驱彼日本人，还我故土”，表示“宁作战死鬼，不为亡国奴”18的心声外，还多次在上海、南京等地主持“大白伞护国法会”上传授旨在镇护国家，退却强敌，息灾解难的大白伞盖坚甲咒等经咒、仪轨。炉霍、道孚、甘孜等藏区57 寺僧人还联合致电国民政府，表示:“暴日入寇，五族同仇。僧伽等分属国民，爱护国家，利乐有情，未敢后人。谨于每月东日举行月会时，虔诚挚心，增诵经课，面向三宝，为国家民众祈求胜利。”19抗战初期，华北地区是抗敌的主要战场，在历次作战中不少爱国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早在1935年8月，华北僧俗就于北平举办了大规模的盂兰盆法会，诵经追悼华北抗战中阵亡的将士。上海、湖北、山西、陕西等地的佛教徒也纷纷呼应北平，举行护国息灾法会。1936年5月，印光法师应邀到上海主持护国息灾法会。法会期间，印光法师每日说法两小时，他首倡献金息灾，对佛教界的捐资抗战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1937年10月，重庆佛学社启建护国息灾法会，由能海法师主坛修法，反对日本侵略，祝愿抗战胜利。次年，湖南、汉口等地的寺院或佛教组织也举办了护国法会和纪念七七抗战周年法会。1939年3月，戴传贤、屈映光等人发起在重庆再次举行护国息灾法会，请藏传佛教大师贡噶主坛，追悼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同年，著名高僧虚云提议，“当兹抗日战争，兵民损伤甚众，凡为佛子，应各发心，乃设坛每日礼忏二小时，荐亡息灾。全体大众减省晚食，节积余粮，献助国家赈款，均赞助实行”20。热振活佛于1939 年7月7 日致电蒋介石，表示支援抗战:“以抗战已进入第二期，日渐胜利，为振奋全藏精神，共同向‘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之目标迈进，以堵击日寇之侵略起见，特于五月十二日在三大寺上下密院及古刹诸处，一律设坛，进行祝我军得胜利，并诅日政权立灭之咒。”1942年底，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在重庆举行“护国息灾大悲法会道场”，虚云法师应邀赴渝主修法会，盛况空前，影响巨大。各地陆续举办的这些法会，同抗日救亡的时代脉搏紧密相扣，对于安慰死难家属、化悲痛为力量、激励继续抗日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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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向来以出世风格而著称，常被人视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遁世型宗教。然而，佛教毕竟是人间的宗教，它不可能脱离自身的生存环境，所以它总是和一定时空下的人与事密切联系在一起。当我们把时间聚焦到抗日战争时期，把空间视角调整到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时，我们发现，国难当头之际，中国各民族齐聚在抗战的大旗下，形成了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齐心协力、共赴国难的壮烈局面。一向清静自在的中国佛教，也自觉融入到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时代洪流之中，形成了“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特殊形态，为争取民族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今天我们回顾中国佛教界的这段既学佛又杀贼的历史，既是对抗战胜利的纪念，也是对宗教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反思，对今天在宗教领域所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也会有诸多有益的启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迅速沦陷，日本军阀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1937年，国共合作正式实现，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的伟大历史。在国家的抗战总动员和中国GCD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中国佛教界从实际出发，在坚持自己的佛教信仰的同时，也为挽救民族危亡做了大量工作，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
