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戴鸿慈生平概述
戴鸿慈先世祖居广东南海县西樵大同堡绿涌村（今南海西樵大同乡戴家村），十二世祖迪功公时才迁居佛山，祖居佛山福贤里桑园。鸿慈生于书香之家，其父戴其芬，讳尧坤，字徽猷，号乾生，生于道光乙酉年（1825年），终于光绪辛巳年（1881年），光禄寺署正，诰授奉直大夫、奉政大夫，妻冯氏生三子，鸿慈即第二子。在学问上，其芬公可谓博通古今，“研精经典，旁及天文地舆，医药卜筮……”，家庭的氛围使鸿慈从小勤奋好学，不敢懈怠，以致有日后的赫赫声名。
鸿慈兄弟姐妹五人，长兄鸿宪，讳裕荣，号光彝，字仁黼，光绪丙子科（1876年）举人，拣选知县，敕授文林郎加五品衔，诰授奉正大夫。弟弟鸿惠，讳裕鎏，字光濬，别字蔼天，光绪已亥科（1875年）举人，拣选知县，钦加五品衔，敕授文林郎，诰授奉正大夫。
从戴鸿慈的父辈及兄弟来看，也称得上是功名显赫，而鸿慈则是其中成就最高的一位，声名远在其父兄之上。他自幼聪颖，十五岁为补县学生（廪生），二十岁为同治癸酉科拔贡、联捷解元，二十三岁时考取光绪丙子恩科进士，殿试二甲，朝考一等，之后一路加官进爵，为有清一代广东官员中任职最高之人。而且屡任试差，多次充当阅卷大臣，逝后亦谥“文诚”。青年时代的戴鸿慈即受到当时佛山名士梁九图的赏识，梁九图看了他的文章大为赞许，并撮合鸿慈与其侄孙女的婚姻，光绪丙子恩科鸿慈的试卷批语为：“大雅从容，馨澈铃圆，金和玉节，声情茂美，神致安闲”；“志和音雅，气足神完”；“词笔凝练，绝去肤庸” ，可见各考官对鸿慈的文章评价都比较高，对他的文才给予了肯定。他中进士后入翰林院深造一年，第二年则授职翰林编修，参与修国史、实录等，之后还屡任试差，文才为其踏入仕途打好了基础。
笔者据已有资料粗略统计，除了后来他的官位逐渐提升外，他还曾3次任学政，12次充当会试、乡试考官及阅卷、读卷大臣，以及1903年经济特科的考官等，为晚清朝中重臣之一。他的大致人生轨迹据已有资料简略整理如下简表：
时 间 主 要 事 迹
1853年4月（咸丰三年三月） 出生
1868年（同治七年） 补县学生，后由廪生选同治十二年拔贡，乡举第一
1873年（同治十二年） 娶妻梁氏
1876年（光绪二年） 进士及第，改翰林院庶吉士
1877年（光绪三年） 翰林院散馆，授编修
1879年（光绪五年） 督学山东，1881年父丧丁父忧，中法战争中在佛山倡办团练
1885年（光绪十一年） 云南学政
1891年（光绪十七年） 云南正考官
1893年（光绪十九年） 顺天乡试同考官
1894年（光绪二十年）大考一等，擢庶子，充日讲起居注官，官方略成书，特奖以应并之缺开列在前，并赏加四品衔；甲午战争中先后多次上折，并请严惩李鸿章，解拿丁汝昌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 四月上善后十二策，十月充咸安宫总裁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 福建学政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 转侍读学士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 迁少詹事，以报效昭信股票，赏戴花翎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 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是年冬学政报满，乞假回籍修墓，寻擢刑部左侍郎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 陈治本疏；是年9月，张之洞致电鸿慈劝梁鼎芬回鄂就任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转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充考试试差阅卷大臣，考试汉御史阅卷大臣，江南乡试正考官；上奏请设宣谕化导使，在翰林院创立报局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充考试庶吉士散馆阅卷大臣，考试试差阅卷大臣，殿试读卷大臣，朝考阅卷大臣，考试经济特科阅卷大臣（举荐梁士诒），覆核朝审大臣
1904年（光绪三十年） 会试副考官，覆核朝审大臣，赴差开封甲辰科会试；上奏会议政务处议事规则
1905年12月～1906年8月（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三十二年六月）率“戴端团”出洋考察；于1906年2月（三十二年正月）受命礼部尚书
1906年8月～11月 上奏请求取法他国实行新政，并联合其他出洋考察大臣上《欧美政治要义》、《列国政要》等
