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仁中学作为圣约翰大学“经认可学校”（accredited school）而列入其教育圈[③]，毕业生通过保送制度直升圣约翰大学，这是美国圣公会教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种特权，如同圣约翰毕业生可以不经考试进入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等世界名校的研究生院留学深造一样。[10]

其次，来看辅仁中学的办学主体。学校的发起人和校董是圣公会教友、圣约翰大学唐纪云（1885—1974）、杨四箴、许松泉等四位校友[④]。台湾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许倬云博士是辅仁中学1949届毕业生，说学校创办者“这四个人不是教会的人”[11]，这是不准确的记忆。至少有案可稽的是，学校首倡者、圣约翰大学校友杨四箴不仅是基督教牧师，而且抗战胜利后还兼任过无锡圣公会开办的普仁医院[⑤]院长，时段为1945年10月至1948年3月。[12]另外，唐纪云等三人均是美国圣公会虔诚教友。此外，美国圣公会和辅仁中学教员也积极捐资助学，如“热血洒东方”的第二任美国籍校长戴泽民（Rev. E. R. Dyer），也曾“慷慨捐资解此囊”。[13]

第三，来看辅仁中学的教学和管理主体。民国时期，辅仁中学施行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的课程和教材，历任校长都是无锡圣公会的会长。所不同的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叶收回教会学校教育权之前，辅仁中学的校长和执行校长都是美国籍，民国15年（1926）之后全部改由杨四箴等华人会长、牧师担纲。圣约翰大学同学会为辅仁中学招募来外籍教员以及管理人员基本上都是基督教徒，与差会关系紧密。

第四，来看辅仁中学的行政认可。学校创办的第一个开学典礼上，时任无锡县知事杨畦韭发表演说，肯定圣公会在本邑创办中学功德的同时，针砭教会学校流弊。摘要如下：

教会学堂者，我中国学校之先河。然教会学堂亦有与中国内地不甚通合者，则以其于外国文字无不偏重，重尚亲教、意志束缚，而学生毕业往往于中国文学亦或未备，遂不能推行尽利。圣公会美教士慕高文先生近得上海圣约翰大学诸同学之赞助，于无锡设立辅仁中学校，意欲一洗从前教会学堂之弊。其将来英文各科之优美固不待言，而于所延中文教员亦周咨博访不厌求详，多一时髦彦之士。吾知其必大放光明无疑也，于是校之开始也，遂书以为之颂。[14]

也就是说，当时社会普遍认可辅仁中学为一所教会学校。这位父母官一针见血的铮铮告诫，可谓未雨绸缪。但在慕高文等中外校长的带领下，辅仁中学一洗教会学堂之流弊，真是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