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2月，日俄战争打响，这使得“茂新”积压烟台的21万包面粉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销售一空，“茂新”面粉在北方的销路由此打开。

1914年秋在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大量的面粉订单送到了荣氏兄弟手中，二人借此“国内机制面粉的黄金时代”，大力扩充事业，使其面粉产量占据了当时全国总数的29%。与此同时，申新纱厂出产的“人钟”牌棉纱被定为标准纱，并很快打入国内外的市场——荣氏企业至此在中国牢牢站住了脚跟。

1925年5月30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荣宗敬以一名商人的冷静头脑，通过适时地抛售和吃进日元并配合舆论宣传工作，一手引导了当时日元对银元的比价。有记载说，他最终从中净赚了近400万日元。

1938—1940年，上海租界以外沦陷区纱厂不是被敌人炮火所毁，就是被日军强占；而内地需要纱布“极为殷切”，所以在租界内继续开工的纱厂“无不市利百倍”。那段时间是上海纱厂界高速发展期。主营面粉业的荣家“福新”系同样在“孤岛”时期迎来短暂的高速发展期。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编著的《荣家企业史料》记载：以福新二、七厂为例，两厂在1937年共亏损了32万元法币，1938年时已成功扭亏为盈；一年后盈利额已高达210万元法币(当时1元法币约合0.29美元)。

此外，《荣家企业史料》还显示，荣家用赚来的钱先后开办了广新银公司、大新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而申二、九两厂利用银行贷款，大量购囤外国产棉花。1942年5月，荣家在汪伪政府币制改革之际，以仅相当于7936两黄金的款额，还清了荣家企业所欠在战前相当于17万两黄金的全部银行贷款。

抗日战争初期，荣家也曾考虑以1937年底成立的上海市民协会作为维护其大规模企业所依靠的组织。上海市民协会类似日军成立的“大道政府”（即伪上海市政府），带有“维持会”的性质。1938年元旦，上海《大美晚报晨刊》刊登消息：各界爱国人士集会声讨“上海市民协会”，认为“上海市民协会”是非法的，是汉奸走狗的假名活动组织。

追随国民政府迁厂入川，意味着要接受蒋介石的统制经济政策，再加上西南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当时甚至有‘宁弃之江中，不愿迁之于川’的说法，”据《荣家企业史料》记载，主持内迁的李国伟也受到了荣家的责难。国民政府下达指令：荣氏在武汉的厂子必须要拆。宋美玲还为此亲自去过厂里，表示“如果不拆就毁掉”。无奈之下，荣家最终同意将“申四”、“福五”厂拆迁入川。出乎荣家意料的是，入川后的“申四”、“福五”厂获得了充分的发展。《荣家企业史料》称：“以‘申四’为例，‘申四’重庆厂生产的棉纱因为战争造成的物资内运困难的缘故而供不应求，即使价格不断上涨，也总有客户排队求购。”“申四”的账表资料显示：1939—1945年，“申四”重庆厂的盈利约合战前法币325万元，盈利率高达70%，而如果将暗账盈利额也计算在内的话，这两个数字则可分别达到934万元法币和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