1906年11月 充厘定官制大臣，玉牒馆副总裁，转法部尚书，充参预政务大臣，赏紫禁城骑马，充经筵讲官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1月出版《出使九国日记》；充举贡考职阅卷大臣；统领法部进行改革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疾作，赏假调理；光绪帝和慈禧相继去世后，力疾销假视事
1909年（宣统元年）赏一等第三宝星，充报聘俄国专使大臣；返国后奏言东三省事务；是年10月（八月）命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1910年（宣统二年） 1月1日为协办大学士；2月22日逝世，谥文诚
（注：本表据《清史列传.戴鸿慈传》、《戴鸿慈会试硃卷》、《江浦戴氏宗谱》等整理而成）
从上表中大致可看出戴鸿慈的生平概况，他以学问见长，屡任试差，由学政、侍郎到尚书，逐步升迁，最后以军机入相，仕途可谓顺利。其一生的亮点即是出洋考察及回国后倡言和参与新政，本文后面将有详细阐述。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溥仪继位，年号宣统。戴鸿慈为前朝元老，而且时任法部尚书，在宣统朝仍受到重用。虽此时身体不很好，但“力疾销假视事” ，并于宣统元年四月被赏一等第三宝星，以法部尚书的身份充报聘俄国专使大臣。归国后再得晋升，于该年10月6日（八月二十三日），以法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1910年1月1日（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日）擢协办大学士，并赏穿带素貂褂。但鸿慈已病入膏肓，于1910年2月22日（宣统二年正月十三日）逝世，享年五十八岁。
清廷对他优恤有加，赏陀罗经被，谥号“文诚”，并派贝子溥伦带领侍卫前往祭奠，且加恩赏加太子少保衔，照大学士例赐恤入贤良祠，还赏银两千两治丧；其子戴曾谔也以郎中补用。从清廷的赏赐和优恤可以看出，戴鸿慈当时的地位确实位极人臣。
二、作为“五大臣”之一出洋考察
二十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蚕食以及国内革命党的活动，清政府的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清王朝意识到再不变革，将不容于世界，“乃简亲贵，出洋游历，考察政治，将取列邦富强之精髓，以药我国垂危之痼疾。” 1905年，清廷派出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清廷决定派出出洋“五大臣”后，各界欢天喜地，当时的《时报》发表言论认为所派出的“五大臣”都是“内参枢密，外膺疆寄，于政界占大势力之重臣”，而且都“类皆才略素裕，雅负时望，于政界铮铮有声者”，因此，他们出洋考察，“可以定变法维新之国是；可养大臣政治之常识；可振臣民望治之精神” ，对“五大臣”出洋考察可谓寄予厚望。9月24日（八月二十六日），“五大臣”登车出发，但为谋炸“五大臣”的革命党人吴樾在北京正阳门车站所阻，吴樾当场炸死，载泽、徐世昌受轻伤，绍英比之稍重，行期不得不推迟。一时谣言四起，大家都为他们担心，但鸿慈谓“人臣以身许国，义无反顾”，可见其出洋考察的决心和对自己肩上重担的认识。
经过这次被炸事件，徐世昌和绍英没有成行，清廷改派山东布政史尚其亨和顺天府丞、将上任驻比利时大使的李盛铎两人，组成新的出洋“五大臣”，并分两路随带人员分别进行考察，载泽、尚其亨和李盛铎为一路，而戴鸿慈、端方为一路。12月7日（十一月十一日），“戴端团”从北京出发，经天津往上海吴淞口，搭乘美国“西伯利亚号”轮船出洋。一路上，戴鸿慈详记行程和事件，我们可以从他的日记中来了解他们的主要行程，考察团历时八个多月，先后到达十五个国家，行程十二万里，考察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社会公共事业等方面。
1．对各国宪政的考察
戴鸿慈对宪政的考察，包括了对各国议院的参观和考察、对地方自治的考察及与各国一些专家交谈。日记中提到各国议院有十一处之多，基本上到 每一个国家都有对该国议院的考察，当然也正突出戴鸿慈此行的目的和使命，是为“考政大臣”之一。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戴鸿慈在清政府的大臣中是一个比较开明的人物，所谓有“知新”之誉。出洋后，通过对各国的考察，他更是发现，原来自己所知甚少，遂在各国都虚心向专家学者请教。在美国时曾请“上议员某君到寓演说华盛顿地方自治章程”，并获赠“华盛顿图一本” ，他确实虚心请教，希望能提高自己的宪政知识，多了解一点外国这方面的精义所在。
2．对各国经济的考察
经济考察方面内容就更广泛了，在日记中主要有对银行和财政的考察、对各国工业和工厂的考察等。戴鸿慈出洋时正任户部右侍郎，在考察途中才擢为礼部尚书，户部乃朝廷的“钱袋子”以及掌户籍的管理等工作，戴鸿慈非常注意此方面也理所当然，所以当时有些记载说“戴大臣则往会见银行家，专考察财政” 。