第一，呼吁“国难已到非常时期，凡属国民同有救国救民之责任”①，强调佛徒也是国民的一部分，也应肩负起守土抗战的责任。“九一八”事变后，太虚发表了《为沈阳事件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号召广大信佛民众要“以菩萨大悲大无畏之神力”，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与此同时，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也通告全国佛教徒，以宗教的形式表达爱国抗敌之情，制止日本军阀的侵华暴行②。身在南京的佛教居士欧阳渐先生也积极宣传，主张坚决抗日，反对投降妥协，提出“抗战到底是一条鞭，不可收容主和败类”③。1932年3月18日，太虚又撰写了《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表示要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大无畏精神，逼迫日本当局“撤兵回国”，使中日两国人民免遭涂炭，共享和平。1932年，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尼玛在给中央政府的电报中说：“班禅目击时艰，忧愤无已，虽身属空门，而于救国图存之道，何敢后人！”④五台山佛教僧会会长然秀法师说，羊羔还有跪乳之情，乌鸦还有反哺之恩，庙里老佛爷还要给他烧香点灯，我们出家人难道没有一点血性吗？日本鬼子把火烧到佛祖门口，我们岂能坐视不顾。整个抗日时期五台山僧侣们之间互相流传的一句话就是“虽然出家，但没有出国，所以我们至死不当亡国奴。”佛教界还公开宣传中国需要“武化”，以战争来收复失地，为此有必要强化一切组织和活动，统一政治，统制经济，一般的民众生活也要军事化纪律化，使整个国家像水泥钢筋那样结实耐久，以迎击日本的侵略。弘一法师也时常向僧俗大众宣传爱国思想，激励其投入抗战救国大业。1937年10月，他在厦门告诫当地青年僧侣:“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饮的是温陵之水，我们身为佛子，若不能共纾国难，为释迦如来张些门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在此前后，他大书字幅，广赠佛门信徒:“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⑤一些青年爱国僧人更是满怀杀敌护国的热诚。他们指出，国家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已不允许爱国青年徘徊不前，青年僧人必须暂时告别“清修”生涯而去从军。他们大声疾呼：“僧青年同志们，大家携手上前线，为着悲心的激发，为了正义与自由，为了争取民族的生存，为了光大佛教的前途，为了解脱人类的痛苦，不惜自我的牺牲，消灭日本军阀，实现和平安乐的世界。走！”⑥
太虚还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遭人欺负的自身原因，并由此出发，用佛教的理论来激励中国人的抗战热情。他说，“我们亦必有自取之道，孟子说道：‘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国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就是此意”⑦。他认为，中国政治机构不健全，国民具有“依赖苟安”的缺点，民族意识不强烈，才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所以，要取得抗战建国的胜利，中国人就必须以“业报”理论作指导，主动改过，树立自立与爱国的精神，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若不能抗战以达到最后之胜利，既不能建国而反为强寇所灭亡”⑧。
为了鼓舞士气，抗战时期的中国佛教界还大力弘扬佛法积极救世的“乐观”、“无畏”精神，鼓励人们以昂扬的精神状态投入抗战。如太虚法师曾说，“以地大人众，新兴蓬勃之中华民族，又岂能为日本完全吞灭!”⑨1941年1月，暮笳法师在《狮子吼》上发表了《培植青年的心》一文，呼吁广大青年以乐观的精神迎接中华民族的明天。他指出:“在民族再生的新天地中，我们只有狂歌，而没有半点忧伤。”他希望广大爱国爱教的佛教青年，“要将自己的人格和庄严而神圣的佛事结合在一起……就是在参加现阶段的解放事业中，把我们的全副身心交给那个光辉的事业”。要像佛陀教导的那样，勇于下地狱。“不惟下地狱也，且常乐地狱，且庄严地狱”，从而更深切地把握佛法“乐观”、“无畏”的人生观，真正培养出崇高的人格。中国佛教界的这些抗战呼吁和抗战激励，充分体现出中国佛教界炽烈的爱国情怀和将佛法与时代主题有机契合的历史自觉。
第二，对佛教的理论与戒律做了重新的阐释，使佛教与抗战大局相适应，既为佛教界投身抗战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持，也为全民族抗战的合理性提供全面的论证。面对日本铁蹄对中国的肆意践踏，中国全社会都处于激愤状态，人们对佛教的要求也变成了“放下法器，举起屠刀”。佛教界爱国人士顺应这一时代大潮，对佛教理论体系与修道体系做了全面的解释，指出佛教徒的最高目标是成佛，但是，如果不在现世降伏日本这一凶魔，佛徒们就根本无法成佛。他们认为日本法西斯就是佛经中所说的魔，佛魔誓不两立，修行成佛的僧人只有战胜了魔，才算完成了僧人的任务，所以，降魔就是成佛必经的过程。他们认为，“中国为保国家民族而自卫，为世界正义和平，为遮止罪恶、抵抗战争而应战，与阿罗汉之求解脱安宁不得不杀贼，佛之建立三宝不得不降魔，其精神正是一贯的”⑩。他们还以《护国般若经》为根据，认为国家有内乱和外患时，佛教徒必须起而护国。而护国之法，当“内聚众力，外集多援”。所以，佛教徒“为保全其国家民族之自由独立，抵抗强寇侵掠，解除外力拘压，自属合理之正当行为”11。
