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圣树)

        父亲成希文，字知白，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九月初三出生于湘乡虞唐苏坡塅的一个耕读相传的民家。曾祖父咨甫公、祖父孝骞公都是私塾教师，家境小康。
我父是个不幸的孩子，4岁丧母，12岁丧父，幸亏在曾祖父的大家庭里，有一位早年孀居、未曾生育过的曹氏伯祖母接手照管，将他抚育成人。父亲6岁时在自家私塾启蒙，后因祖父患病停教，转入成氏宗祠所办的族学私塾（仁谋学堂的前身）就读，那时他才11岁。两年后，他去县城参加湘乡县驻省中学的入学考试，被录取后，走出虞唐到长沙读书。
        毕业临近，我父正为今后去向着急，这时有一位吴姓同学的大哥从日本回湘，打算接其弟同去日本留学。从兄弟俩谈话中，我父得知当时日本的教育条件远胜中国，加上兄弟俩也动员我父同去，他听后十分心动。当听到自费留学需要一笔较大数额的资金时（当时湖南与东京不能通汇），父亲不免为之犯愁。
        此时，曾祖父已去世，大家庭已分家。父亲分得数亩田地和几间土砖房。我父回到家乡，将自己想留学的意向告诉伯祖母，同时也将想变卖遗产之事征求长辈意见。伯祖母对他想出洋留学十分支持，但对他想变卖祖产则表示反对，并提出另外设法来筹资。伯祖母为人善良、正直、能干，原来曾经是大家庭的当家人，理家有方，深得家人敬重，在邻里间也有好名声。同时她也清楚本房和近房有一笔共有公款在外面放息。于是亲自去找各房长者和管事人商量，要求他们将钱借给父亲求学，并言明以父亲名下的财产作抵押，约定每年还本付息的数额，由伯祖母负责履约。得到各房同意后，很快借到了800元银洋。我父辞别家庭，怀揣银票匆匆忙忙赶往长沙。跟着吴氏兄弟如期启程。半个多月后到达东京。
        那时，东京开设有一所宏文书院，专为外国人学日语和补习数理化等课提供服务，在这所书院中以中国学生居多，父亲和吴氏兄弟都进了宏文书院。在那个特定语音环境里学日语，自有事半功倍之效，加上他刻苦学习，三年就修完了日本高中所有课程，并且获得了高中毕业证。随后他考上了东京工业大学。那时清政府在东京设有“学监”，对录取在正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与“官派留学生”一样享受“官费”待遇（按月发放学杂费及生活费）。父亲带去的钱原本不多，幸有“官费”接替，这就解决了后来几年所需的资金。
        我父进东京工大后，认识了同为湘乡籍的龚铁铮同学，龚去日本时间较我父早，班次也比父亲高。在这位热血青年的带领下，父亲去听过孙中山先生的讲演，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燃起了救国热情，不久就经龚介绍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同盟会号召留日的会员回国参加革命，我父是为数不多的响应者之一，毅然休学回到长沙参加推翻清地方政权机构的斗争直至胜利。革命政权建立后，我父受命接收长沙铜元局（铸制铜元的工厂），并许以铜元局局长职务。父亲以学业未完成，辞未就职，并且离长返回东京工业大学继续学习，直到民国四年（1915年）才从工大毕业。父亲16岁去日，25岁回国，先后共9年。
        民国初年，各地民族资本与外来投资纷纷兴建纱厂与其他实业，父亲与同批留日归来人员途经上海时，就有申新、恒丰等集团招聘人员与之接触，许以高薪招揽人才。父亲报效桑梓心切，没留在上海，径直回到了湖南。
到长沙后，父亲面临几种选择：一是从政，有辛亥革命时期的同志现已身居高职，可以为他推荐一个适当职位；二是去工厂，湖南正筹建第一纱厂，与他所学专业刚好对口；三是教书，湖南正在创设甲种工业学校与乙种工业学校两所不同层次的学校，师资奇缺。他认识到：振兴工业是救国之道，而振兴工业又离不开工业教育，父亲就选择了教学生涯。
        我父接受了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后改湖南省立高级工业学校——以下简称高工）的聘书，担任纺织科教师。两年后担任纺织科主任。又两年，他被省政府任命为高工校长。他担任校长后，一方面向上级和各方力陈工业教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要求省财政多拨经费扩充教舍及兴建实习工厂。父亲将学校仅有一幢教学楼的甘家台校舍迁往有数百亩土地的大垅新校址，大兴土木，既建教学楼、办公楼与宿舍及食堂，又建纺织、机械、电机及化工四科的实习工厂，并充实机器设备及仪器、图书；同时也延聘海外归来或国内名牌大学出身的师资，并配备和留用毕业生中的优秀者充任助教和实习工厂指导教师。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中期的十多年时间里，高工在省内外名声远播，毕业生供不应求，深得各方重视。