鸿慈大致从银行主要设施、办事原理、保密措施等方面来进行考察。在日本时对横滨的正金银行每一层的结构、设施在日记中都有记载，甚至对员工办事效率的监督办法都有提到。在银行内的第二层，可以凭阑临观员工工作情况，“孰勤孰惰，举无所逃”，他很受启发，认为“凡衙署办事之法，悉当用此为课吏之良法，不特银行而已” ，即是说其他衙署都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来监督员工，以保证工作效率。戴鸿慈还考察了许多银行，都非常仔细，并时不时的加上自己的理解和看法，以备回国能有所采择。
在美国时戴鸿慈约请某大学经济方面的教授精琦来谈财政大要，并将所得大致归为六个方面，即“一曰先定平色之轻重；二曰各省宜分设各局，以便转换而平价直，且勿用各省名目；三曰按人民消费之程度，而定铸用之多寡；四曰宜先定镑价，以免亏损；五曰宜仿各国定金为本位；六曰宜借款铸金元，以纸币辅之” ，戴鸿慈把这些信息都记下来，都是为回国后的实际发展来作准备的。
至于对工业的考察，无论在哪个国家，戴鸿慈等都参观和考察了很多工厂和公司，据笔者初略统计约有三十多家，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各种工厂。
在各国工厂中，戴鸿慈主要从一个工厂的以下方面来考察：一、规模及设施；二、工作的流程；三、工人情况以及福利和后勤服务工作等。为了能更好的说明和比较，戴鸿慈还列了详细的表格，如将美国东部的纺织厂、织布公司等进行列表比较；对一些比较大、世界文明的公司更是记述详细，希望能了解国外大公司之所以兴盛的原因，以便回国后为本国大工厂的建立提供宝贵的经验。
3．对各国教育的考察
从戴鸿慈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戴端团”对教育的考察主要是参观和考察一些学校，据笔者粗略统计，大概有四十所。
他们对高等教育的考察主要是对美国、德国、英国等的大学的考察，像对普通教育那样，从学生和老师的人数、学校设施及是否有女学等方面来考察。在日记中，戴鸿慈对这些方面的记载都比较详细，可见他的确悉心考察。
在专门教育方面，主要是对各国的工艺学堂、手艺学堂、农学院、电学院、化学院、水师学堂以及军校等地方进行参观考察，并以美国和德国为重点，力图能从国外先进之国学习到现代专门教育的发展和管理经验。
从以上看来，戴鸿慈领衔的考察团主要考察内容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分不开的。当时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刚刚起步，虽然知道“强富始基归诸学术”，而且“比年以来，明诏兴学，天下向风”，但是“办法既多参差，宗旨未能一贯，宏规未定，流弊日滋”，所以必须对各国的教育普及情况、学校开设情况以及要兴办学校所需的经费、教员数、所教的科目都要有所了解。
三、戴鸿慈与“新政”
当时国内士民对出洋考察大臣瞩望甚殷，其回国时“欢迎之人更多于欢送”，考察大臣所到的地方成为“全国士民所极注意之地”，人们希望考察大臣给中国带来希望和生机。“戴端团”于光绪三十三年（1906年）六月初一日抵达上海，一路上都有专员保护和照料，并在上海逗留了近半个月，至十四日才乘船往天津和北京。呆在上海的这半个月，戴鸿慈等并没有闲着，多次与张謇、汤寿潜、缪荃孙等会面和交谈以及拜会各国领事和上海的官员。张、汤等是当时立宪派的中坚，所以他们的交谈内容大多为立宪事宜，而且十月十五日在往天津的船上，戴鸿慈还在“阅定各奏折，计定国是、改官制、审外交、设财政调查局、立中央女学校” ，共有五折，可见戴鸿慈考察归来，在上海时就自己考察所得，与当时立宪派人士已进行了交流和总结，并写成奏折，可谓雄心勃勃。
结语
戴鸿慈是晚清政坛上比较重要的人物，是一个在封建制度下成长的倾向新事物的典型，他从封建正途出身，逐步升迁进入权力中枢，思想上仍保留着忠君爱国、维护正统的思想；但另一方面，他愿意接受新事物，主张学习西方当时的先进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来实行新政，希望清政府仿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制，逐步现代化，从而自立自强，以除外患和内乱，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一个新旧杂糅的混合体，但“新”占的成分相对较多。第一，他维护大清王朝的利益，忠君爱国思想始终占据重要位置。第二，他能接受新事物，并未完全被儒家传统观念所禁锢。考察前他已享“知新”之誉，考察时他能接受当时国外的先进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并对此进行自己的思考；考察回国后他更是力荐改革，并以法部尚书带领法部进行司法方面的改革，对中国司法的现代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的用“庸人多福”来概括他。第三，戴鸿慈办事非常认真。不论是在考察过程中他对各方面都考察颇详，并写成了《出使九国日记》，还是在新政过程中，戴鸿慈始终是比较稳健的代表人物。