佛教界还充分阐释了“杀敌”与“戒杀”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二者并不矛盾。如太虚就认为，“佛教徒是反对杀任何生物为食品的”，“但当侵略者破坏国家伤害人民时，则任何人皆负有抵抗之义务，为正义而引起战争惨杀，虽甚遗憾，然实不得已之事”12。弘一法师的弟子、著名画家丰子恺居士说得更加明确:“我们为什么要‘杀敌’？因为敌人不讲公理，侵略我国，违背人道，荼毒生灵，所以要‘杀’。故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战。”13一些青年爱国僧人更为激昂，他们坚定地认为，“以沸腾的热血清洗国族的耻辱，于情理上实属应分，并与佛戒不相违背”14。他们还以佛经为证，“菩萨见恶劫贼，为贪财故，欲杀多生……以怜悯心而断彼命，由是因缘，于菩萨戒无所违犯，生多功德”15。所以，他们认为武力抗日是菩萨的救世行为，挽救中国民众的生命财产则是最好的积善行德。他们号召佛教徒“以悲心入军阵”，“以怜悯心而断彼命”。佛教有三种布施之说，即所谓“财施”、“法施”、“无畏施”。太虚认为，这三种布施都适于抗战的需要，他解释说：“在今抗战建国时期内的中国人，当以认清并宣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义为最大法施；以抵抗侵略，驱除暴寇，达到军事胜利为第一的无畏施；能将意志、力量集中于求国家民族抗战胜利上，为最扼要的财施。”16佛教界的教义阐释极大地激励了全国佛教徒的抗日救国热情，也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
第三，举行各种形式的护国息灾法会，以宗教的方式表达对国家与民族未来的祝愿，对抗日战士的激励和对死难者的哀思。早在1932年1月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得知日寇在上海的暴行，立即令XZ各大寺庙数十万僧人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祈诵经文，诅咒侵略者，“冀中央政府取得最后胜利”。在这期间，他还多次派僧俗官员到南京，加强与国民政府之间的联系，“发表了坚决支持中央政府，呼吁全国团结共同抗日的主张”17。抗战前夕与初期，九世班禅多次在内蒙、青海、四川等地召集各大寺庙的喇嘛修建坛城，虔诵靖国消灾大经，祈祷和平，超荐抗日阵亡将士。如1934 年5 月13 日至18 日，他在杭州灵隐寺主持了宗旨为祈祷世界和平，超度阵亡抗日将士的“时轮金刚大法会”。XZ昌都地区著名活佛诺那呼图克图，除了呼吁“驱彼日本人，还我故土”，表示“宁作战死鬼，不为亡国奴”18的心声外，还多次在上海、南京等地主持“大白伞护国法会”上传授旨在镇护国家，退却强敌，息灾解难的大白伞盖坚甲咒等经咒、仪轨。炉霍、道孚、甘孜等藏区57 寺僧人还联合致电国民政府，表示:“暴日入寇，五族同仇。僧伽等分属国民，爱护国家，利乐有情，未敢后人。谨于每月东日举行月会时，虔诚挚心，增诵经课，面向三宝，为国家民众祈求胜利。”19抗战初期，华北地区是抗敌的主要战场，在历次作战中不少爱国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早在1935年8月，华北僧俗就于北平举办了大规模的盂兰盆法会，诵经追悼华北抗战中阵亡的将士。上海、湖北、山西、陕西等地的佛教徒也纷纷呼应北平，举行护国息灾法会。1936年5月，印光法师应邀到上海主持护国息灾法会。法会期间，印光法师每日说法两小时，他首倡献金息灾，对佛教界的捐资抗战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1937年10月，重庆佛学社启建护国息灾法会，由能海法师主坛修法，反对日本侵略，祝愿抗战胜利。次年，湖南、汉口等地的寺院或佛教组织也举办了护国法会和纪念七七抗战周年法会。1939年3月，戴传贤、屈映光等人发起在重庆再次举行护国息灾法会，请藏传佛教大师贡噶主坛，追悼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同年，著名高僧虚云提议，“当兹抗日战争，兵民损伤甚众，凡为佛子，应各发心，乃设坛每日礼忏二小时，荐亡息灾。全体大众减省晚食，节积余粮，献助国家赈款，均赞助实行”20。热振活佛于1939 年7月7 日致电蒋介石，表示支援抗战:“以抗战已进入第二期，日渐胜利，为振奋全藏精神，共同向‘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之目标迈进，以堵击日寇之侵略起见，特于五月十二日在三大寺上下密院及古刹诸处，一律设坛，进行祝我军得胜利，并诅日政权立灭之咒。”1942年底，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在重庆举行“护国息灾大悲法会道场”，虚云法师应邀赴渝主修法会，盛况空前，影响巨大。各地陆续举办的这些法会，同抗日救亡的时代脉搏紧密相扣，对于安慰死难家属、化悲痛为力量、激励继续抗日产生了积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