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工学校作为民国时期培养中高级兵工技术人才和军械人才的全国唯一军事工程技术高等学府，在办学过程中形成了较为鲜明的特色。

首先，选拔严格，生源质量高。兵工学校开办后，从1925年至1948年共招生12期。1925年在武汉、北京、上海招收第一期新生时，由于当时“五卅运动”风云激荡，国内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爱国青年对兵工学校非常向往，加上该校公费待遇，一切费用均由学校供给，就业有保障，毕业后一定能在各兵工厂或兵工署的范围内分配到合适的工作，又有选优出国的机会，所以对广大平民学生极富吸引力，因而投考踊跃。旧中国大学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因此投考者中也不乏大学肄业生。第一期报考2000余人，录取40名，录取率高达1：50；第二、三期的录取率都高达1：30，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第12期。[5]据自1946年6月至1947年12月担任兵工学校校长的杜文若回忆，“兵工学校每次的招生人数很少，一般为三四十人，而报考的人数则很多，一般说来，总是一与数十之比。所以在旧中国能考上兵工学校是很不容易的。当我在兵工学校任职的时候，记得有一位兵工界的同事告诉我，有一次兵工学校补招7名插班生，而报考者竟达2000人之多。”由此可见当时社会对兵工学校的青睐程度。众多的投考者便于兵工学校通过严格的选拔考试从优秀生源中精选英才，也为日后培养兵工界精英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其次，牢固树立质量第一意识，重质不重量。兵工学校的招生规模不大，1925-1948年共招收本科学生12期，入校610人，毕业453人。专科部从1934年开办以来，共招收6期，入校336人，毕业223人。该校在校学生人数通常不超过一二百人。装甲兵学校战车技术研究班并入后，从1940年以来毕业学员191人，经核定为兵工学校大学部毕业学员。兵工学校先后培养的高中级兵工技术人才总计800多人。据说，作为上级主管部门的兵工署对兵工学校的要求，历来是重质不重量的。尽管兵工学校的招生规模不大，但其教学设施却配备齐全，抗战胜利后经过改组扩编的兵工学校有较完善的理化馆、兵器馆、战车馆、图书馆、实习工厂、印刷所等设施外，还有校外各兵工厂、汽车修配厂、弹道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兵器研究所等单位，提供实习、实验场地，能够满足精英教育的需要。

第三，课程体系完善，兼重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教育。尽管兵工学校是一所军事工程技术类院校，但在课程设置上并不只重军工专业技术，而是兼重基础理论和专业技能。兵工学校的课程体系第一年主要是基础课程。由于20世纪20-30年代国民政府与德国形成全面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因此兵工学校将德语作为第一外语；第二年学习应用力学、枪炮构造原理等兵器工业基础理论课程；第三年学习弹道学、火药学等较为深入的专业知识；第四年除安排实习外，还要学习工厂管理等课程。这些课程设置由浅及深、循序渐进，在一、二年级注重使学员打下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三、四年级则注重提高学员的专业素质和实践能力。尤为可贵的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兵工专家李待琛任兵工学校校长时期，为提高学员的理论水平和应用能力，将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引进兵工学校，增加了《军事与技术》、《兵器计算》等基础课程。《军事与技术》是为了开阔学员的视野和思路，明确在新兵器设计之前，需要了解现实的军事战略意图，论证战术与技术上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兵器计算》是为了彻底摆脱中国手工业生产兵器的落后方式，借助科学计算和理论推导，加强兵器设计的精密化、定量化和科学化，这是培养高素质兵器工程技术人员的必经途径。[9]这一课程改革措施进一步夯实了兵工学校学员的理论功底，完善了学员的知识结构，使其技术运用具有理论的支撑。

第四，多方选聘一流师资，实行开放式办学。兵工学校属于军事系统单位，其师资最先是在兵工系统特别是兵工署范围内延聘有专长的学者包括早期的兵专毕业生担任讲授，专任教授很少。尽管兵工署所辖各兵工厂的厂长和工程师大都具有留学德国、美国、日本的经历，实践经验丰富，但师资来源仍显单一和封闭。抗战内迁重庆后，兵工学校借助毗邻沙坪坝国立中央大学的便利条件，以优厚待遇大量延聘兵工系统外的一流师资力量，提高办学水平。兵工学校对被聘来校讲课的中央大学教授，除照发其在大学的薪金外，还使其享受兵工学校对教授的一切待遇，包括宿舍、上下课雇佣滑竿接送以及其他福利等等。由于抗战时期大学教授薪金很低，生活困难，到隶属军事系统的兵工学校兼职兼薪，教育部不便干预。再加上兵工学校生源优秀，实验仪器、实习工厂以及其他教学设备比较齐全，所以国立中央大学的教授愿意来此兼职教学。因而兵工学校除了有关兵器制造和火药的专门课程系聘请兵工方面的专家担任外，其他课程绝大部分聘请中央大学教授兼任。为从制度上解决师资来源问题，兵工学校从1945年起教师由委任制改为聘任制，与教育部各大学教师享受同等待遇。这使学校得以顺利聘请各大学著名教授任教，同时学校还在兵工署机关及兵工厂中遴选专家学者来校任教。

由于兵工学校招生选拔特别严格，课程设置精当，教授从优选聘，校风朴实敦淳，所以成为民国时期办得较好的一所军事技术学校。兵工学校的各届毕业学生普遍受到用人单位好评。1933年，俞大维出任兵工署长后，重视选派兵工科技人员出国学习，加强中外兵工技术的交流。他规定每年在兵工学校的学员中“择其成绩优异者，派往国外留学，资以深造。”兵工学校历届毕业生中考入国防部、教育部、经济部等部门派往外国留学者98人，学生赵国华、徐皆苏等考取中英庚款及教育部保送留美公费研究生。该校毕业生多能不负所学，成为军事工业以及相关国防科技部门科研、教学和生产等方面的技术中坚力量，部分毕业生更是成为出类拔萃、卓有成就的国防科技人才。如后来成为“长征一号”火箭总设计师、1999年在国家为表彰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大会上获奖的任新民院士，成为“长征三号”火箭总设计师的谢光选院士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兵工学校客观上还为新中国军事技术教育的开展准备了重要的师资力量。曾任兵工学校弹道研究所少将所长、著名的弹道专家张述祖教授，著名的机械和火炸药专家沈正功教授，著名的空气动力学专家马明德教授和岳劼毅教授，化学家曾石虞教授，兵器制造专家赵国华教授，火炸药专家钟以文教授等拒绝随兵工学校撤往台湾，上海解放后联名写信给华东军政委员会，要求恢复兵工学校，发展军事科技，改进部队装备。陈毅元帅高度重视他们的意见，将这些军工界专家组织起来，成立华东军区司令部军事科学研究室，为改进部队技术装备发挥专长。1952年8月，军事科学研究室奉中央军委命令北上，参加筹建新中国第一所综合性高等军事技术院校——军事工程学院，成为建院之初师资力量的重要来源之一。张述祖教授被任命为科学教育部部长，沈正功教授兼任技术勤务部计划处处长。曾石虞、赵国华教授任各基础课教授会的负责人。他们为军事技术人才培养和国防现代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