        父亲主持校务，但他一直未离开过讲台。他主要讲纺纱学，并且执笔编写教材。那时的教育部调集各省工业学校的专业课教材进行审查，将其中审订合格者辑入“全国工业专科学校统一教科书”。湖南高工送审的成希文著《纺纱学》一书获得通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发行。《湘乡县志》1993版中有所记载。此书也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纺纱学。
长沙遭到敌机的狂轰乱炸，全市实行紧急疏散。高工快动作地迁往湘乡永丰镇（今双峰县）郊外的王朗和堂，并在那里继续复课，随后还将实习工厂的机器设备等装箱运到了那里。以后随着日寇侵略的深入，高工再迁洞口，三迁黔阳安江，四迁黔阳托口，五迁溆浦桥江，我父就带着这样一支包括教职工、学生及教工家属的庞大流亡队在湘西辗转迁徙。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父亲便将这支近400人的队伍完整无损地带回长沙。
        战后，那时的省政府作出决定：一、将原设南岳的工专迁长沙与高工合并（一个学校两块牌子）；二、任命成希文兼任工专与高工两校校长。此时，高工大垅校舍在战火中只剩下断壁残垣，工厂和机器设备、仪器图书更是损失惨重。为了及早复课与招生，父亲动员全体成员全力以赴，基建与修复昼夜施工，设备采购及时到位，不到半年时间，两校全面复课并开始招收新生，三年后，工专、商专、农专合并为克强学院，拟调我父亲去克强。他离不开几十年为之奋斗的高工，婉辞未去。
        1947年，蒋介石为了当上“总统”以挽救其垮台的危局，搞“国大代表”选举，以便召开“国大”。我父在湘乡县城的友人和学生主动推他为“由选举人500人以上签署的竞选人”，并催父亲回县参加竞选。父亲当时正忙于两校事务，且闻知有某伪军长也在竞选人之列，而且是“中央圈定人选”，他不愿参与凑热闹，立即写信给当时在湘乡的省立五职杨传尧校长（系我父早年的学生，战时担任高工总务主任），一方面感谢他们500人提名的美意，另一方面为工作繁忙不能回县参加竞选致歉。父亲是唯一未参与的竞选人，落选自在意料之中。他对国民党的假民主十分反感。
        湖南和平解放之前，父亲身边的一位通讯员小舒，接受中共地下组织的指派，先后向我父传递一些毛主席的著作如《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文的单行本，父亲读得很认真，在思想认识上逐渐有所提高。当长沙进步人士发起的《湖南和平解放宣言》传到父亲手中时，他义无反顾地签上了自己的姓名。1949年7月，小舒传达了“护校保产、迎接解放”的要求，我父应允后立即付诸行动。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我父受军管会之邀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不久，高工改称湖南省工业学校，派来了新校长，我父调任省工业厅顾问工程师。两个月后，中南区又将他调任武汉纺织专科学校副校长（校长由武汉市魏副市长兼任）。随后，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将郑州定为全国纺织中心（纺都），并拟在郑州纺织学校的基础上筹建河南纺织学院，我父调任郑州纺校副校长，兼职郑州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并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被推为河南省政协常委，享受高干待遇。直至我父71岁时才请求辞去校长职务，专任郑州市政协副主席。
        文革中，我父因患严重的心血管病住入河南纺织医院进行治疗。1968年9月16日，造反派不顾医院的劝阻，竟将颠倒黑白的大字报贴进父亲的病房。我父因受刺激过度，不幸于当天突发脑血管破裂大量溢血，经抢救无效去世，终年78岁。“四人帮”垮台后，文革结束，经过拨乱反正，国家步入正轨。1979年，中共河南省委和郑州市委先后有文件为成希文冤案进行平反，并于当年8月25日在郑州市举行有两百多人参加的“成希文先生追悼会”，郑州市委书记牛万里亲自致悼词。悼词全文1500字，对我父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使所有与会者无不为之感动，我们作为子女，对党的恩情更是铭刻在心。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39年，但他那清瘦脸颊上睿智的眼神时在我眼前梦萦，他那亲切而深刻的教诲也常在我耳边回响，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感谢父亲用他一生的经历给我上了生动的、永远没有下课铃声的一课！（作者为江西财经大学退休。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江西省人大常委委员、江西省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